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战争

约公元前500年，斯巴达是公认的同盟领袖，这个同盟实际上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除了阿尔哥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尽管斯巴达在行动上无意识地反对那些亲波斯者，但是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它的盟邦，都没有对波斯问题提出任何承诺。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解放出来，雅典人逐渐倾向于接受克里斯提尼发明的“民主”政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民主政治”一词尚未被创造出来）。他们在波斯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其他城邦也有类似分歧，希罗多德用嘲讽的语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提到中希腊一个小邦弗奇斯人决定参加战斗时说：“我猜测，他们如此决定是因为他们憎恨特萨利人；如果特萨利人选择抵抗波斯，我想，他们就会通敌。”

第一个大麻烦出现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城里，有个波斯人扶持的僭主西斯提乌斯（Histiaeus），成了波斯宫廷的政治顾问。留在米利都处理政务的是他的副手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实际上他们都是波斯政权的傀儡。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不露声色地取得自主权力。可他们错了，他们的这种计谋产生了被后世史学家描述为希腊人抵抗蛮族的巨大爱国热情，但希罗多德却冷静地称之为“麻烦的开始”。公元前499年，一些（并非全部）爱奥尼城邦，一些（亦非全部）北部的爱奥利城邦，可能还有一些南部的多利安城邦，驱逐了他们的僭主，开始公开反对波斯。斯巴达拒绝援助，雅典则选择了支持起义——虽然一度踌躇。但是结果不能逆转。

因此，在公元前494年爱奥尼人和他们的盟友被镇压以后，雅典人也于公元前490年遭到惩罚。一支波斯舰队穿过爱琴海在阿提卡的马拉松登陆。军队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远远超过雅典及其小盟邦普拉提亚（Plataea）能投入战斗的10,000重装步兵。我们知道，波斯军队兵精将能——但是，奇迹发生了，雅典人赢了！波斯人的损失超过6000人，而希腊人只损失了200人。这一结果产生了诸多影响，我们只列出以下三种：希腊人曾经将他们自己和“那些说其他语言的人”区别开来，其他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现在有两种观念附加到了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上，一种是敌视，一种是优越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一个希腊人如果与蛮族人（操另一种语言的人）讲平等那是不合礼法的。务实的希腊人并不会让这种想法影响他们的行动。但是很多人直接利用这一点作为宣传手段，最后只有一个人将这一想法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

但军事上的优越性是切实存在的。大约10,000希腊重装步兵就以某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击溃了波斯大军。一个重装步兵方阵，即便只是经过适度的良好训练，也足以打败一支骑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形式武装的步兵部队，这是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军事理论就能得出的结论。斯巴达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胜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个影响更为重要。克里斯提尼认识到雅典人的态度变化，并利用这一变化来反对其他贵族。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是不意而得之还是他精心构建的，他都通过这一体制为进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空间。但传统思维习惯并不会一夜消亡。公元前507年，大多数贵族的行为方式依然像他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众的行为也是依然故我。只有少数贵族和稍多一点的民众有所改变。到了公元前480年，军队的统率权和城邦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对雅典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开始——我们强调“开始”——有所松动。这些变动非常微妙，即便证据比较充分的时候也很难加以把握。变动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规律的。当证据尚不充分、不能准确界定其开端和结束之时，当人们还不能明确地谈论这种转变时，我们只能列出事实，以待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锐指出，马拉松的胜利赋予雅典人民政治上的自信。他的解释符合事实。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的10年内，雅典人首次实行了一项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又一创造，这一制度允许公民大会在它所愿意的每年决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暂时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财产。前三次陶片放逐于公元前490年实施，实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怀疑叛国。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实践权力的勇气与实践权力的时机一样重要。

我们不敢说同样的民主政治浪潮是否落后于这些年的体制变革。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直接选举被一种混合选举和抽签的体系取代。这是一次有意识的“民主”运动吗（抽签是高级民主的一个重大特征）？最后，十将军（通常从每个部落选出一个）逐渐取代执政官、成为国家的主官，对选拔功效的期望盖过了民主原则。但是长期的影响往往难以预知。我们只能注意到时间方面的契合。随后一些年，不仅国内政治的问题模糊不清，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当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的残部于公元前490年狼狈回逃时，如果说所有雅典人（或很多雅典人）想到波斯人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那一定不能令人信服。

波奥提亚（Boeotia）日益团结在主导城邦忒拜（Thebes）周围，没有遭遇什么麻烦。在克里奥美尼斯国王的鼓动下，波奥提亚人于大约公元前506年参加了斯巴达对雅典的战役，结果遭到重创。但斯巴达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10年，斯巴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伯罗奔尼撒的事务，对付阿尔哥斯：约公元前494年，克里奥美尼斯在西皮亚（Sepeia）惨败于阿尔哥斯。更急迫的则是对付自己的黑劳士，他们谋划了一次起义（具体时间和持续多久并不清楚）；还有更迫切的事务是处理自身两个国王的争斗，这次争斗导致德玛拉图斯逃往波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还得在原则上顾及抵抗波斯的事业，甚至还派出了军队抵达马拉松——尽管到达的时间只赶上了对雅典人的胜利表示祝贺。

然而雅典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富裕的商业岛屿埃吉纳。从20英里外的雅典的法勒隆港（Phaleron）可以清晰看到岛上的三角形山峰。一旦雅典人将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纳就成了强劲的对手。双方在早期曾有过一次战争。约在公元前500年，两国间开始了一个冲突或者以冲突相威胁的时期，该时期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会认为波斯人的败逃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去对付更为直接的敌人呢？

这里有条颇值得玩味的线索。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劳里昂（Attic mines at Laurium）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矿脉。银矿收益的分配引起了争论。一派以亚里斯提德（Aristides）为首，此人绰号“公正者”，是马拉松的英雄，曾于公元前489年当选执政官，后来又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危急时刻表现突出，并于公元前478年组建了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他的一派人认为，银矿收益简单地在公民中间分配就行。另一派的代表铁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铁米斯托克利以其聪明（有些人使用这一词时带着并不友好的意味）和深谋远虑而著称，这一特质在他公元前493年担任执政官时就展现出来了。他开始在皮拉奥斯（Piraeus）建造一个新的更坚固的港口，后来又警告雅典人应防范嫉妒的斯巴达人的威胁、切实增强雅典堡垒的防御能力。前482年，狄米斯托克利说这笔横财不能恣意挥霍，而是要用来建造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必须要有200艘三列桨战舰，一旦舰队组建成功，将成为抵抗波斯海军的中坚力量。但是他当时并未指出这一点，而是借口需要一支舰队来对付埃吉纳——这一观点至少是他的听众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骗术或者说他的远见卓识是否受到伯里克利的批评——“皮拉奥斯的丑相”（狄斯托克里的新皮拉奥斯）——的些许挫伤。

波斯人感到无须深谋远虑，只须坚决报复。大流士大帝（Great King,Darius）对希腊人颇有好感（见证人就是西斯提乌斯）——当然打败他的希腊人除外。马拉松战役以后，大流士立刻着手准备更猛烈的攻击。但是公元前487年埃及的起义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未完成计划便去世了。复仇的计划留给了他的儿子薛西斯。薛西斯于公元前485年镇压了埃及的起义，再次将复仇计划提上日程。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波斯占据了北非，远达昔兰尼加，更远的地方则是与波斯关系友好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迦太基本身也在对西西里的希腊人施加压力。爱琴海北岸远抵马其顿、小亚细亚及沿岸的爱琴海岛屿，同样被波斯人占据。希腊本土就像一颗夹在强劲有力的胡桃钳里的小坚果。因此它被认为易于引起注意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大流士的傲慢遭到打击（大流士在南俄也曾蒙受失败，但他却没有如此反应），据说他的王后阿托萨（Atossa）十分渴切地希望得到希腊女仆的服侍。薛西斯可能也患上了自大症，但是这些似乎都不能证明波斯人的努力——或者说冒险是正当的。

希腊本土这粒坚果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希腊人在公元前481年刚开始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就即刻四面求助，如到克里特、科西拉、叙拉古等地；但都遭到拒绝或者被对方用模棱两可之语打发了。只有科林斯地峡北部的雅典和一两个小城邦——弗奇斯（Phocis）、普拉提亚、特斯派亚（Thespiae）准备加入战斗，但特萨利和波奥提亚对这件事都没有丝毫热情。在伯罗奔尼撒，阿尔哥斯态度中立。希腊人情感寄托的中心——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则忠告说，只有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希罗多德所称“拥有最优秀思想的那些希腊人”于公元前481年在斯巴达聚会，以及之后于前480年春天在科林斯聚会的时候，他们决心忘掉彼此间的分歧（主要是埃吉纳和雅典之间的分歧），赋予斯巴达陆上与海上的指挥权。这并不是基于物质原因，而是基于某些外交上的理由（尽管狄米斯托克利的新海军力量始终不容忽视）。斯巴达国王能够调集约40,000重装步兵和更多轻装部队，斯巴达的将领们（它的国王极少关注海洋）拥有超过350艘战舰——按希腊的条件来说，这样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但面对薛西斯从帝国各处调集的部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希腊人在科林斯会商之时，波斯大军已开向赫勒斯滂海峡和欧洲边界。同样，面对主要从腓尼基和臣服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召集来的波斯海军，希腊海军也未免过于弱小。波斯海军正为沿色雷斯沿岸行进的陆军保驾护航，当时后者在寻找一条可供大军获取足够饮用水的河流。要给出波斯军队的大概人数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希罗多德说1,750,000陆军当然荒谬，200,000也许比较接近实际。但他所说1200艘战舰并非胡言，我们就算它有大约1000艘吧。无论怎样，希腊人被征服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地方，能保证让波斯陆军的数量优势难以发挥，又不会被波斯海军包抄——尽管多数人对此考虑得不多。第一个地方是坦佩峡谷（Gorge of Tempe），这是从南边通往特萨利西北的海岸隘口，希腊一方派10,000人守卫此地。但经过仔细权衡，要么出于对特萨利人优柔寡断的担忧（据说特萨利的一个主要家族阿律阿达伊就是鼓动薛西斯进犯的马前卒），要么出于对地势的顾虑（还有一条能通往北方的道路，海军能够在南方登陆），希腊人退到了南边，将北部希腊留给了波斯人。

还有两条防御线可以考虑：在温泉关狭窄的海岸线上，舰队守住临近的北优卑亚海峡；或者科林斯地峡的陆军配合萨拉米斯的海军守住通往萨拉米斯的道路。反对第二防线是因为这意味着放弃阿提卡，反对第一防线是因为这反映了伯罗奔尼撒人只为自己战斗的本性。这时的情形显然进退两难，最后还是选择了温泉关。继承自杀兄长王位的李奥尼达（Leonidas），带着一小队伯罗奔尼撒武装来到北部，其中包括360名“平等人”——带着全力增援的空口许诺，以及从一些邻邦召集来的志愿部队，还有400名更像是人质的忒拜武装，据守狭窄的通道。舰队则驻扎在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

希罗多德没能说清楚波斯军队到达后，希腊军队在陆上和海上的整体运转情况，我们也说不清。但是陆军和海军是相互依存的。海军主要是雅典人，只承担保护军队的责任，或许还有测试新舰船的任务。他们的统帅必定已经知道，对手来自腓尼基和亚洲地区，舰船更快、海员更熟练。带着几分混乱和些许慌张，据说还得到了“神灵”的大力相助，这两个目的都得以实现。虽然大规模的海军战斗对战局没有决定性影响，但仍然鼓舞人心。同时，风暴使得波斯人在南进的途中减员不少，当薛西斯派遣一支约200艘战舰的分队去包围优卑亚并从后面袭击希腊人时，又因遭遇风暴损失更多。因此希罗多德说，“神灵”正在做最好的事情，将交战双方的力量扯平了。

李奥尼达的部队在温泉关进行了两天激烈的战斗，抵抗了薛西斯所能派出的最好的军队。但是第三天，波斯人发现了一条防守薄弱的山道，绕到了李奥尼达背后。大部分希腊人被撤回，但是李奥尼达和他著名的300勇士，以及拥有同样声誉的特斯派亚人（Thespiae）留下来了，忒拜人也留下了——但这并非他们所愿。除了投降的忒拜人，所有人都壮烈战死。这几乎算得上一场胜利。

这场战斗获得了两条经验，那就是希腊的战船和士兵是优秀的，希腊的重装步兵是最优秀的兵种。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借鉴这些经验。第二条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当薛西斯占领了希腊人早已疏散、撤离后的阿提卡，他首要关注的就是大海，这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自己来说，遗憾的是未能设身处地以海员的身份思考狄米斯托克利——创造并指挥雅典海军的狄米斯托克利——的行动。狄米斯托克利看出来了，唯一有希望的战斗不是在开放海域的任何地方——科林斯地峡南边或其他地方，而是在萨拉米斯的狭窄水道。希腊舰队已撤退至此处，陆地上的地形不便波斯人发挥数量优势，而且对波斯人不利。问题是他要说服他的同盟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并且还要让波斯人相信，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他用外交和恐吓（“要么你们留下，要么我们去西方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一个诡计——一封送往波斯的密信——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一天清晨，波斯人推进到混乱的海峡，下午时分，残存的波斯舰队挣扎着逃出来。勇敢的希腊人——主要是埃吉纳人和雅典人，还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人——运用狄米斯托克利的战术，大破薛西斯的海军，也摧毁了他的信心。波斯海军被迫撤回本土，薛西斯和他的大部分将士痛苦地折向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进军的路程。

那天晚上在萨拉米斯肯定会有某种庆祝活动，西西里也会有庆祝活动。据说就在萨拉米斯战役这一天，叙拉古人在西美拉（Himera）打败了迦太基人。这样看来，似乎东西两边的压力都得到缓解。但是薛西斯还留下了他的将军马多尼乌斯（Mardonius）主持战局。马多尼乌斯率领了超过35,000人的最精锐的部队，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希腊人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面对这一形势，萨拉米斯联军开始出现分歧。很简单，雅典人希望他们的家园得到安全保障，而伯罗奔尼撒人觉得在屏障后面更妥当。一个想要进攻性的战争，另一个不同意。在雅典人的威胁整个冬季没有奏效（史料没提到狄米斯托克利，充当先锋的是亚里斯提德）之前，双方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为李奥尼达的儿子摄政的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波奥提亚南部边界的普拉提亚（Plataea）与马多尼乌斯遭遇。

普拉提亚战役打响了。与萨拉米斯战役相比，这是一场更为典型的战役——一场无序的大混战。两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是希腊人。但是希腊重装步兵——主要是斯巴达人，他们首先摆脱了这种混乱的困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据说在同一天，冒险穿过爱琴海的海军在爱奥尼的米卡里（Mycale）登陆，赶走了抵抗的波斯人，毁坏了许多他们留下的战船，从而清除了波斯对爱琴海的威胁，开始解放亚洲的希腊人。

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绝不止一种解释。重装步兵方阵在兵种方面的优越性；波斯人比希腊人犯错更多（希腊人没有犯多少错误）；波斯人劳师远征而希腊人在家门口为保卫家园而战；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战斗勇气，就如逃亡的德玛拉图斯对波斯国王所说：“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薛西斯）的畏惧。”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当然还有运气或者“神灵”的相助。

更进一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希腊人与蛮族人（外国人）的区别开始成为希腊人与特定的“蛮人”（国家的敌人）的区别，“姑息”变成“背叛”。斯巴达赢得了陆上，雅典人赢得了海面。这两种势力不断膨胀，他们会遭遇冲突吗？雅典取胜伴随着正在成长的民主制，斯巴达得胜伴随着君主寡头制。这种政体差异，只是把二者区别开来，还是对区分其他希腊人也有效用？格局就是这样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