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诗与破戒 |

历来反对作诗的人各有各的原因。唐代诗人李贺的母亲不准儿子作诗，是因为李贺每天背着锦囊、骑着弱马出门觅诗，以致呕心沥血，如痴如狂，唯恐作诗而耗费他年轻的生命，后来李贺以二十七岁的青春年华而离世。宋代的道学家以为道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根本，而作诗害道。程颐说：“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害。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也劝人戒诗。至如清初的古文家方苞，据说年轻时也爱作诗，当时的大诗人查慎行见到他的诗后说：“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于是方苞终身戒诗不做，遂成就了他一代文章家的声名。可见作诗有害身、害道、害文等等弊病，所以历来提倡戒诗的代不乏人，然而如龚自珍这样戒而复作、作而复戒的实在罕见。

定盦的天赋禀性不乏诗人气质，但他为什么要屡屡戒诗呢？这还得从他的思想与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定盦一生的戒诗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他二十九岁时。这一年他第二次参加会试落第，以举人选为内阁中书，然未就职而南归，诗人的思想处于消沉的低谷，同时他又对佛教萌发了兴趣，如在前一年写的诗中就有“梵史竣编增楮寿，花神宣敕赦词精”（《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的句子，而这一年写的《驿鼓三首》中也说：“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可知他颇有学佛逃禅的打算。逃禅的目的是“收狂”，即力求泯灭脑海中的幽情丽想，使得自己易于奔腾激动的心平静下来，排除纷沓的思绪，向禅悦中去求心灵的解悟和超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遣下他有了第一次的戒诗，其《戒诗五章》之一说：

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

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

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

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

诗情在夜深人静之际突然涌上心头，如风雨骤至，如源泉喷射。定盦的《观心》中说“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又忏心一首》中也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都指自己的诗思如潮，每每于夜间向自己袭来，破坏了心理的平衡，令他肝肠欲裂，泪流不止，因而定盦发誓要以杜绝写诗来空寂自己的心源。

诗为心声，诗人深明作诗需要激情，需要灵感，因而免不了心潮的起伏与激情之奔动，要使心如枯井、泯灭一切杂念，自然宜戒绝作诗。诗人以为一旦心中寂灭，泪水也就停止了；即使还有未驱逐尽的杂念，又何必以诗去记下它的痕迹呢？

这种思想自然与定盦的学佛有关，他皈依佛教中的天台宗，天台宗大师智在《法界次第观门》中说：“心心寂灭，自然流入大涅槃海。”这就是定盦欲以戒诗走向空寂心灵而达到自我超脱的理论根据。他学佛得自江沅（铁君）。道光三年（1823年），他在北京写给江沅的信中说自己的佛学“自见足下而坚进”，而他在戒诗之前有《铁君惠书，有玉想琼思之语，衍成一诗答之》，其中说：“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显然深受佛家禅宗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的影响，这种影响启自与江沅的交往，因而定盦非但以诗为无用之物，而且以为是造成自己心烦意乱的根源。

然而定盦的这次戒诗并不成功，第二年夏天他便破戒重又作诗，而且一发不可收，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他选录了自己七年以来所作的一百二十八首诗，编为《破戒草》，又选录了五十七首，编为《破戒草之余》。然而，他于同年又再次提出戒诗，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中之一曰：

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

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

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

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

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

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

况凡所云云，又鳞爪之余。

忏悔首文字，潜心战空虚。

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

定盦强调了文字的无意义，其原因首先在于难以畅所欲言。言不由衷，宁可毋言。此时他的心情更趋恶劣，“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中年何寡欢，心绪不缥缈”，时事的暗淡令他心中也郁郁寡欢，他深感清政府推行文字狱的残忍与血腥，故欲缄口不言，“守默守雌”，所以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他想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未能开口已悲从中来，语不成声了。其次，他以为文字只能一鳞半爪地记录思想，所谓“言不尽意”“辞不达意”就是这个意思，因而与其支离破碎，不成片段，宁可空白一片，三缄其口了。定盦认识到要彻底地自我改悔，首先就宜戒诗，专心一意地走入空虚中去，他表示真的不再作诗了，即使被人视为江郎才尽，也无所顾忌。这种思想也由于他深受佛学影响，他的《破戒草》的最后一首是《扫彻公塔诗》，这是他去北京西直门外红螺寺祭扫近代净土宗大师彻悟禅塔而作的，可见他欲以对佛学思想的皈依来结束他的诗歌创作，其中说：“吁嗟小子，闻道不迟。造作辨聪，百车文词。电光暂来，一贫无遗。不可捉搦，倏既逝而。”佛家所谓的彻悟如电光般迅疾而通明，自己虽有百车文辞，然与此相比则如一贫无遗，于是他深感文辞之渺乎其微，这便是他又一次戒诗的原因。

定盦在第二次戒诗后的十余年中确实尽量克制自己的诗情，作诗很少。然而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出都时却大开诗戒，一连写了三百一十五首七绝，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其第一首中云：“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说明他虽然知著书不如学佛观心，然自己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静夜扪心，万般思绪如暗泉喷涌，这正是他再一次破戒为诗的原因。定盦没有忘情于时事，只是由于对佛学的倾心使他缄默，现实的黑暗使他无言，然而当他一旦离京南返，便无所顾忌了，他说“百年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表明了南归后不愿停笔的决心。

定盦一再的戒诗与破戒，说明他在学佛与尘缘间徘徊，他想逃入寂灭虚静的禅理中去，以静默来表示对时事的抗争，以沉寂躲避黑暗势力的迫害。然而，他终于未能摆脱尘缘，对于现实的龌龊与弊病不能保持沉默，他心中激荡的诗情也时时冲动，所以铸成了他终身的困扰和不安，从他的戒诗与破戒中，正可了解定盦一生思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