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公元前4世纪的争夺

“要么自由，要么统治别人”——这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位演说者口中的惯用语。关于希腊人的态度，这一等式实为真理：免于被其他人压迫的自由，至少与压迫其他人的自由是等值的。斯巴达在最终将希腊从雅典帝国“解放”出来以后的行为，正好展现了“解放”这一观念激进、有害的一面。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斯巴达都忙于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6年）对抗的是希腊城邦联军，包括波奥提亚、科林斯、阿尔戈斯；最值得注意的是卷土重来的雅典，它推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操控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短暂统治。与此同时（公元前400—前390年），斯巴达还在亚洲与波斯战斗。阿尔基比亚德斯是正确的：斯巴达对希腊大陆的解放，致使它进一步试图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解救出来，摆脱波斯的统治。

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这个时期斯巴达的扩张主义——向各个方向毫无节制地扩张，来山德个人与这种扩张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来山德只是以一种更加坚决的方式继续斯巴达传统却又是时断时续追逐的政策，如同公元前426年规划了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斯巴达人，不过是在继续里奥提基达斯和克里奥美尼斯一世的中希腊政策。

我们可以从赫拉克里亚和中希腊说起。斯巴达复兴的目标给波奥提亚和科林斯带来了严重威胁，周边形势可谓剑拔弩张。战争结束后不久，斯巴达就重申它在赫拉克里亚的权力——在这些年里，赫拉克里亚的外交重心一直在斯巴达和波奥提亚的控制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斯巴达似乎干涉了特萨利的政策。有关这一点的证据来自公元前404年一个特萨利政治家的鼓动性演说，斯巴达也确实派遣了一支部队到特萨利的城市法萨鲁斯（Pharsalus）。这种干涉是一种威胁，要把特萨利卷入与躁动的马其顿国王阿尔凯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的冲突中，阿尔凯劳斯也觊觎特萨利。来山德在这些时间出现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向我们充分证明了他与这些政策的关系。

这就是北方的形势，接下来说西方。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大约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这是否是来山德的手段。根据普鲁塔克所写传记的前面一个章节所描述的，来山德曾作为使者访问过狄奥尼修斯一世。这让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为不安，尤其是斯巴达帮助过的僭主中还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为“领导人”的叙拉古人。

接下来是南方的问题。来山德另一个确证访问的证据来自埃及锡瓦（Siwah）的阿蒙神谕（oracle of Ammon）。来山德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意为利比亚人），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家族联系。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领导下反抗波斯。来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与在叙拉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支持并且以某种义务为条件扶持了一个新的临时势力。当然，狄奥尼修斯和这位新法老都对来山德表示了报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战争中给予斯巴达以切实的海军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东方。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对东方的介入是在居鲁士的秘密帮助下完成的。现在，在对新国王（居鲁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诺芬的10,000雇佣军——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斯巴达的官方支持，这也是亲斯巴达的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记载这次远征时强抑痛苦的一个原因。在一些爱奥尼城市呼吁后，斯巴达在亚洲反对波斯的行动变得更加公开。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达派遣了一系列远征部队，最后一次实际上由新即位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领导，纵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作战，直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爆发才撤回。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达对亚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达斯（Cnidus）遭受雅典舰队指挥官客蒙领导的波斯战舰的重创。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个波斯总督洗劫了斯巴达的海岸线——这就导致了长久以来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当然乐于看到斯巴达的敌人如此逼近。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斗，最终达成了《大王和约》（King's Peace，公元前387/6年），决定小亚细亚属于波斯，而希腊应该“自治”。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对斯巴达的敌意——因为斯巴达在公元前400年支持过居鲁士。

《大王和约》关于“自治”的规定，对斯巴达尤其有利。因为它可以借此瓦解敌人，这些敌人的机构可能会被控制而妨碍内部“自治”。这一规定使得自狄米斯托克利之日起就是一个统一民主城邦的阿卡迪亚的曼提尼亚，被分解成选举村落。然而，斯巴达干涉曼提尼亚是否以规定自制的条款为依据却值得怀疑——实际上是因为《大王和约》给予它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斯巴达被波斯指派为保证人，给它权力去做它想做的事情。在它的两个主要敌人忒拜和雅典被“自治”条款限制以后，这一点更为突出。忒拜被迫失去了它在波奥提亚同盟中的优势地位，雅典在这一时刻也不得不放弃了恢复从前帝国的希望。这种希望无疑在公元前404年以后曾一度迅速恢复。公元前392年，一位雅典演说家转述了这种渴望，即恢复雅典在战争中失去的海外领土。奈达斯战役以后，雅典在赫勒斯滂恢复了从前的什一税。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种对帝国的渴望，尤其是对重新获得另一块北方领土安菲波利斯的渴望，决定了一直到腓力时代的雅典对外政策。

《大王和约》使得斯巴达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如曼提尼亚这样的邻邦，而且能够再次向北方扩张。公元前383年，它袭击了卡尔基狄斯（Chalcidice）的奥林托斯（Olynthus）。但是在北进的途中，斯巴达指挥官弗比达斯（Phoebidas）被一个亲斯巴达的派别邀请进了忒拜的大本营卡德美亚（Cadmeia）并占领了这里。这种四处侵略，被虔诚的色诺芬认为——就他对斯巴达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种神谴的疯狂，因此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反感。于是，当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于公元前379年光复他们的城市之时，得到了雅典的援助。利用这种反斯巴达的氛围，或许还有因参与当前的忒拜事件而产生的对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人现在（公元前378年）集结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忒拜的结盟。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纪帝国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贡金、驻军、征地）。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没有匆忙加入。直到新的同盟在爱琴海的纳克索斯（Naxos）对斯巴达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击（公元前376年），才引来蜂拥而至的入盟。雅典的新地位被认为是《大王和约》在公元前375年的复兴。雅典雄鹰再次翱翔，尽管它已经远非昔日那只雄壮威严的大鸟。虽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诺，这一时期活跃的海军战役还是不得不由“捐献”——只是公元前5世纪曾有过的贡金换了一个名头而已——的资金来支付。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捐献是在公元前373年。同一年，有证据显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Cephallenia）岛上驻军。

因此，雅典不仅首先开始打破它先前的不利誓约，更重要的是，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的行为也为新同盟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打上了问号。这种正当性最初是一种雅典和忒拜联合领导的民主自由对斯巴达的反抗。解放卡迪美亚之后不久，忒拜就再次对其在波奥提亚的地位提出了要求——在忒拜的领导下复兴波奥提亚同盟。一些较小的波奥提亚城市的反抗受到恫吓，有的甚至遭到毁灭。而邻邦的雅典正在警惕地关注着这一切。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the battle of Leuctra），忒拜对抗斯巴达并将之击败，震惊了整个希腊。希腊人世代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巴达是不可战胜的，雅典嗅到了危险的信号，于是以一种极为粗野的方式通告了忒拜的胜利，并在外交上向斯巴达靠拢。这种转变也使雅典的其他同盟沮丧不已。忒拜霸权的时代开始了。

留克特拉战役是斯巴达的失败，然而最严重的后果是忒拜将数百年都是希洛人的美塞尼亚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公元前369年）。斯巴达被剥夺了其霸权赖以为继的经济支柱——“阿果戈”，这种“阿果戈”需要以大量劳动力供养的有闲阶层为基础。斯巴达在希腊权力结构中沦为二流了。

这种局势使得忒拜和雅典在斯巴达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继续竞争。在特萨利，第三股力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毁坏了赫拉克里亚的城墙，以防止任何敌人再次从这条道路进入。这是斯巴达成为希腊中心之野心的结束。但是杰森被暗杀了，特萨利再次如公元前4世纪60年代那样沦为其他贪婪者觊觎的对象。特萨利和马其顿——后者正经历着朝代更迭的阵痛——是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忒拜行动的首要威胁。于是忒拜的伯里皮达斯（Pelopidas）操控了对特萨利和马其顿的外交和军事渗透。此时忒拜的利益与雅典发生了冲突，因为留克特拉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唤醒了雅典对于恢复安菲波利斯和柯塞尼斯半岛（Chersonese）的热望。然而，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在北方有所作为，同时也有能力阻止对方的成功，这反而使得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最后任务更为简单。不过忒拜也得到了一个切实的好处，通过特萨利的投票，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取得了彻底的主导权。

忒拜人活动的第二个主要地区是柯塞尼斯半岛，留克特拉战役的胜利者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重建美塞尼亚之后，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联邦性质的阿卡迪亚城邦，定都麦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意为“伟大的城市”）。这种重建，就如将联邦主义输出至埃托利亚（Aetolians）并建立一个新的波奥提亚联邦（区别于继续存在的波奥提亚同盟，以第二次雅典同盟为模板），代表了忒拜留给希腊化时代的主要遗产。

忒拜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扩张的地区是通过海路控制的爱琴海地区。这里的敌人又是雅典。雅典于公元前365年在其同盟的注视下向这里的萨摩斯殖民——这样就违背了另一个联盟誓言。这种违背更多是道义上而非形式上的。首先，萨摩斯不是一个盟邦成员；其次，雅典的行动是波斯的一次驻军所引起——波斯违背了《大王和约》，因为和约承认亚洲为波斯所有，但是不包括像萨摩斯这样的沿海岛屿。这种违背是不能容忍的，从萨摩斯的战略重要性来说，雅典的反应也是师出有名。但其殖民行动却招致了（如亲萨摩斯的铭文所示）深远而广泛的怨恨。这导致忒拜诱使一些很有实力的雅典盟邦退出同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赫勒斯滂谷物运输路线上的拜占庭（Byzantium），还有暂时退盟的罗德岛。在这方面，埃帕米农达斯是摩索拉斯（Mausolus）的先驱。摩索拉斯是波斯总督，他进一步利用盟邦的不满，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进行反雅典活动，最终在同盟战争（Social War）中将罗德岛和其他盟邦拉出雅典阵营。对这些岛屿的总督式渗透，往往以寡头政治的形式施行，早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就在某些地方开始了，比较显著的就是科斯岛。爱琴海世界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阶级斗争”，向着反民主政治的方向倾斜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正是雅典的自私自利——对自利目标如安菲波利斯的追逐——导致了罗德岛的民主政治派别甚至倾向于摩索拉斯，而不是他们在雅典的同类民主政治派别。

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联盟内部反对雅典的情绪日渐高涨，忒拜普遍不受欢迎，斯巴达早已衰落。因此，当腓力二世——一个当代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欧洲所出最伟大之人”——在公元前359年继承了一个纷扰不断的马其顿王国时，他首先的幸运在于这些城邦自身的削弱，他们在面对腓力时必须先处理自己的事务，要不然他个人的这种伟大也仅仅只是一种潜能。我们可以举出叙拉古的例子，其僭主统治在第二代就结束了，在这方面，叙拉古和古风时代希腊大地上的其他僭主统治并无二致。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西西里，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没有能力干涉马其顿的新王。一个名叫提摩利昂（Timoleon）的科林斯人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试图归还并复兴西西里。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一个西西里的统治者才再次登上（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的形势都在恶化：我们已经看到，雅典的联盟已经在公元前357—前355年的同盟战争中分崩离析；斯巴达想要重新获得美塞尼亚的努力也是徒劳无功；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向邻邦弗奇斯（Phocis）寻衅，结果导致其在向弗奇斯进行神圣战争的德尔斐近邻同盟中沦为配角。但是弗奇斯人攫取了德尔斐神庙的财富，招募雇佣军，在反对忒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直到公元前346年腓力的介入，战争才告结束。神圣战争的重要性，说其将腓力引入希腊的中心恐怕并非虚言。但是，早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腓力就已经从希腊城邦间的不统一和各顾眼前之举中获利，攫取了北方一系列地区，包括安菲波利斯，还取得了对特萨利的一切控制权。奥林托斯在公元前348年屈服，不再受雅典控制，其伟大的爱国者德摩斯提尼的演讲也未能奏效。德摩斯提尼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后期并没有敏锐地将腓力（相较波斯或斯巴达而言）当作雅典的真正敌人，只有在公元前349年以后才勉强认清了现实。到了公元前346年，雅典对腓力的军事斗争收效甚微，以致正式的外交被所谓的《斐洛克拉特斯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取代。从雅典的角度来说，该和约影响力最大的条款是默认了安菲波利斯的损失。从腓力的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和约，还是一个与雅典的盟约——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在思考与波斯的战争了，而这项事业最终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为了这一目标，腓力需要雅典的海军，或者至少需要雅典的中立。然而，公元前346年的和约是暂时性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腓力还是不断刺激他的德摩斯提尼想要这一结果。腓力利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的时间来巩固他对特萨利和色雷斯的控制，以及在其他地方，例如优卑亚安插（或许可能只是鼓励）他的军队。通过德摩斯提尼，这段间隙被用于重振希腊人反对“蛮族人”的主张，“蛮族人”是他对马其顿人并不公正也不准确的称谓（马其顿的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亲缘性现在已经得到清晰的揭示，如发掘于1977年的维吉纳的彩色壁画这类考古发现）。腓力最终的胜利仅限于卡罗尼亚（Chaeronea）地区（公元前338年），说明克里斯提尼的宣传和政治努力几乎成功了。卡罗尼亚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新型的外交：一块殖民地（“科林斯同盟”，与古典时代联邦的观点没有什么联系），其中心有一个国王，其维持仰赖于占领者上层阶级的善意，而这些人已经确立了其中的权势。不管是在马其顿还是罗马，他们从未失去这种权势地位。作为雅典自己愚蠢行动的结果，古典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决定了，民主政治和雅典失败了。帝国主义已经被证明毕竟与民主政治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