第一部分 初遇

第一章 来到中国

我走出机场，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在这里，我驻足片刻，任由周遭的喧嚣冲击着我的神经。前面停车场轰鸣的汽车引擎声和人们对着手机的喊叫声此起彼伏。

这里的标识牌是用汉字和对我来说像是阿拉伯文的文字书写的。这两种文字我都不认识，于是我加入了自认为是在等候出租车的人群中。虽然我比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要高出30厘米，但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我所在的城市名叫乌鲁木齐，一座坐落在中国版图左上角不规则延展的城市。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乌鲁木齐更远离海洋的城市。当我从北京飞来的时候，我看到地形从险峻的雪山渐变为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竞赛组织者规划了249公里的路程，包括寒冷刺骨的冰峰、经久不息的狂风，以及荒凉、了无生机的灌木丛林，这就是戈壁沙漠。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跑完这段路程，为此，我打算在前四天每天跑一段比一个马拉松稍短的距离，然后在第五天跑两个马拉松，而在最后9.6公里进行约一小时的冲刺，从而结束比赛。

人们称这种比赛为超级马拉松，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折磨心理和身体耐性的测试了。像我这样的人，愿意花几千美元让自己经受这种彻头彻尾的折磨，这个过程甚至会让人减去身体百分之五的重量，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得以在世界上最遥远却风景如画的地方奔跑，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志愿者组成的后勤和医疗团队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有时候这些挑战会让人极度痛苦，但同时也改变着每一位参与者的人生。

有时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如我最近一次尝试一周跑六个马拉松，但没能坚持到最后，那时候我感到十分痛苦，仿佛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觉得以后再也无法参加比赛了。但我仍然鼓足勇气，决心再尝试最后一次，如果我能够在戈壁比赛中有出色的表现，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奔跑下去。毕竟，在我将跑步视为事业的三年中，我体会过站在领奖台上的感觉有多棒。所以，我无法忍受那种不能继续比赛的想法。

最糟糕的情况是，我可能会像几年前的某位参赛者一样，死在比赛中。

我从网上查到的消息是，打车从机场到宾馆大约需要20到30分钟。可越接近计划的车程时间，司机的情绪就越激动。他变得不高兴起来，并且吵着要我付出三倍于我所预期的车费，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

当我们在一个红砖建筑前停下车时，他挥舞着手臂，想要把我赶下出租车。我看向窗外，然后又看着我行程开时始给司机展示的分辨率极低的相片。如果你眯着眼看，这栋建筑物确实与照片中的有些类似，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宾馆。

“我觉得你需要一副眼镜，伙计！”我尝试着缓和一下气氛，但显然并没有奏效。

司机很不情愿地拿出手机，对着电话的另一头吼叫着。当我们终于到达我的目的地时，他已经怒不可遏了，只见他双拳紧握，开车离开时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车轮与地面都摩擦出了火花。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烦恼。当极限赛跑折磨着你的身体时，也同时影响着你的大脑。你很快就能够学会屏蔽那些让你分散注意力的恼人的小事情，比如脚趾甲脱落或磨破乳头。因此，来自一个愤怒的出租车司机的压力是我完全可以忽略的。

第二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我必须乘坐动车到距离乌市几百公里以外一个叫做哈密的城市，那里是这次比赛的基地。从我来到乌市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踏上了一个极度考验耐心的旅途。

火车站的安检很是严格。我被告知有两小时的时间来进站乘车，但当我看到前面庞大的人流时，我开始怀疑这个时间是否够用。如果说前一天的出租车事件让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我错过这趟火车，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重新订一张车票。而如果我不能按时到达比赛集合地点的话，那么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面对此情此景，恐慌一点用也没有。我调整呼吸，稳住心神，慢慢通过了第一道安检。可是等我通过第一道安检，弄明白首先要去取票时，才发现自己排错了队。终于，我排到了正确的队伍中，而此时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这是一场赛跑，我想我应该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了，在真正的比赛中这种状况从未发生过。

当我终于拿到票，只剩下不到40分钟的时间来通过另一道安检，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安检人员像法医一样仔细审查我的护照，然后我又挤过足足50个人去办理登记，最后我呆呆地站在指示牌和电子屏前，张大了嘴巴，喘着粗气，紧紧盯着那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想着我到底在哪才能找到正确的站台。

谢天谢地，我没有完全被无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对我说：

“你是否需要帮忙？”

我简直想要拥抱他了。

当我到达站台时，发车时间就快到了。车组人员刚好从我身边经过，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着他们。这个场景就好像20世纪50年代的机场，飞行员穿着完美无瑕的制服，戴着洁白的手套，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空姐们则看起来既沉着又漂亮。

我跟着他们上了火车，疲惫地瘫倒在我的座位上。此时距离我离开爱丁堡的家已经36个小时了，我努力清空大脑，放松身体，以此来消除这次行程中不断积累的疲惫感。我看向窗外，试图寻找一些有趣的事物，但是几小时过去了，我只看到了一些平平无奇的土地，它们既不像农田那样被完全开发利用，也不像沙漠那样空无一物，就只是延绵数百公里的土地。

既疲惫又紧张，在我短暂的跑步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即将开始之际，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我曾参加过一些著名的比赛，如享誉全球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这是世界公认的最艰苦的田径比赛。先后两次，我与1300余名参赛者一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晚上则降至4度。在第二次比赛中，我甚至获得了第32名的佳绩。但那已经是1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在那以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事情起因于一次横穿卡拉哈里沙漠的比赛。在那次比赛中，我不断地逼迫自己——可能逼得太紧了——最终我获得了总成绩第二名，这是我在超级马拉松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但我在比赛中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分，以至于最后我的尿液变成了可乐一样的颜色。回家后，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因为严重缺水而萎缩了，同时长跑还造成了我的肾脏损伤，导致尿液中充斥着血液。

在几个月后的另一场比赛中，我开始感到心悸。我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心跳十分剧烈，同时伴随着恶心和眩晕。

以上这些病症又在我第二次参加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再次出现。我像往常一样忽视了这些病痛，并且以前五十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但问题是我逼得自己太狠了，结果刚回到家，我的左腿后腱就不对劲儿了，只要一走路就开始痉挛，疼痛难忍，更别说跑步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用了几个月频繁进出物理疗法诊疗室，得到的答案却是千篇一律：尝试医生建议的力量训练和恢复训练。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病情没有一点儿改善。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最终找到了症结所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没有采用正确的跑步姿势。我个子很高——超过1.8米——所以在跑步时很自然地迈着宽大稳健的步幅，但问题是我没有充分调动那些应该使用的肌肉。

因此，这次在中国举办的比赛是我改进技术后——更快更短的步伐——的首秀。在很多方面我都感觉很好。我已经可以连续奔跑数小时而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并且我前所未有地严格遵循着我的赛前食谱。在这之前的三个月，我拒绝了所有的酒精和垃圾食品，只吃鸡肉和蔬菜。我戒掉了咖啡，希望以此解决心悸的毛病。

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在这次比赛中跑得如我预期的一样好，这样我就可以去参加今年晚些时候举办的更著名的比赛——穿越智利的阿塔卡马盐平原。如果成功跑完那个比赛，我就可以以最佳的状态，去参加来年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赛，并为自己正名。

动车到达哈密后，我是第一个从车上走出来的乘客，在人群的最前面向着出口急速走去。就是这种感觉，我心想。

但安检口的保安却很快给我的沾沾自喜画上了句号。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可以看见车站外排成长龙的出租车在一条空旷的人行道旁安静地等待着，与我一同出站的人们纷纷前去打车。我努力解释着自己是来参加比赛的，并且表示我想打一辆出租车，但我发现这毫无用处。保安满脸狐疑地来来回回打量着我和我的护照，然后示意我跟着他前往一个临时用作办公室的拖车里。

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凝胶和压缩食品的用途，但很显然他并没有相信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之所以放我走，只是因为他感到厌烦了。

等我终于走出火车站，来到人行道时，人群早已消失不见，与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路旁的出租车。

真是太棒了！

我独自站在那里等车。此时的我已经十分疲惫，只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

然而，搭乘出租车还是不顺利，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后，我才到达比赛组预订的经济型宾馆的房间中，盯着空空如野的床铺时，我累极了。

令我困扰的不是语言不通带来的沮丧感，也不是肌肉酸痛和极度疲劳。整整一天，我都在努力不让自己变得紧张，但事情总是越来越糟糕，最终还是让我事与愿违。这并不符合逻辑，也不合常理。出发前，我一遍遍地提醒自己，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北京抵达赛场，就算是错过火车，我也会找到解决办法来让事情走上正轨。并且，我深知，一旦自己站在跑道上，这几天积累的疲劳便会一下子烟消云散。

可事实上，当我来到比赛组安排的宾馆时，我却比以往任何一次比赛前都更加焦虑。

这种焦虑的来源不是长途跋涉，也不是即将面临的对身体极限的挑战，而是一些远远超出这些的东西。

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这很可能成为我的最后一次比赛，我害怕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最终会离我而去。

1984年1月3日，星期二，我九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正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理解了人生轨迹可以变化得多么快。那天天气很好，我沐浴在澳大利亚夏日的阳光下。清晨，我骑着车，做了几个跳跃动作；爸爸妈妈正读着报纸；奶奶住在房子另一侧的一楼，我三岁的妹妹正在奶奶门前的院子中玩耍。我成功地在蹦床上翻了一个筋斗，动作十分完美。午餐后，我和爸爸带着板球拍和几个老旧的球去外面玩耍，他当时刚刚经历了一次支气管炎，这也是长久以来他第一次与我一同参与户外运动。我用他教我的方法握拍，并将球击打得又高又远，越过矮树丛，飞出了我们的院子。

那天下午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闻到屋子里充满了妈妈烹饪的味道：巧克力布丁已经蒸了好几个小时，意大利肉酱中食材丰富，那浓厚的香味让我忍不住把头凑向锅里，使劲吸着香味儿。

真是完美的一天。

上床的时间到了，像其他同龄的小孩一样，我很不情愿地躺倒在床上，但很快就困意来袭，迷迷糊糊地意识到妈妈出门去参加晚上的有氧运动课，而爸爸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板球比赛，电视机的音量被爸爸调到很低。

“迪恩！”

我不想起床。屋里很黑，我的意识仍然沉浸在奇妙的梦的世界里。

“迪恩！”我又听到了爸爸的声音。房间里很安静，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没有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叫我，很快我又回到睡梦中。

我不知道爸爸究竟叫了我多久，但在某个时间点，我知道自己应该起床去看看爸爸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爸爸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毯子。当我进屋的时候，他没有看我，我站在门口，并不想走进屋子里。他的呼吸声很不对劲儿，就好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试图将一丝空气吸入肺部。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他病得很严重。

“迪恩，快把奶奶叫来。”

我跑下楼，敲着奶奶的房门。

“奶奶，快开门，”我说，“爸爸需要您，出事了。”

她立即出来，我随着她返回楼上。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想，奶奶曾是个护士，一切都会没事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或妹妹克里斯蒂受伤，奶奶总会一边处理伤口，一边逗我们笑，给我们讲她在战争返遣医院当护士的故事。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战士，我总觉得她的双手中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会让所有的疾病和痛苦消失。

奶奶一看到爸爸的样子，就赶紧去叫救护车了，而我则留下来陪着爸爸。不过奶奶一回来，就让我离开了房间。

克里斯蒂睡在隔壁房间的儿童床上。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听着爸爸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糟，奶奶用我从没听过的语气说着话。“盖里，”她说，声音比平时大了一些，“只是哮喘而已，救护车就快来了，冷静点，盖里，保持清醒。”克里斯蒂从嘈杂声中醒来，开始哭泣。“爸爸不舒服，克里斯蒂。”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奶奶一样坚强，“医生马上就要到了。”

我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赶紧跑过去开门。我看着救护人员携带着担架和呼吸器上了楼。几分钟后，我又默默地看着他们把爸爸抬出来。我不想看爸爸，此时他仍然挣扎着想要呼吸，头部不停地摇晃着。我还听见其中一个担架轮子嘎吱作响的声音。

我跟着急救人员来到屋外，路灯、车前灯和闪烁的警示灯将夜晚照得格外亮。当急救人员将爸爸抬进救护车的时候——我看到爸爸戴着氧气面罩，头歪在一边——妈妈也开车回来了。她刚下车的时候还很平静，可等到她和奶奶一起来到救护车后面，便开始大声叫喊起来。“一切都会好的，”奶奶说。但我不认为妈妈听到了她说的话。

“我爱你。”当妈妈趴在爸爸身边时，他说道。这也是爸爸最后的话。

妈妈和爸爸一起乘坐救护车离开了，而我、克里斯蒂则和奶奶一起留了下来。我不记清过了多长时间，也不记清我们都做了什么，但我却记得临近午夜的时候房门终于被推开了。妈妈和一个医务人员一起走进来。不用再说任何话，我和奶奶已经知道了结果。于是我、妈妈和奶奶哭了起来。不久后，陆续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都是由奶奶来接的，她的声音很低沉，通话的时长也都只有几分钟。随后门铃也响了起来，第一批邻居们进到屋里，紧紧抱住妈妈，而我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葬礼那天，我看着爸爸的棺材被推进灵车。我挣脱了妈妈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跑上前去阻止他们。我尽己所能想要环抱住棺材，但办不到，我的胳膊不够长。我越哭越厉害，甚至连胸口都疼了起来，随后被人从棺材上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