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与黑的国度：战前的苏联和德国
之一：走向深渊的德国
希特勒的崛起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四年。德国败局已定。无望的战争形势和飘荡于前线、后方的革命“幽灵”，迫使包括兴登堡在内的德国将帅们决定抛弃那个他们曾为之效忠的德国皇帝，通过停止战争来保全“伟大的德国”。当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个小车站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和协约国的胜利告终。德国因这场战争直接死亡了177.3万人，另外还有714万人负伤和被俘失踪。加上因战争加剧的贫困和疾病流行，630万德国人丧失了生命。
如此巨大的代价，并没有换来德国皇帝所期待的“阳光下的地盘”，换来的只是战败的屈辱。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德国交出了大片国土、全部殖民地及海外投资。曾经称雄一时的德军仅被允许保留11万5000人（一战前德国的常备陆军约为80万人），而且不能拥有作战飞机、潜艇、坦克。
战败给德国带来了损害和耻辱，却使德国工业基础免遭破坏，也使包括军官团在内的统治阶层及其社会根基、甚至“德意志帝国”的名称都完整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德国陆军虽然兵力遭到削弱，却依然是德国社会最强势的支配力量。德国陆军不仅有力量镇压动荡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也是众多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幕后操控者，包括众多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暴力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把整个德国男性送进了兵营，退伍军人的战后影响力更是特别强大广泛——“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这一比喻依然是德国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
屈辱和苦难落到了一般人民头上。在饥饿和萧条中生活的德国人民并不知道正是受人尊敬的将军们选择媾和道路的内幕。这些北欧神话熏陶出来的日耳曼人宁可相信“天下无敌”的德军从未打过败仗，是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共和国政府“背后一剑”的叛卖行为葬送了德国的利益和尊严。与此同时，只有德国最高层的一些人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本身，其实就得到了德国皇帝和德国陆军的资助和支持
。他们想以此迫使沙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国赢得战略优势。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风也吹到了德国。曾得到德皇帮助的列宁，又派人到德国去煽起反对德皇的革命。
历史的真相被德国陆军影响下的政府所隐瞒。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由此衍生蔓延，滋生出无数名目繁杂的政治团体。其中就包括成立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工人党。一个被当地驻军派去了解该党政治倾向的政治教官不久成为了它的领袖，并将党名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所谓的纳粹党。这个人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出身于奥地利一个生活宽裕的官员家庭。但在他双亲相继逝世后，这个自认为很有艺术天赋，却又被美术院校拒之门外的少年只能在维也纳街头靠扫雪、拍地毯、画广告画糊口。一战爆发后，对德国充满感情的希特勒加入德军。在前线，这个作战勇敢，从不抱怨的奥地利人获得过不轻易颁发给普通士兵的一级铁十字奖章。战争结束时，被英军毒气熏坏眼睛的希特勒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强烈的复仇愿望深深植根于他心中。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希特勒为德国所设想的还不止于此。
1923年，由于在德国慕尼黑发动的政变遭到失败，希特勒锒铛入狱。但对于在监狱里受到优待的他来说，这倒是一个将“雄心壮志”记录下来的好机会。于是便有了由其口授，鲁登道夫·赫斯记录的《我的奋斗》。
在这本只有400页厚、售价12马克的书中，希特勒全盘否定了旧帝国热衷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做法，而为一战战败后陷入萧条和危机的德国指出了一条能“在今后一百年中带来足够生存空间”的“全新”道路。那就是：“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希特勒确信“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今天我们来谈论欧洲的土地，我们首先指的是俄国和它的藩国”；他将在那里“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在“大陆”寻找生存空间的思想证明希特勒缺乏世界眼光，是个狭隘的欧洲主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希特勒来说，“重新安排整个地球上的国家”才是他的终极目标。戈培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想法：“元首对帝国终将统治整个欧洲深信不疑……到那时，统治世界的道路将被铺平。谁拥有欧洲，谁就是世界的主宰。”对于这个确信日耳曼人优越性的种族主义者来说，实现该目标不仅仅意味着德国获得世界霸权，同时也意味着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得到维护和巩固。
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同样属于高贵“种族”的英法等国的战争无疑是次要的，其意义仅仅在于为和主要对手苏联间的战争铺平道路。有着丰富资源、广袤土地的俄国不仅能够为德国的“犁”提供土地和征服全世界所需的充足资源，而且这个“劣等民族”（希特勒私下所认定的比日耳曼人更有前景的俄罗斯民族）的国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希特勒认定，要防这个日益强大的“集权”国家发动一场“蒙古—匈奴”式的战争，“保卫”西方文明，唯一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
这本宣传侵苏思想的《我的奋斗》最初和它那位时运不济的作者一样，在德国经济开始恢复的日子里几乎为人们所遗忘。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在将无数德国家庭推入破产深渊的同时也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时来运转。为化解政府危机，1933年初，德国总统、老陆军元帅兴登堡委任希特勒为总理，欣喜若狂的纳粹党徒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来庆祝他们的胜利。
但希特勒深知他和他的纳粹党此时还很弱小，不足以左右国家政权。出于对苏联模式的深恶痛绝，他也无意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去推翻代表着德国文明的现行统治基础——政府机构、“雅利安”资本家、容克和国防军，相反却要取得他们的支持。长期以来，由于德国的对外战争和尚武传统，普鲁士贵族军官团和军队所拥有的特权、政治影响力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一战的失败也未能对其有所动摇。1930年，德国国防部长格雷戈尔曾这样描述其势力：“国防军是国家最强大的权利因素，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它而做出政治决定。”
为了达到目的，担任总理不到5天的希特勒就将高傲矜持的将军们请来，听取自己的观点。这位“到处笨拙地鞠躬，表现得很尴尬”的未来的德国“元首”，在宴会上大谈马克思和和平主义的“危害”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他宣称：振兴德国最好的方法是依靠“国家最重要，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国防军）”，来从“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并使之彻底日耳曼化”。
请不要误会，希特勒在此所说的“东方”并不是指苏联。事实上在他整个谈话中，一次也未提及“俄国”这个字眼。诚如德国《明镜》周刊的作者海因茨·赫内所分析的那样，当时所谓的“东方”指的是与德国矛盾深刻的波兰。抛开意识形态，那么在同样受协约国压迫的德国将军们眼里，苏联非但不是德国的敌人，反而是一个可以合作的盟友。
基于德国曾秘密支持十月革命的“友谊”，早在1919年，苏德便开始军事接触。到20世纪20年代，受到凡尔赛体系压制的两国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德国人在苏联训练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坦克飞机，甚至化学武器；而苏联则从德国获得技术，学会管理。一些德国将军甚至打算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抗击波兰的侵略。深知这一切的希特勒当然不敢贸然地倒将军们的胃口，而是把对俄国的野心暂且放下。为此，他甚至信誓旦旦地做出保证：“不允许德国对俄政策发生任何改变。”
希特勒不仅用言辞向国防军表白，也做出了实际行动。为此他甚至不惜出卖纳粹党组织冲锋队。这支庞大准军事武装首领、叫嚷要进行“二次革命”、用冲锋队代替国防军的罗姆被他的“亲密战友”希特勒逮捕，于1934年6月30日被剥光上衣后枪杀。希特勒的叛卖最终换取了1934年8月2日整个国防军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甚至当年的德国皇帝都未得到过这样的宣誓。在希特勒和军队同盟建立的同时，大规模扩军备战开始了。
大炮与黄油：德国的战略和扩军
新的形势使苏德军事合作走到了头。但在彼此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同时，德国国防军却并未将苏联当成未来战争的主要目标，因为两国之间的冲突势必酿成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全面战争。按德国的总体战、闪电战理论，陷入这样的战争对资源和人力都不雄厚的德国来说就意味着失败。
根据一战的经验，全面持久战争“需要付出过大的经济和财政力量”，如果经不起那么大的牺牲，“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日趋低落”，最终必然导致革命和国家的崩溃。对此，一战老兵希特勒深有体会。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所在的部队就被布尔什维克给控制了。总体战、闪电战理论家们认为，要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只有在战前倾全国之力建立一支强大的首发突击力量，依靠“己方兵力兵器的优势，构成主要突击方向”，在战争第一天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一兵一卒”，以兼具威力和机动性的航空兵和装甲兵实施快速突击，在敌人的战争潜力发挥出来之前将其彻底消灭。这一理论无疑适用于那些纵深相对较小的国家，如英、法、波兰，而在地域辽阔的苏联则根本行不通。事实上当时德国军人们最感兴趣的，正是打倒将屈辱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战胜国，希特勒那套夺取东方生存空间的“高论”，被误认为只是在西方面前为扩军备战寻找借口而已。
长期以来，德国的扩军备战被大肆渲染，德国宣传机构为了恐吓周边国家，也拼命吹嘘德国武力的强大。这些宣传有着符合事实的成分：还在1930年，德国人维持10万国防军所花费的钱财据说就超过了同期法国75万军队的军费。充足的经费使德军拥有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官和士官；众多国防军士兵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而军官在25年以上。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德国还拥有全欧洲最雄厚的工业和强大科技力量，在希特勒当政后，他们为德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兵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德国已经组建起了一支总数400余万人，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同时建立起了巨大的物资储备。
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德国只是利用其现有的工业基础执行一套宽度军备计划。在战前的六年，整个德国工业产值仅有6%——7%用于军事，还远远没有做好进行一次世界大战的足够准备。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德国军备所服务的闪电战理论的思想核心，是通过军事冒险来迅速取得胜利。这种冒险只需要德国工业能够为军队提供在数量、质量上暂居优势的武器装备，并能够应付短期战争带来的消耗，而不需要为了长期战争而对工业全面改组。
另一方面，德国的政治格局也不允许这样做。虽然被捧为“神人”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取得了政权，成为了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党的组织并没有能够取代政府机构、资本家和军队——尤其是德国陆军。这些旧的统治阶层固然指望在扩军备战中发财或者晋升，但并不热衷于为一场难以取胜的大规模消耗战做“赔本”买卖——希特勒和德国军政经济界的巨头们都亲身经历过这种旷日持久的壕堑阵地战争带来的结果——军队伤亡惨重、胜利遥遥无期、士气民心沮丧、统治秩序被动摇、道德意志沦丧，最后是革命和瓦解。
而德国人民希望纳粹去做的，是实行希特勒消灭失业、改善生活的承诺而不是战争。虽然希特勒的个人威信总是能让德国所有的社会力量在他面前步步退让，但在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下，也得让人民的日子宽松些，让工业家们得到利润才能维持住这种威信。
当然，与战备松懈的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德国的军备确实非常强大。加上德军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胜利的事实，使人们都愿意相信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局局长托马斯的话：“（德国重整军备的成绩）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但这话却也不尽然，因为欧洲东部的另一个国度在军备上取得的成就同样辉煌。德国政府在执行四年计划的总指令中甚至将这个国度作为榜样：“俄国人（在重整军备上）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