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的出现

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希腊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最独特的成分就是城邦（polis,the city-state）。很难用一个精确的定义表述城邦这种体制在规模、形态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多样性。粗略地说，城邦是一种由公民（成年男性）、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和儿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隶）组成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确定的团体，占据着特定的区域，人们在特定或确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权的摆布，足以使其成员感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无人居住，间或有农舍、村庄甚至小镇。但它必须有一个中心地点——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点逐渐发展成一座城市（斯巴达是个显著例外）。一般城邦通常筑有防御工事，总有一个市场（agora），一处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通常就是市场本身），一处司法与政府机关、行政和协商之地；早期政府的类型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后期通常是寡头制或民主制。

自然条件几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础。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这就是共同体的意识。“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市。”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独立观念也是重要的基础。有些城邦可能非自愿地同意向更强大的势力缴纳贡金，或自愿加入某个联盟甚至联邦，如特萨利联盟（Thessalian federation）和波奥提亚联盟（Boeotian federation），但在联盟之中仍存在着“自治”。古代理论家认为，这种制度的最佳状态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给自足，也不要过于依赖外部；既不要太过寡头，也不要太过民主。毫无疑问，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正确地将城邦看作是政治组织的特定形式。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理想状态。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两种因素，它们在较早时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时候还对城邦的发展持续产生了影响。

第一种因素是迈锡尼社会（Mycenaean societies）倾覆以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重新增长。其直接后果是长时间的无序状态，部落纷起。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城邦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分布模式：从北方新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里特（Crete）、小亚细亚西南部及其沿岸岛屿；爱奥尼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优卑亚（Euboea）、爱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岛屿和小亚细亚中部沿岸地区；居住在北方、莱斯博斯（Lesbos）和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爱奥利人（Aeolian）。但是最开始的居民区只有极小的规模，其周边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领。

第二个因素是各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开始出现，这种联合与人口的重新增长有着明显关联，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与之相关。希腊传统给这种联系提供了诸多实例，有些仅仅是模糊的记忆，有些只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组织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现于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六个多利安人城市，北部十二个爱奥尼人的国家，可能曾经在米卡列战争（'Meliac' war）中有过联合行动，但是其时间太过遥远，很难有确切的记忆。温泉关（Thermopylae）的安铁拉（Anthela）近邻同盟（一种邻邦间的同盟）得以存续下来，并且因其与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的联系而繁荣起来。然而，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实在的事物上，转移到了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个十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会唤起和推动一种新的理解。在中部希腊存在着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区域，包括特萨利南部、波奥提亚、优卑亚及其东部沿海岛屿。在优卑亚西部沿岸地区勒夫坎狄（Lefkandi）发现了一个重要定居点，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新的关注焦点。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勒夫坎狄位于这个岛屿的两个主要城市卡尔西斯（Chalcis）和埃列特里亚（Eretria）之间。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勒夫坎狄在黑暗时代（即公元前1100—前750年）显现出惊人的繁荣，其财富积累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达到了顶峰。不过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座英雄的墓冢，陪葬的是墓主的配偶和战马，显示其地位和财富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从可资利用的考古证据来看，勒夫坎狄是这片比较广大的社区的中心。它是否也是宗教中心呢？我们倾向于否定之说，而认为此地的宗教中心多半是温泉关，该地距北部近邻同盟盟址所在地约60英里（穿过狭窄的水域）。据说这个近邻同盟最初仅包括同族人，即特萨利人、波奥提亚人以及他们与爱奥尼人之间的较小部落，无疑还有优卑亚岛上的爱奥尼人。到底是近邻同盟还是温泉关起到了某种政治核心的作用？谁知道呢。但是关于这一地区各部分之间存在早期商业和军事合作的传说或线索，与严格的考古背景并不吻合，可能暗含着某些宗教联系，说明存在着某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是超出我们先前的认知的。

这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使我们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内聚力，并引出我们的疑问，如雅典领导下的阿提卡政治统一问题，斯巴达和拉科尼亚（Laconia）其他共同体在头两个世纪或者说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多利安人奠定基业之后的关系问题，公元前6世纪忒拜在波奥提亚的扩张问题，等等。虽然答案不一定成熟，但这些问题已被提了出来。

更直接的关联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优卑亚人“组织”的解体。我们推测，大概公元前800年，一些希腊人开始外出去寻找金属。一些人甚至移民到他们发现金属矿藏的地方，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到了北叙利亚海岸，稍后到了意大利，可能还到了黑海南岸。殖民的主要参与者是优卑亚人，他们仍然保持一致行动。殖民的主要获益者之一是勒夫坎狄。但是公元前730年卡尔西斯和埃列特里亚反目并发动了所谓的勒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修昔底德说，“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与战争的某一方结盟了”。历史学家也疑惑不解，老盟友因何而反目？为什么“其他城邦”也加入纷争？如此早的“联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惑至今犹存。但是相对广泛的联合使得交往更为容易，盟友或敌对的关系超出了诸如城市这样的小单位的范围，邦际间的利益会更容易巩固或打破这种盟友或敌对关系。在上面所勾勒的范围内，有一种假说认为，一些较远距离的争端，如约公元前720—前710年弗里吉亚（Phrygia）与亚述（Assyria）之间的战争，会引起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希腊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希腊人主要是优卑亚人。一个城市打破了现存的盟友关系，但还会和其他城市保持或发展盟友关系，因此“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卷入了纷争”——这样一来，这种假说就有可能成立。战争可能以埃列特里亚的失败而告终，勒夫坎狄（早先可能就是埃列特里亚城的旧址）先被放弃，该共同体已经崩溃。战争的张力引起其他方面的调整，开始出现类似于后来的城邦结构。

用这种张力来解释公元前8世纪后期另一现象并不算荒谬，这就是：从希腊大陆和爱奥尼及其岛屿掀起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波移民浪潮。早期冒险家从海外带回了关于各种机会的消息，这些消息或许会鼓励那些更大胆或更绝望的人从事贸易，为外国势力提供军事服务，特别是经营农业。如果说战争不能消除胆怯，那么至少已经加深了那些战败和分裂的共同体的绝望情绪。

战争开始之际，科林斯（Corinth）就已在位于西部富裕之地航路上的科西拉（Corcyra）建立了殖民地，并于公元前733年在那些富饶的土地上建立了西西里的叙拉古（Sicilian Syracuse）。而此前，优卑亚人在爱琴海西北岸建立了据点。因此，在整个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我们所误称的殖民运动扩展到了最东边。之所以说“殖民”系误称，是因为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尽管是一项国家组织的事业，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扩大城邦的利益，但它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与母邦的联系通常仅限于情感和宗教方面。殖民地居民所津津乐道和感怀铭记的，更多是其建立者，是带领他们出来闯荡的那个人，而非他们的母邦。人口过剩，偶然的饥荒，政治上的麻烦——任何一种原因都可能导致政府想要推卸他们所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将一些人遣去已知或未知的海外——当然，同时会送上宗教上的祝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往往是混合的：冲动、绝望、野心，去垦荒、去贸易、去改变。

将这些因素看得太过泾渭分明是不合适的，比如贸易和农业。贸易一般在希腊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除了某些极少数的例外，希腊商人并非显贵。有名望的希腊人种植作物却不销售它们。组成政府的希腊人来自土地而非市场。但是经营种植的普通希腊人却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农产品，或者说服商人们帮他们卖掉自己的产品。这一因素确实不可忽视，但是我们无须开展关于“一个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讨论。例如，叙拉古的创立者就是来自科林斯附近一个内陆山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创业之物。但他们的领导人却是一个科林斯统治家族的成员——他是被派出去完成一项官方授意的任务呢？还是他仅仅是一个不受同族人欢迎的人呢？他们定居在土地丰饶的叙拉古，而且拥有西西里东部最好的海港。他们居住在这里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做生意？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故乡的亲属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科西拉完全不同。科西拉的建立有着确定无疑的战略意图，当人们发现科西拉连接着亚得里亚海的银矿和西部的谷物商路之时，建立殖民地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那里，故事成了科林斯的“母”邦利益与已经意识到自己“成年”的科西拉之间的反复冲突。叙拉古也不同于昔兰尼（Cyrene）。昔兰尼是一群遭受严重旱灾的铁拉人（Thera）在没有母邦的引导下于大约公元前630年建立的。移民们都是征召而来的，并且被明确告知不欢迎他们回去。

上述实例说明，想要对殖民进行一般的概括是多么不明智。我们认为，当时出现了混乱状况，造成希腊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法国南部、非洲北部、埃及、黑海及其入海口、爱琴海北岸，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在前述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混乱。同样，这一混乱也打乱了母邦的既定秩序，导致了政治革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