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晋升的王子

1502年4月3日凌晨时分，一位上了年纪的方济各会修士被枢密院的一位信使从浅眠中唤醒，并被告知要他现在立刻前往格林尼治宫，觐见他的君主。这位老人被要求“以最好的方式”传递的消息的确很沉重，即便对于他这样一位已经服侍国王多年的听告解神父而言也是如此。在春日的威尔士边境，气候十分恶劣，而在鲁德娄城堡附近，可怕的“出汗病”已经隐隐张开了魔爪。一些人从病痛中恢复，但大多数人都不幸去世。“一些人撑了3个小时，一些人两个小时，有人欢欢喜喜上了饭桌，饭没吃完就咽了气。”而在这可怕又平等的屠刀之下，威尔士亲王本人也未能幸免，他当时年仅十五岁半。实际上，天命对都铎王朝的影响可谓深远。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疾病带走了它最好的希望，还在于这种疾病本身就是1485年由亨利七世自己的诺曼雇佣军带到海岸上来的。结婚不到5个月，这位王位继承人便撒手人寰，而他“最亲爱的伴侣”，在16岁3个月大的年纪也因同种传染病病入膏肓。现在的我们可以了解到，亨利国王和他的王后“一起承受了痛苦的悲伤”，在疲惫的修士从他们面前退下之后，这对夫妇只能以其余后代作为希望来安慰自己。“上帝无所不在，”王后勇敢地回应说，“而且我们都还年轻。”

于是，就在亨利王子的前途一片黯淡之际，天命似乎果断介入，令他得以从政治阴影中脱身。尽管在1502年6月22日，亨利便被授予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但直到1504年2月18日他才得以正式获封。而直到那时，他才得到这个新头衔的标志物，戴在左手中指上的戒指——根据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指令，这个标志物意味着他“与正义和公平联姻，并将向四方臣民展示自己的智慧”——以及宫廷的金手杖，“表明他必将百战百胜，把所有敌人和叛乱分子赶尽杀绝”。同样也是在这个时候，根据1504年的议会案卷，他继承了威尔士亲王“以丰厚而闻名的财产”。而这里耽搁两年之久的原因究竟是否是他的父亲对于失去长子的悲痛，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段耽搁的时间大大加深了这位新继承人已经很沮丧的情绪。此外，在这位王子心急火燎、百爪挠心的同时，第二次家庭悲剧的发生也让他更加痛苦。

尽管在36岁时怀孕的风险不言而喻，但约克的伊丽莎白还是在亚瑟去世后一年怀上了孩子。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磨难，她加倍虔诚地行事，准备为分娩穿上一件被认为曾是圣母玛利亚腰带的圣物。然而由于早产10天的缘故，无论她多么热切地寻求，神的庇护最终都未能奏效。这样一来，她也未能在自己所希望的里士满宫分娩，而只能在潮湿阴冷的白塔完成这一痛苦的使命，并且她所在的房间与当年自己两个兄弟被谋杀的现场仅有一墙之隔。在本就不祥，同时还因是“新生儿健康之必需”而被人们布置得闷热难耐、臭气熏天的环境里，约克的伊丽莎白在1503年2月2日诞下一个病恹恹的，被命名为凯瑟琳的女婴。只过了9天，同时也是自己生日当天，这位皇后在冬日的严寒中裹着皮草，不幸辞世了。在母亲去世后，小公主凯瑟琳也“只在人间逗留了不到一个季节”。她唯一留下的历史记录，是为了抵御致命的穿堂风，人们以1先令1码的价格，为她购买的4码法兰绒。

即便亨利对这位新妹妹的去世无动于衷，但他母亲的去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母子二人在大多数时间都相距甚远，王子对她品格的评价无疑证明了他对母亲的深情。这位尽职尽责、毫不起眼的女性，实际上是亨利为自己未来伴侣画下的完美画像。事实上，当他将自己母亲身上所有完美品质都投射到未来妻子身上，希望借此实现自己天堂般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却通常只有地狱般的失望。在这之后4年，亨利在一封给伊拉斯谟的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母亲”的去世，是一种“可怕的预兆”，而且他似乎将这次打击解释成是自己祖母异常恐惧命运突然逆转的再次发生。面对父亲迟迟不肯承认自己的挫折，他现在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恐惧，这种恐惧永远都不会消散：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他才能够平复自己对于死亡和致命疾病的恐惧。这位国王次子被这些忧虑困扰，同时饱受母亲辞世的悲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安地开始了自己身为王储的第一课。

至少在1502年这一年中，亨利开始热切地留心自己富于异域风情的守寡嫂子。天命激发了他的野心，而且从表面上看，他的命运之星仍在上风，因为凯瑟琳公主的父母似乎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再次成婚。在给英国国王的悼念抵达之前，西班牙的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先行派遣了一位特使，建议他们的女儿和“现在的威尔士亲王”成婚。然而，如果说年轻的亨利受到了这一提议的鼓舞，那么他的心情也会很快因婚姻生意和权力政治的难看吃相而变得复杂，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实际上，对于第一次全面参与国事经营，亨利王子的感受很难说是称心如意。他很快就发觉，无论如何，他和他未来的配偶都只能是政治上的敌对者，联姻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双方的父母可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从中讨到最大的好处。

丈夫的死已经让阿拉贡的凯瑟琳地位岌岌可危。亨利七世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费迪南国王讨要她那还没付清的一半嫁妆。但西班牙国王的反对也同样坚决，理由是亨利七世应当先向他支付他女儿作为寡妇继承的那笔遗产。于是，凯瑟琳受困于两个相互争斗的政治大人物中间，在他们的倾轧下变得越发绝望。在从鲁德娄城堡返回宫中后，她的公公起初每月总共给她83镑6先令8便士，尽管这个金额跟当时大多数贵族的月收入相当，但仍不到她作为亚瑟遗孀理应得到的一半，而她已经被迫放弃了这一身份。她住进了她公公在斯特拉特河和泰晤士河之间的达勒姆府，这笔收入也不足以应付她雇用50个家庭仆人的生活开支。而在被国王任命来专门负责限制她生活开支的威廉·霍利布兰德（William Holybrand）的监视下，她不但无法付给用人足够的工钱，甚至连一个跟她身份相匹配的衣橱都无法负担。同时，她的父母对她也是一毛不拔。当她绝望地提出要当掉自己的一部分盘子，来抵消日益增长的欠款时，他们断然拒绝。

当然，凯瑟琳首先是个尽职尽责的乖女儿，她很清楚跟英国人的联姻对于她父母将法国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的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她决定继续忍受这种动荡不安的处境，承受任何可能到来的、变幻莫测的痛苦。但即便如此，英国国王提出的这份新联姻计划的政治意义，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有过分夸大之嫌。亨利七世本人此时正在积极寻找自己的第二位妻子，他对此事不够礼貌的执意询问，暗示了他的兴趣和欲望，这种兴趣和欲望既不完全是政治层面的，同时也与他的年龄和地位不符。“倘若国王再年轻几岁，”弗朗西斯·培根写道，“倒会有人称颂他的风流多情。”英国国王不顾两人30岁的年龄差和这桩结合对教会法的违背，令人反胃地反复暗示自己愿意向这位西班牙公主献上自己皱巴巴的老手。毫不意外，这一提议令凯瑟琳的父母大吃一惊。“这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费迪南宣称。而在自己的夙愿可能破灭的情况下，刚刚升级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亨利自然也不会对这一不甚恰当的行为无动于衷。

于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下，亨利七世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初的联姻方案，让自己的次子参与其中。到1503年的夏天，尽管金钱纠纷和一些其他细节问题尚未解决，这次联姻还是在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状态下加快了步伐。6月24日，英国方面在里士满与西班牙人签署了一份协议，确认亨利王子将在15岁生日时同凯瑟琳结婚，而在婚礼举行之前，王妃的父母应当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价值10万克朗的盘子和珠宝，送往英国。两天后，“在舰队街索尔兹伯里主教的家中”，这个男孩发觉自己第一次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成为宫廷仪式上的焦点。在他父亲和西班牙特使郑重地表示同意这门亲事之后，年轻的亨利在自己12岁生日前4天的时候，牵起凯瑟琳的手，说出了精心练习过的台词。“我很欣喜，”他宣称，“与你缔结婚姻，凯瑟琳，把你当作我的妻子和配偶，并在你我的生命之中，甘愿为你献出一切。”

最奇怪的是，亨利与他哥哥的遗孀结婚所带来的相当多的神学和法律上的复杂问题，几乎都被以一种近乎放纵的态度忽略不计了。教会法以《利未记》为基础，而《利未记》中明确指出，“人若娶弟兄的妻，这本是污秽的事”，并且还继续警告说，任何这样的婚姻“必无子女”。不过当国王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时，上帝又是如何加以评说的呢？无论如何，凯瑟琳坚称自己同亚瑟的婚姻从来都未有其实，这一点也得到了她的保姆，脾气火暴的唐娜·埃尔维拉（Donna Elvira）的证实，她同样表示那个病恹恹的男孩并不是她年轻主人真正的丈夫。倘若这两个女人所言非虚，那么凯瑟琳未来与亨利王子的婚姻倒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但他们仍需要获得所谓的“妨碍公众诚信的赦免”。这项赦免不需要经由教皇本人即可完成。

然而，关键在于，亨利国王和他的西班牙亲家还确实积极推动了教皇本人亲自参与此事，以便如他们错误估计的那样，可以令这桩婚事获得进一步的支持。双方都非常迫切地想要实现这桩婚姻，但他们又都深信对方的无耻下流已经到了极点，因此决心不再给对方留有任何余地，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操纵。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也极力想要取消凯瑟琳的嫁妆，但这只有在她已经成为亚瑟暂时但“真正”的妻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而关于凯瑟琳没有与已故丈夫发生过性关系的传言被从容地压下，广为流传的版本则是人们认为亚瑟确实在新婚之夜“临幸了西班牙”，正如他本人在第二天早上吹嘘的那样。而在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为表现自己的深思熟虑而进行的长达几个月无来由的拖延之后，他最终宣称，鉴于亨利和凯瑟琳独有的顺从品格，尽管二人有亲缘关系在身，但他们的结合还是会获得罗马的祝福。就在那一刻，此事也得以暂告一段落：仿佛一块沉重的巨石，微妙地被搁置在一处脆弱的山脊之上。

在短时间内，一些敬陪末座的宫廷人士对未来的前景产生了快乐的期许，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王子本人。他现在陷入一种对未婚妻标准化的崇拜爱慕之中，这种行为也满足了当时宫廷习俗的日常需要。毕竟，亨利曾经完全沉溺于那些新旧传奇故事里的骑士情调之中，这些故事此时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印刷机，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国本土涌现。无论任何地方，任何角落，爱的颂歌似乎都在空气中回响萦绕。年轻的亨利为都铎王朝精心设计的“伪装”而着迷，时时幻想着长发飘飘、笑靥如花的少女从虚构的城堡上方向下探望，等待着年轻的骑士打马赶来，将她们营救到那可靠的座驾之上。而且除非有迷人的少女从旁陪衬，否则任何一场骑士比武都是不完整的。同样地，当皇家礼拜堂的孩子们在晚餐时到吟游诗人的长廊奏响乐曲时，也往往是以爱的力量为主题，与侍臣饭后唱的调子如出一辙。因此，此时的王子心中始终充满了“真理与荣誉”之类的言辞，同时也充满了关于无情少女辜负有情郎的哀伤。因此当他在罕有的机会里，得以见到自己美丽的心上人，身着曾经华丽但业已褪色的盛装，这位即将成为骑士典范的年轻人，内心必然饱受高贵的怜悯之心的煎熬，同时也因保护欲勃发而雄心万丈。

但当年轻的亨利雄心万丈之时，他对父亲的怨恨也随之水涨船高。到1504年时，他已经认为自己年纪足够大，应当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到自己的公国附近居住了。就连不幸的小爱德华五世，也在比他年纪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到鲁德娄城堡定居。对于早熟且抱负远大的亨利而言，获得自由和全新地位的前景实在难以抗拒。然而，直到凛冬已过，春回大地，甚至初夏都已经降临人间，他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而当命令终于到来，亨利的目的地却不是鲁德娄，而是威斯敏斯特，因为国王认为新的王位继承人只有在他眼皮之下才能够得到保护。尽管并不准确，但这个男孩足以感受到这份命令无异于监禁，他随之而产生的愤怒也必将引发严重的后果。首先，这无疑会激起他对那些觊觎王位、伺机叛国的危险分子的仇恨，因为正是他们才促使国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命令带来的怨恨，使得王子不愿从他那过分严厉的父亲身上学习所谓的统治技巧，而后者对自己儿子不遗余力的敦促，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令二者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不断承受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只会让这位王位继承人的缺点继续放大，而无法得到改善。

在短时间内，年轻爱人的慰藉似乎可以让王子的沮丧得到缓解。但正如凯瑟琳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天命就像一位垂死的母亲的心跳一般多变。1504年11月，当亨利王子罕见地在自己“妻子”的精心陪同下，参观威斯敏斯特宫时，后者母亲去世的消息却随之传来。由于这一突发情况，以凯瑟琳为中心的政治纽带随即土崩瓦解，她也立刻从王子的未婚妻和宫廷宠儿，变成了丧亲者与前途未卜之人。既然她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卡斯蒂利亚的合法君王，那么西班牙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未来便显得可疑，而凯瑟琳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也濒于崩溃。最关键的是，失去了女王的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凯瑟琳的疯子姐姐胡安娜，她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之子，英俊的勃艮第公爵腓力。腓力打算以他妻子的名义统治卡斯蒂利亚，这一点很快变得明朗，而对于亨利七世而言，同腓力结盟自然就要比联合费迪南更有价值。这样一来，现在还住在英国王宫里的这个西班牙公主就变得没多少政治意义了。

而此时，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年纪已经足够大，能够看明白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凯瑟琳政治和个人地位的改变。但他还没有经过亲身经历的锤炼，因而在接受父亲交代的任务时，并没有因此产生最为深刻的忧虑。不过，尽管未婚妻被废黜实属正常，但在表面上，真理、荣誉和浪漫情怀仍是亨利的理想。因此1505年6月27日，在14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被要求放弃他倾注了格外多青春激情的西班牙公主的婚姻承诺时，一定绝非易事。此外，他还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放弃了婚约，以至于凯瑟琳仍然以为自己注定要嫁给他。因为只有这样，他的父亲才能够掌握主动，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向腓力抛出橄榄枝，让王子获得一桩更有利的亲事。

这桩不光彩的事情并没有在光线充足的宫廷里完成，而是在里士满宫殿西翼厨房下面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进行，这也算是恰如其分。在那里，王子站在一位穿着黑袍的公证人和一个由枢密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面前，像一群阴谋家一般挤在一处。身穿宫廷长袍主持这个仪式的人名叫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他当时是温彻斯特主教，通过在都铎王朝支持者流亡布列塔尼亚的黑暗日子里为他们鞍前马后而得到了王室的青睐。此时，在这个更加安定舒适的年代，亨利七世则要利用他来缓和这桩微妙的勾当中的道德裂痕。在这位老谋深算的神职人员（以及他身边字迹潦草的公证人员）面前，亨利王子被迫以自己最具男子气概的口吻，郑重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关系“无效、瑕疵重重、不具有任何效力”，并将此前立下婚约的理由一股脑推脱给年少无知。当所有的真诚善意都在这一记重锤下彻底粉碎，亨利的天真时代也就此告终。

即便国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反对这门婚事，也不大可能减轻这一事件对这个男孩的创伤，因为亨利此时完全是在以违背初心的方式行事。毕竟，作为一位雄心万丈的浪漫传奇故事的男主人公，他怎么可以在将公主从痛苦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之后，又随手将她抛进黑暗的旋涡之中呢？然而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政治层面的轻重缓急显而易见，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困境。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但亨利王子更纯良的本性，此时还没有被国家利益所蒙蔽。温驯地成长于崇高荣誉与典雅爱情的理想中的他，既不能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也不能欣然接受自己曾是这一阴谋的共谋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许久。因此，解决这一道德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别处，甚至可能推到受害者自己身上。于是，摆脱内疚感的诉求如蛇般迅速扭动驱驰，使得亨利自此以后的行为都充满了恶毒的特质。尽管随后他渐渐得到父亲的认可，但每一个迹象都表明，未来的亨利八世将会成为第一个“独夫”，进入这肮脏不堪的政治世界。

在一封写给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信里，这位王位继承人很快就抱怨说，凯瑟琳曾威胁说要许下宗教誓言，自己将献身于一种省思及禁欲的生活。也许听闻王子的秘密毁约传闻后，她确实在旁人的建议之下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这样做一来以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为要挟，二来也挑战了她“丈夫对她的权威”。可1505年10月教皇做出回应，确认“在丈夫的意愿之外，妻子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主宰权”，同时还确认根据丈夫的意愿，“她的任何生活习惯都可以被更改和取消”，这一裁定将带来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拥有了相当于教皇首肯的“武器”之后，亨利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便可说服自己，凯瑟琳的叛逆之举为他最近宣布取消婚约的举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理理由。到1505年夏天，亨利王子，这位崭露头角的亲民王子，未来国家美德与“谦卑”的典范，已经为未来学到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如何从原则上避重就轻地处理自己的过错。随后，他以同样巧妙的技巧，越发熟练地将自己的良心从其他纷扰中解脱出来，并将过错一股脑推到受害者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三个年头当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变得越发受人瞩目。他的仪态较之他的父亲更显威严，同时他也意识到，身为一国王子，必须要引领时尚风潮。他身上缀满了亮片与宝石，同时洒满麝香、龙涎香、薰衣草、玫瑰水和橘花水，还会穿上蓝色与红色的天鹅绒以及紫色的绸缎来凸显自己皮肤的光泽。他的穿搭也开始学习最新的欧陆风尚。作为身体上一个引以为豪的独特位置，他的小腿肚在意大利最新出品的及膝短裙衬托下更显优美曲线，而他紧身短上衣的袖管也是以当时瑞士及德国雇佣兵最流行的样式缝制勾勒。为了让自己宽阔的肩膀显得健壮有力，他巧妙地在上面罩了一件外套，而他天鹅绒帽子上的金色花边则进一步衬托他头发的乌黑油亮。当然，他的发型也经过了精心打理，两侧的头发用发钳烫出弧度，使之与下巴的弧线吻合，同时前额留有刘海，“就像威尼斯的牧师一样”。

然而，在这位风度翩翩的王子迅速提升自己壮美优雅的男子气概的同时，他的准新娘却仍在为保持外表高贵苦苦挣扎。她栖身于威斯敏斯特宫外围狭窄的斗室里，这里自1505年12月以来便一直是她的居所，而据她自己承认，她在资金方面几乎“捉襟见肘”。威尔士亲王的15岁生日本该是她的大婚之日，现在却泡了汤，她只能目送自己的珠宝和盘子一件件消失在伦巴第街意大利放债人的保险箱里。公主写道，放债人每天都会来侮辱她。她的厨子已被送回西班牙，结果半路被俘，成了巴巴里的摩尔人的奴隶。此时她身边只剩下了管家阿隆索·德·埃斯基韦尔、财务主管胡安·德·西塞罗、一位孤独的医生，以及5个剩下的女仆，凯瑟琳声称她们非常绝望，以至于已经准备好“上街讨食”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她开始变得性情乖戾，同时，她唯一的希望一点点地变成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角色，而不是她父亲手中一颗半死不活的棋子。

然而，如果说王子跟他的未婚妻仍维持着半死不活的关系，算是一种宽宏大度的屈尊俯就，那么处在仍被父亲控制的麻木从属状态下的他，对自己的位置也并不满意。1508年夏天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当时亨利已经17岁，距离王位咫尺之遥，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在竞技比武中亮相。当时他已经快长到他最终的身高6英尺3英寸，身负意大利出品的最上乘盔甲，他的坐骑则身披装点着鸵鸟毛的华丽布料。他似乎精于自己参加的每一项竞赛，无论是绕圈赛马、持剑操矛徒步作战，还是马上对战，他都博得了众人的一致喝彩。然而一个多月之后，在1508年7月24日，亨利七世要凯瑟琳到格林尼治宫他的密室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彼时的王子却仍像是个小学生般被命令从房间离开。

当然，这里有一种诱惑，即把这位父亲的行为归结为一种单纯的怨恨，因为他已然老朽，终将被一个更具魅力与活力且更受欢迎的人取代。但实际上，这位父亲更多是在忧虑，因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位新的继承人缺乏成为君王的微妙气质与自制能力，并不适合去完成他父亲指定给他的巩固江山的重任。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亨利七世有时会“靠在一张高高的镀金椅子上，上面盖着一块金色的布，还有一圈宝石”，同时戴着“嵌着大颗宝石和珍珠的帽子”出现在各国大使面前。但这些开销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令那些相信财富即地位的人将他看作真正的国王。与儿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衣服或繁琐的小饰物兴趣寥寥，而且即便他并不反对在年轻的廷臣们中间弥漫的享乐主义，对此也十分轻蔑。都铎王朝第一任君主统治期间，同样没有表现出任何与第二任君主时代过分张扬的自我宣传密切相关的内容。当亨利七世为迈克尔·西托（Michael Sittow）给自己绘制的晚年肖像做模特的时候，他几乎完全轻蔑于此事，头发未经梳理，手指动个不停，仿佛希望这项差事赶紧结束。很显然，亨利七世是个事业心旺盛但没什么情趣的人，即使是在最朝气蓬勃的时候，他也无意像儿子那样在宫廷上打扮成牧羊人、摩尔人或土耳其人吸引众人的眼球。但时代已经改变，未来的亨利八世已经在宫廷的走廊和隔间里，嗅到了全新的、春天般的清新气息。

这对父子之间冲突的先后次序，与他们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有明显关系。作为娇生惯养的国王之子，亨利王子成长于重重保护之下的特权环境中，而他父亲在他这般年纪，却早已在争斗与危机中学到了许多。时至今日，许多家长对这样的困境已经十分熟悉。然而，这位父亲身负的重要职责又令他无法长期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此时又怎能同他建立起全新的、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统治者，他不会放任自己的继承人以这样的姿态继续成长。就这一点而言，他完全无法理解儿子的高雅品位与学识，他的小说与幻想，以及他热衷于人前显圣的个性。另一方面，如何才能让这位固执任性的年轻人理解父辈为了千年基业，不惜令自己的行事显得怪异的那些猜忌与牺牲？这些最初只是相互不理解的代沟，逐渐演变成强烈的反感，最终令这位过早衰老的国王下定决心，要将儿子锁在自己的牢笼中——不仅仅是为了王子个人的成长，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实际上，直到真正黄袍加身那一刻之前，这位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一直都过着一种被严格限制的生活，这对他日后自私而不加节制的统治风格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在1508年来到英国的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Fuensalida）的说法，威尔士亲王在如此大的年纪仍然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搞不好此人是个女孩。直到亨利登基前一年，他似乎还经常“像个女人一样被锁在房间里”，这个房间距离严密监视他的父亲咫尺之遥。显然，他只能通过一道暗门离开，并且始终被由他父亲指派的侍者包围。这位大使同样表示，没有人能够接近亨利王子，更不用提跟他说上话了。在公共场合，他几乎始终一言不发。“他噤若寒蝉。”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写道，“除了回应国王的要求，他什么话也不说。”

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证实所谓的流言，即王子在当时被囚禁在威斯敏斯特宫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与多年来为他立传的作家们意见相悖的是，亨利无疑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仆人，包括男仆、管家和牧师，他还拥有自己的吟游诗人，甚至还有一群乐师。实际上，亨利私人马厩的一位马夫后来郑重地发誓说，这个男孩就和他已故的哥哥一样，享受到了“国王儿子应有的尊严”。所有这些都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王子是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宫廷里生活的，这个被隐藏起来的小宫廷固然重重受限，但至少舒适惬意。在这个小天地里，亨利完全可以保有自己的威仪，在自己王室的罩篷下用餐，而他的仆人则在房间下方仰视着他，跟他保持着恭敬的距离。而在自己的良师益友，以及小5岁的妹妹玛丽面前，他都可以继续摆出文艺复兴萌芽时期的壮美形象，并且做出激动人心的承诺，宣布充满荣光的军事行动即将到来，即便这些都不怎么让人信服。但不容忽视的是，固然这位年幼的、被限制的王子仍可以保有这一切，但他也越发意识到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他而去，他的实际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位继承人鲜有机会接触到外部世界，反之亦然。必须有国王的明确许可，人们才能走上通往王子寝宫的大道。而且在下午于公园自由活动期间，除了他被特别指定的同伴，“出于王子生命安全的考虑”，任何人都不得与他交谈。与此同时，任何想要谒见王子的访客，都必须从两个全副武装、手持镀金戟，守卫在国王寝宫大门两侧的卫士身边经过。最能说明他被有意隐匿起来的证据，是1504年至1505年，很少有大使在报告中提到亨利王子。如果这些热衷于探查打听、发掘流言与传闻的使节们都无法制造机会与他见面，他就真的是难以触及的了。当然，当他带着随从前往里士满、温莎或任何皇室居所时，他也同样会和在威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宫一样，受到严密的保护。

不过，这位王位继承人倒是有机会获得至少一个人物的陪伴，那就是第四任蒙乔伊男爵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他受国王委托，陪王子一起阅读历史书籍，同时提升他的拉丁文写作能力。1499年，他被任命为王子的“研习伙伴”，而仅仅在两年前，他还帮助国王粉碎了康沃尔叛军的阴谋。像布朗特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位高贵的贵族坚定地表现了他的英武，捍卫了自己为国王效忠的名声。但此时，更重要的则是他那横溢的才华。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位男爵就已经成为当时才华超群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的重要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托马斯·里纳克尔（Thomas Linacre）、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林肯律师学院年轻学生，在当时他便已经获得了“甜嘴蜜舌”的美誉。在他的牧师和皇后学院的一位学者理查德·惠特福德（Richard Whitford）的陪同下，男爵的叔叔安排他在巴黎正式完成学业，在那里，他得到了伊拉斯谟的亲自指导。在回国同年轻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赛伊（Elizabeth Saye）完婚后，他还曾邀请荷兰人到他位于格林尼治的家中做客。在那之后，蒙乔伊男爵便获得了这位欧洲最重要的学者的第一位英国赞助人这一殊荣。实际上，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伊拉斯谟才开始了对于《箴言录》（Adagia）的研究。因此，总的来说，这位廷臣似乎十分适合以目前需要的方式，对威尔士亲王的才智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与打磨。

然而实际上，蒙乔伊男爵充当的并不只是威尔士亲王的临时导师。他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这位正在成长的男孩掌握更为广泛、考究的“绅士风度”。蒙乔伊男爵素以体面优雅、彬彬有礼著称，以迎宾者的身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外交聚会，这一点绝非偶然。用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话说，高贵的完美标志，是“对于任何粗鲁的行为都能够用优雅艺术的方式加以掩饰，并且……可以在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状态下完成”。因此，这一切都要基于最为敏锐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复杂心思的了如指掌。从这个程度而言，真正的优雅并不是习得的，而是领悟、捕捉到的内容，这也就让蒙乔伊男爵的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他的学生的身边人在他身边始终无法做到自然放松，甚至总是让自己像是一件玩物和装饰品。事实上，亨利唯一知道的就只有这种刻意的尊崇，而这种尊崇最终成了他唯一能够容忍的旁人的状态。

因此，通过观察自己导师的一举一动，亨利只是在既广泛又狭隘的状态下，学到了“示好游戏”的皮毛。他当然领悟到了装出一副“温文尔雅、亲近众人的形象”的方法，同时也懂得如何将自己打扮得高贵典雅，如何通过网球、草地滚球、打圆盘或者多米诺骨牌，以及精心谋划的良好友谊来广泛交游。他还在玩各种纸牌游戏的同时，观察到了蒙乔伊男爵如何轻松地打情骂俏，映着烛光看到廷臣们如何对他们的狂热崇拜者投去胜利的一瞥。但当亨利在这些场合里木讷地进行观摩之时，他也受到了蒙蔽，令他从各式各样的恭维者那里，相信宫廷不过是一款齿轮玩具，一切都是为了配合他的步调而设计。他还会相信，只有他一人才是令整个宫廷熠熠生辉的理由。即便蒙乔伊男爵将良好的行为准则传递给了王子，但他也只是成功地教会了后者“绅士风度”的表面文章，而无法触及其本质。

当然，尽管这位光鲜靓丽的贵族很适合为王子的消遣设计“真人秀”，但王子同他的亲密关系很容易暴露出其他问题，并且很快会被人捕捉并误解。蒙乔伊男爵当然不是放浪形骸之徒，而且王子是在其他人那里听闻宫廷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地下元素的。但尽管思想正统，男爵对女人的偏爱也的的确确导致他四度结婚。此外，早在19岁时，他就和第一任妻子结了婚，而他在宫廷中“雄孔雀”的地位，与其他跟他类似的人物一起，反映并发展了宫廷上各式各样以求爱为主题的典礼活动，这些活动已经被年轻的廷臣们广泛接受，成为他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廷臣来说，一个充满爱之吸引力的扮相，跟他胸口沉重的金链子，以及身上浓郁的异国情调一样，都是成为“时尚达人”的关键。而不管结婚与否，出身高贵的情妇的耳边呢喃，也总能为男性平添更多魅力。

有关这一点以及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威尔士亲王无疑都是通过蒙乔伊男爵学习的。然而此时的他却只能在宫廷日常活动中极其边缘的位置露面。实际上，这些年来，他几乎没有在第一等的活动和节庆仪式里扮演主角。例如妻子刚一去世，亨利七世就把基尔代尔伯爵召到英国，以招待他儿子杰拉尔德为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娱乐活动，长达3个月，但亨利王子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1503年年底，当时在贝纳德城堡和温莎，为庆贺勃兰登堡的马尔格雷夫（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来访，人们同样举行了奢华的娱乐活动。甚至到1504年2月，在为庆祝威尔士亲王获封的一系列奢华活动中，亲王本人依旧籍籍无名。两年之后，当美男子腓力和他的妻子胡安娜造访英国时，年轻的亨利倒是在福克斯主教的严密监视下，陪他们共度了一天一夜，并且在圣乔治教堂的镀金天花板下接受了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勋章。然而当卡斯蒂廖内和乌尔比诺公爵的其他代表造访，宫廷举行类似的活动时，王子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参与的机会。1508年阿伦伯爵（the Earl of Arran）及其兄弟被扣留在英国时，里士满和温莎举行了一些活动，但王子同样没能露面。

与此同时，如果说这个男孩在上流社会的活动受到了刻意的限制，那么直到真正掌权，他所获得的政治训练同样也是一片空白。他确实曾在奥蒙德伯爵（the Earl of Ormond）的特许状上签字，让他可以每周进行一次集市活动，还曾给予威斯敏斯特宫圣斯蒂芬教堂的座堂主任牧师及司铎一些拨款。和亚瑟幼年时一样，他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一些调解委员会当中。1503年1月16日，他还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次听审裁判巡回法庭上露了面。但这些无疑都只是空有虚名，他并没有在国家事务中担负任何重要责任。他甚至没被敦促，要密切关注政府的运作方式。他只是偶尔成为官方文件的签署人，而且也没有任何参与议会会议的记录。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严苛残酷的王权技艺领域，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训练，亨利八世便登上了王位。

当然，从某些角度，强加给王子的严格隔离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比如人们总是十分小心，以确保当他在场时所有的言论都关乎“美德、荣誉、机警、智慧以及恭敬行为，谨防任何可能导致他堕落的内容”。同样，对于传染病威胁的现实担忧也是尽量避免让王子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个原因。毕竟在1508年，亨利王子家的几个仆人先是起了传染性的皮疹，随后高烧不退，甚至在临终前身体发臭，最终死于一种未知的致命疾病。随后财务大臣休·康威爵士再次发表了不够恭敬的言论，他表示如果国王去世而王子尚未成年，那么后者大概很难在宫廷中获得足够的支持。不过，当国王透过楼上的窗户，观察王子在庭院里跑跑跳跳时，他的担忧可能并不止于安全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他能不能活到成年，而是他的行为做派能否担负得起王位。

从获封威尔士亲王开始，亨利便在被称为“心腹”的男孩和年轻男子的陪伴下生活。这些人年龄不同，背景各异，其中包括了爱德华·内维尔（Edward Neville）、亨利·柯特奈（Henry Courtenay）和尼古拉斯·卡鲁（Nicholas Carew），但日后他们都可能会被这个现在跟他们一起玩耍的孩子以叛国之名处死。内维尔是拥王者沃里克的后代，跟王子拥有相似的肤色和健壮的体格，因而甚至有传言说他是王子的私生手足。这两个十几岁的男孩确实曾经情同手足，在富丽堂皇的宫廷活动中参与竞赛，身着富于异域风情的服饰，于最具魅力的女性面前散发自己的魅力。但除了甘愿成为王子的陪衬，从不盖过他的风头，内维尔和他的同伴们也很好地扮演了侍从的角色，成为一系列伟大场面的合格点缀。根据场面的需要，他们会穿上华丽的黑色或蓝色天鹅绒礼服，饰以金色的百合花以及其他富丽的象征。他们充当护送者和骑手，而作为回报，他们得以接受皇家教育，学习“与他们身份、年龄相称的语法、音乐以及其他充满智慧与锻炼意义的人类活动”。

在这个由一群吵吵闹闹的年轻人共同组成的茁壮成长的团体中，查尔斯·布兰登对王子的影响尤其明显。布兰登年长亨利7岁，从各个方面讲都是那种自信而莽撞的领袖，任何愣头愣脑的热血男孩都会追随于他。尽管他出身卑微，后来被伊拉斯谟称为“马倌”，但在成年之后，他成了“第二国王……或多或少”。实际上，他的父亲威廉·布兰登是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一战中的掌旗手，据说是被理查三世亲手斩杀。而随着母亲死于分娩，祖父也在1491年去世，这个名叫查尔斯的男孩便孑然一身了。但他的运气极佳，由于自己父亲的忠诚，他得以受邀进宫，成为亚瑟王子的玩伴。此后命运女神继续向他微笑，当亚瑟和凯瑟琳公主移居鲁德娄之后，布兰登留在了伦敦，陪同国王的次子生活。在随后几年里，他成了亨利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朋友，成为他的“挚友”圈子的核心人物，并在亨利青春期及成年之后，对他精神世界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布兰登在1502年时业已成年，他身材高大魁梧，一头黑发，性格外向，很有吸引力。尽管精神方面并无太多过人之处，但他在他的皇室伙伴们中间展示了自己显而易见的体力优势，以及摔跤、狩猎、赛跑、骑马比武方面的过人天赋，从而弥补了这一点。他还展现了格外充沛的男性魅力，这毫无疑问成为青少年时期的亨利崇拜他的重要原因。实际上，1505年时布兰登就已经答应迎娶加来总督之女安妮·布朗。尽管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订婚协议已经在布兰登的资助人艾克塞斯伯爵面前签署。因此基于教会法，两人的婚约已经生效，而安妮不久便怀孕了。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布兰登在女儿出生之后毁弃婚约。同样，这也不能阻止布兰登与安妮·布朗的姑妈——一个名叫玛格丽特·莫蒂默的非常富有的女人——共结连理。他所展现出的这种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便是同时代人也有些看不下去。但这还没到布兰登道德范畴的底线。当愤怒的布朗一家将女儿的婚约被毁案告上法庭，他的婚姻很快破裂，但这位执着的婚姻交易经纪人还是跟他那位有钱的寡妇“复婚”，可能还在1508年举行了一场相当体面的婚礼。毫无疑问，这桩肮脏生意的每一个有趣细节都同时被王子看在眼里。到后来，他似乎正是据此，得出了婚姻应当在年轻人诸多事务中处于何种位置的愉快结论。

因此，作为王子的伙伴，布兰登和他的小伙子们显然不甚理想。但国王也清楚，这些人必不可少——不仅是为了儿子的快乐成长，更是为了让他接受军事技能训练。实际上，从那时起，王子便已经对战争和彰显武功的行为越发着迷了。尽管中世纪的骑士传统正在迅速衰败，但至少仍旧活跃在文学里。到亨利出生那一年，仍有几十种颂扬骑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新书在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那里出版。正是卡克斯顿告诉他的读者们，“于凡人而言，为扬名立万、名垂青史而忍受辛劳与痛苦，是最为正当的事业”，而这种情感令青春期的王子直到成人之后仍为之着迷，并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一个饱受痛风之苦的秃顶老人。毕竟他是看着赫克托耳和查理曼的故事长大的——圣杯传奇、兰斯洛特、加拉哈德、崔斯特拉姆和珀西瓦尔始终都是他的思想来源。他也会对当世的一些传奇功业有所耳闻，例如骑士贝亚德（chevalier Bayard），据说此人曾单枪匹马保卫位于加里利亚诺的桥梁，一人对抗200名西班牙士兵。亨利相信，除非自己也能创下如此功绩，否则他永远都不配成为一代君王。

最重要的是，他渴望能够在中世纪英国国王们的老对手法国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伊拉斯谟曾多次与亨利见面，后来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称王子“儿时的梦想就是光复法国各省”。弗鲁瓦萨尔那些关于英国人在法国土地上压倒性胜利的作品，亨利照单全收，极致的英国式勇气在他的脑海中深深铭刻。他了解克雷西的伟大胜利以及随后卢安固若金汤的城堡如何被攻陷，清楚图尔奈围攻战的每个细节，爱德华三世在数个星期中不断运筹帷幄。最重要的是，他为亨利五世无与伦比的攻击着迷，那是“所有骑士事业的鲜花与荣耀”。在阿金库尔之战前夕，他曾冒着大雨穿过营地，鼓舞士气低落的军队重整旗鼓，夺取胜利。亨利也被十字军东征深深吸引，当时基督教世界尚未达成共识，将永远不会在圣地竖起战旗。随着这位王子单薄的身体逐渐发育成英雄的模样，他的青春期幻想也随之增长。

作为一个年轻人，亨利当真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完美的骑士，源源不断的各种美誉只会让他无拘无束的浪漫主义思想进一步滋长，同他幼稚的自我中心性格并驾齐驱。他学会了用剑、矛和圆盾击退所有来犯的敌人，此时则操练着跟布兰登和其他心腹们骑马比武、吵吵嚷嚷的技艺。他也第一次穿上了圆润光滑、闪闪发光的意大利风格板甲。他还学会了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穿脱铠甲，即使是在酷热的夏天，太阳光让金属变得更加灼热之时。他也可以背负大约60磅的重物快速移动。据说到16岁时，他每天都会按照计划进行锻炼，同时还在长矛技术方面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指导。每每有机会，他就会像挥舞着弯刀的土耳其人一样，对着真人大小的靶子劈刺砍击。他同时还熟悉了枪支和火药的使用，了解到重型火炮惊人的破坏力。战争技艺的任何一个方面，他似乎都已经了然于胸。他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同龄人进行当面的批评或是严肃的挑战。

随着王子的进步被人们胡乱吹嘘，他开始表现出固执的个性，这不禁让国王对他自娱自乐式的长进感到烦恼。1504年，当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达到顶峰，埃尔南公爵曾宣称：“国王如此喜爱威尔士亲王，真是好事一桩。”但他随后又别有深意地补充道，“但国王把他带在身边并不仅仅是出于喜爱，他希望能敦促他进步。”而根据有机会了解内情的王子亲戚雷金纳德·波尔的说法，国王实际上对王子深恶痛绝，“对他没有感情，也没有幻想”。与此同时，作为王子以及整个宫廷的亲密伙伴，蒙塔古勋爵也曾发表过相似的议论，但这却在多年后成为他被控叛国的把柄。当然，年轻的亨利能够通过叛逆，将国王逼入一种病理性的狂怒状态。他会在国王教训他的时候出神，“眼睛闭着，既没有睡觉，也并非清醒”。按照富恩萨利达的说法，有一次，国王和他的儿子甚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仿佛想杀了他”，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小时，直到情绪回到正常。

到接近成年时，王子表现出更多令人不安的特质。他的父亲对此无能为力，也无法完全控制。米兰大使在这方面的评论可能格外具有启发性。比如他曾评论说亨利王子“为人单纯坦率”，这句讽刺性的恭维实际上表明了王子令人遗憾的个性，当他发觉没人在意他的时候，他就会不顾场合跑到大厅里玩耍。16岁时，当一位法国侍臣称赞他的箭术高超时，王子天真无礼地回答，这位侍臣的箭术“作为一个法国人已经够不错了”。尽管心地善良，但年轻的亨利的活力却让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总是烦躁不安。米兰大使称他“恨不能在脚上套1000只鞋子”，他还观察到亨利特别容易感到不耐烦，“从不能保持安静”。最让人担忧的是，他的不安当中伴随着骄傲。伊拉斯谟指出，亨利王子“无法忍受任何人在和他讲话时看着他的脸”。他的固执同样超乎想象。托马斯·沃尔西后来谈到亨利时说，一旦他下定决心，“就算有天使下凡，也没法劝他回头是岸”。“给他建议一定要慎重，”沃尔西警告说，“一旦被他采纳，他永远都不会改变心意。”

威尔士亲王在父亲的严密监视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最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讽刺的是，当时的国王在体力及精神层面都变得衰老不堪，而他的继承人却被他更为窒息地束缚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于是在他当政的最后几年，这个儿子观察到的是一位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偏执的父亲操纵着王权。在这个跟理想主义毫无干系的环境之中，亨利王子开始认为统治的关键，正是时不时暴跳如雷，以及对个人冲动的放纵。因此，尽管亨利七世十分努力，并且毫无疑问是出于好意，但他却无法将王权智慧的基本原则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对待权力，要区分合理的使用与滥用，同时要将个人的思虑置于主体需求之下。

在自己日渐衰败的过程中，国王的统治风格变得色厉内荏，而这成了他的继承人日后的主要风格。有一次，言行浮夸、不够得体的富恩萨利达激怒了他，这让他大为光火，拒绝“和他见面、听他说话”，下令不许西班牙人踏入宫门一步。而当富恩萨利达来到宫门前时，国王甚至让他的仆人勒住大使坐骑的缰绳，粗暴地把他赶走。还有一次，在王子14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通过暴跳如雷来解决跟西班牙之间的商业纠纷，因为后者想要解雇800名游手好闲的英国水手。“他说的话简直不堪入耳，”西班牙大使抱怨说，“此人毫不掩饰自己极端的情绪。”在皇室愤怒的施压下，这场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王子却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并且得出结论：大发雷霆和污言秽语将会是处理日常政治问题的有效工具。

随着国王的暴怒愈演愈烈，他也变得越发残忍和多疑。此时他用以压迫的主要工具是理查德·恩普森爵士，此人出身卑微，是托斯特一个筛子制造商的儿子，而他的助手埃德蒙·达德利则是苏赛克斯柯林平附近阿瑟林顿的一位乡绅之子。此二人都是恪尽职守的行政官员，但对众人，包括最终对自己，他们在履行首要职责——以王权的名义巧取豪夺——之时，无疑都太过忠诚。他们在从别人口袋里掏钱方面似乎有“特别的技巧”：一方面他们会厚颜无耻地指责富庶地主保留了大量家臣，却不向国王缴纳应缴税款；另一方面则会抢占未做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直到所有值得亨利研究的盘剥对象都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债券和以金钱证明效忠的网状系统当中，无处可逃。

在最后这几年中，此前宫廷中可以用来弥补国王的严苛统治及阴暗的不可预测性的些微光亮也已经丧失殆尽了。实际上，随着年老、衰弱和那些昔日值得信任的顾问纷纷失宠，国王开始拒绝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那些乐趣，甚至包括由怪胎和傻子演绎的粗俗滑稽剧。对于亨利七世的晚年，弗朗西斯·培根写道：“为了他的兴致，这些都偃旗息鼓了。”尤其是在王后去世之后，整个宫廷便风光不再。上了年纪的廷臣们纷纷开始追忆和蔼、开明的爱德华四世，他在宫廷中“模仿了勃艮第风情”，并进行了创新。历届公爵都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给整个欧洲树立风尚榜样。但国王现在只想在观察者们面前保留王室风采，曾经在1501年为纪念亚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订婚而进行的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此时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消弭在如今荒漠般单调无味的宫廷氛围当中。

于是，随着53岁这年春天的临近，这位瘦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牙齿“稀少、残破、发黑”的国王，进入他最后一次不断衰竭的“消耗性疾病”中。正是在这种和气、安定、沉闷的背景中，亨利八世终于被加冕为国王。此时的他尚未度过18岁生日，严格来说仍是个未成年人。当老国王大限将至，英国人理所当然地平静以待，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实际上，当新国王被压抑许久的自我终于得以释放，很快便导致了一种爆炸性的集体狂热，迅速摧毁了逻辑和所有理智。于是，在经历了一个过分节俭的时代之后，当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君临天下，他的铺张浪费被视作慷慨大度的象征。同样，当恩普森和达德利被随意丢到群狼中间，民众中唯一的声音便是“正义虽会迟到，但终究不会缺席”的满意呼喊。而当英国军队践行中世纪的英雄气概，趾高气扬地向苏格兰和法国发动“烧钱战争”，或国王不顾法律上的质疑，毅然迎娶比他大6岁的西班牙公主之时，全国上下也并无反对之声。人们似乎是渴望安宁的，可一旦获得了安宁，他们却会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