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乐创作的创新与继承
民族器乐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作曲、乐队(乐器)和演奏。这三者都有“土”“洋”的问题,也都是作曲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音乐有没有民乐民族风格,首先要看作曲。写旋律就是作曲,而且历来是我国最重要的作曲手段。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旋律写作经验,使单声的旋律能够细致地、深刻地、完美地表现思想感情。旋律可以完全不依赖和声、复调而独立存在。过去如此,今后仍然如此。那种看不起旋律创作,认为主要依靠旋律表达思想感情的创作方法已经过时,甚至只有听不出旋律的作品才是高水平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业余作者大多由写一些动听的独奏旋律开始,继而学习多声部写作。有的当感到旋律部分并不太精彩的时候,希望配以多声部的乐队伴奏为它增添光彩,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这种希望多数是要落空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的不少评委,对一大批独奏曲千篇一律地配以不大不小的乐队伴奏的做法感到厌烦,尤其可惜的是少数主旋律较好的独奏曲被乱哄哄的伴奏给糟蹋而落选了。这就是轻视旋律、无视旋律的表现能力的后果。评选审听的过程中,偶尔听到一首不带伴奏的独奏曲就显得格外清新、亲切。如三弦独奏曲《边寨之夜》、琵琶独奏曲《新翻羽调绿腰》等给人的印象很深。
要重视旋律的创作,发扬古琴、琵琶、古筝、三弦、二胡、大擂、笛子等民族乐器单独演奏的传统,要为这些乐器创作优美的、充分表现民族感情的独奏曲。
当然旋律不是唯一的作曲手段。优秀的独奏曲配上适当的伴奏,如绿叶衬红花,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应该提倡。某些乐曲较少运用旋律这一手段,或者感觉不到旋律,也不能一概加以轻率地否定。譬如节奏,就是音乐创作的一个基本手段。旋律不能没有节奏,但节奏可以不依赖旋律而单独存在,并构成乐曲。在原始社会,人们饱餐野味之后鼓掌击石以表示满足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音乐创作。在旧社会,地方戏曲开始前的闹场锣鼓,就是戏曲的“序曲”。浩如烟海的民间节奏音乐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值得学习、继承并予以发展。陕西省歌舞团的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仅用了鼓、钹、锣等常见的几种打击乐器,能细腻地描绘出小动物的戏耍情景,犹如一幅清新的水墨画,让人喜爱。如果不经过长期学习、没有深厚的民间节奏音乐基础,是创作不出来的。它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一首构思别致、表演精湛、形象美好、富有民族传统的音乐作品,也绝不因为听不出明显的旋律而不称其为乐曲。
民间打击乐不仅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节奏,而且在音色、音量、音高、速度、曲式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它在我们创作民族风格的旋律、和声、复调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曾在民乐合奏《喜丰收》、丝弦五重奏《欢乐的夜晚》等乐曲中大量借鉴、参考民间打击乐的用法,增强了作品的民族色彩,尝到了甜头。
运用旋律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等)演奏各种节奏以构成乐曲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几个音结合在一起并连成一片的和声、几个旋律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复调以及它们之间变化繁多的一切手法,都是音乐创作的手段。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本国的、外国的、个人最新创作的都可以吸收、消化。外国的各式现代音乐技术和各式古典作曲手法,只要是能为我所用的,都应该允许。不能只允许古典的而歧视现代的,也不能只承认现代的而丢弃古典的。作曲的手段多一些,总是好事。
刘天华长期努力学习二胡、琵琶、古琴、吹打、丝竹、京剧、佛曲等各种音乐,有了扎实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他也努力学习西洋音乐,创作了一批民族器乐作品,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先驱。华彦钧限于生活条件,不可能系统地学习西洋作曲技术。但他成年累月地穿街走巷,也接触得到外国音乐,从而影响创作。他的二胡独奏曲《听松》,作为民间音乐的作品是不同一般的,有很大的创造性:中国宫殿式的曲式结构,一字一弓刚劲的运弓方法,大幅度的音量对比,富于戏剧性的旋律设计,内部扩充的变奏手法以及乐曲中号声那样的音调具有明显的三和弦功能,气势非凡的结尾部又使人联想起西欧的古典交响音乐。他的创作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很自然地融入了某些外来的因素,是很有创新精神的。这是一首地道的民族音乐作品,是高质量的“土”作品。作者华彦钧在《二泉映月》一曲中写出他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而他的《听松》则概括地表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两首作品都是民乐创作的典范。
向外国学习,目的是为我所用,更好地创作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作品听来与欧洲某某作曲家的作品相似,那就意义不大了。有位中国音乐家说:“二胡曲,有多少是继承阿炳(华彦钧)、刘天华的思维方法和审美观来创作的呢?看来不多。相反,搬用欧洲的发展手法很多。这是个很尖锐的、值得焦虑的问题。”话可能说得尖锐些,但纵观几十年来的二胡曲,民族民间音乐传统观念淡薄的倾向无疑是存在的。有一位外国音乐家说我国的音乐“缺乏具有自己民族倾向的作品”。这种观感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但确也代表了一种看法,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听了感觉如何?我们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音乐,绝不是拿外国音乐来取而代之。否则,不仅子孙要骂我们是败家子,别人也会批评讥笑我们的。有人说:“你们这个民族器乐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交响乐的水平?”在这个问题面前,有人气馁了,有人拼命向交响乐靠拢,有人想独树一帜,标我之异。其实,有不少高质量的作品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我赞成要学习外国交响乐的有用的经验,但更要突出民族的特色,不可一切向交响乐靠拢。要做到强烈的民族色彩和高度的技巧相结合,才能和世界上包括交响乐在内的艺术品种媲美。
乐队的编制也存在着如何发扬民族传统的问题。
首先要强调的是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种种民间器乐演奏形式。诸如潮州锣鼓、北方吹歌、浙江吹打、西安鼓乐、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以及少数民族的乐队等各种组合形式,都应该很好地继承。谨慎地整理它的传统曲目并创作新的作品,培养年轻乐手,加以发展。
在一些民间乐曲、民间乐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综合的新型民族乐队近几十年来遍及全国乃至海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是用中国乐器组成的乐队,既有宏伟的吹打乐,又有悠扬的丝竹声,有着与交响乐队不相同的另一些独特性能,而且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另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以西方交响乐队的模式”编成的。它容易使作曲者把二胡等乐器组成的拉弦乐组当成西洋管弦乐队以小提琴等乐器组成的弦乐组使用,成为整个乐队的基础,把唢呐当作铜管,把笛子、笙当作木管……很自然地参照西洋古典音乐常用手法进行创作,因而削弱了作品的民族特色。这个问题的确也是存在的。
当前,有少数很精致的民乐作品,却看不出作者在继承民族传统方面展示出多少引人注意的成果。其原因除了作曲者掌握的多是西欧作曲技法,对民族民间音乐接触太少之外,还不能排除新型民族乐队的编制这个因素。我们还应该打开思路,对综合性的民族管弦乐队做多方面的探索,逐步使它更加具有华夏的传统,更加完善。
比如,大量的古典乐队多以吹的、打的、弹的三类乐器组成。我们不妨尝试多采用埙、管子、箫、笛、羯鼓、方响、编钟、钹、箜篌、筝、琵琶、阮、古琴等古代的重要乐器组成乐队。它适合表现典雅的乐曲,也擅长演奏强烈的粗犷的作品。我在《唐曲五首》中曾采用过类似的乐队编制,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拉弦乐组为基础的写法。再如,浙东锣鼓的乐队,它有笛子、笙、唢呐、五鼓、十锣、钹、梆子、琵琶、三弦、阮、板胡、二胡等包括吹、打、弹、拉等各类乐器,但没有浓重的低音,是一种民间特色很强的传统乐队。我曾经和李民雄同志在《敲起战鼓夺丰收》中采用过类似的乐队编制。这样的乐队,只要稍作调整就能适应现代作曲的要求。
总之,新型的民族乐队编制还需要探讨改革,通过实践使它更富于民族传统,又适应现代创作的要求,成为一种民族的、高水平的综合性的中国管弦乐队。
演奏的方法和风格也有一个如何发扬民族传统的问题,有时甚至比乐器本身的形制、性能更为重要。为了器乐演奏技巧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有必要向外国学习,但更应重视继承富有特色的传统演奏技巧。这是乐器演奏方面的专题,存在不少问题,应另外讨论。但是作曲家有没有掌握乐器演奏上的特性,创作时有没有运用民族特色的表现(演奏)方法,对于作品的风格是有关系的,有时会有很大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民族乐器在这几十年中曲曲折折,几经风雨。回想1956年全国音乐周时,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以吹、打、弹、拉四组乐器组成的乐队演奏了《光明行》《陕北组曲》等乐曲,得到了一致好评,使人意识到一个新型的中国民族乐队初步形成了。1961年,人民解放军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又增加了大、中、小唢呐和成套打击乐器,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型民族乐队,不仅演奏了许多传统的民间乐曲,而且成功地表演了《不朽的战士》《解放军进行曲》《旭日东升》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最近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以及民族器乐座谈会出现了中央民族乐团等一批为数不小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演奏了《长城随想》《流水操》《达勃河随想曲》《蜀宫夜宴》《水之声》《湘西风情》《骊山吟》《飞天》《花木兰》等乐队作品,标志着民族器乐事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族音乐创作的队伍扩大了,创作和演奏的技巧提高了,乐器的改革、乐队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族器乐正在迈着大步前进。
(原载《人民音乐》198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