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我们上面叙述的民主政治，被阿尔基比亚德斯称为“一般性常识错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基比亚德斯和他的阶层确实从民主政治和帝国的联合体中获得了好处。出于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精通”政治的敬意，他们被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之职，帝国给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因此，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时，他们就准备好为保卫“常识性错误”而战斗。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阿尔基比亚德斯阶层的权力和影响。事实上，公元前400年之后的三代人中都没有一个雅典人进入奥林匹亚的战车队伍（相对应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当帝国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时，上层社会对于与“可憎之人”——来自一个寡头政治者墓志铭的直白称呼——合作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大肆花钱用于国内支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最大变化在于普遍的专门化趋势，最显著的表现自然是在军事领域。自此以后，政治家和将军在雅典成为不同的职业，这一发展在伯里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预示。他第一次广为人知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就是纯政治性的，只是后来才成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这种专业化意味着，阿尔基比亚德斯的马匹不足以保证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许他在充满复仇氛围的公元前4世纪继续拥有这些马匹。这种专业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阶层。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雇佣军的时代，但是其改变却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发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一支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到东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鲁士——这时，雇佣军为金钱而战的本质就已经确定并得到认可了。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总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经使用雇佣军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引起了战术上的改变。传统的希腊步兵技术是重装步兵，这就需要与之相关的沉重而昂贵的装备。但是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第一次听说了轻装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得名于他们的盾牌）。轻盾兵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其机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装备花费更少。尽管在古典希腊的战争中轻盾兵从来没有取代重装步兵（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攻坚战役都是重装步兵的事），但是重武器和轻武器结合起来却威力巨大。对重装步兵依赖性的减少（他们逐渐成为所为之战斗的城邦的公民）以及对轻盾兵和雇佣军使用的增加，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削弱了城邦与为之战斗并保护城邦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些“没有城邦归属”的无根之人的数量及其潜在的威胁，可能被公元前4世纪作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夸大，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发言人。但是情况确实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变得更加糟糕。主要是因为公元前404年以后，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力量能够对其政治秩序施以影响，即如斯巴达和雅典在不同时期所做之事。这就导致伴随暴力的政治的不稳定性上升。因此，伊索克拉底所抱怨的那些人也被放逐了。

海战和围城技术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雅典海军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弗米奥（Phormio）领导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勇气和技术在公开海域进行演习了。围城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得到改进的契机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同一时期在西西里对抗迦太基的战争，这次战争导致了约公元前400年无转矩弹射器的发明（后来有了更先进的转矩弹射器，显然是在特萨利发明的，时间是约公元前350年）。尽管守城者很快适应并运用了新的围墙类型和更有效的防御工事，但还是有可能通过猛攻拿下防御坚固的城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失败了，而亚历山大于元前4世纪30年代在西亚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把特萨利的攻城技师招募到了马其顿军中。

战略思想在古典希腊战争中的改变最为缓慢，即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紧张状态下也是如此。就战略上来说，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将军都是为政治组织服务，他们不会被授予超过最低限度的正式权力。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Delium）战役中，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忒拜人的纵深列队。这种特别的部队是一种战略预备队，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由忒拜人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续改进。至此，战略预备队更加取决于将军的判断和时间选择，将军必须决定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关于战略的手册或者口头教导（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二者的时间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宣告了知识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会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能像其他科学那样进行传授。

但是，从重要策略意义上来说，战略是通过最好的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是非常谨慎的。战争初期，斯巴达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战略就是年复一年入侵阿提卡的领土，迫使雅典人屈服。这一战略注定要失败，因为伯里克利的战略是放弃阿提卡的领土，将人口集中到城墙之内以及9公里之外的海港城镇皮拉奥斯。雅典与皮拉奥斯之间以一条平行的城墙相连接，即“长城”（Long Walls），因此二者成为一个防御统一体。有权使用皮拉奥斯，则意味着有权使用雅典帝国提供的粮食和日用品。所有雅典人都需要赢得这场战争以持续幸存。修昔底德对于“赢得”和“幸存”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汇。雅典有帝国的资金来源。数年来积累的资金，能够支付盟邦的任何训练花费，以确保必需的供给顺利通过。

斯巴达的形势就不是这么乐观了。它没有储备或贡金，因此，如果必须满足盟邦的军事和政治要求的话，他们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然而，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我们看到希腊世界在公元前431年对它提出了这样的期待，而“解放”意味着，首先必须以积极的步调拆散雅典帝国。为了这一目的，斯巴达需要额外的人力，而它自己的社会体系无法提供；更重要的是需要资金来支付冒险的战争，甚至可能需要海战（这就意味着建造舰船，又是花费巨大之事）。有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那就是借助最有力量的非希腊海上势力，也就是波斯。不过，这时斯巴达的进退维谷境地愈加明显，斯巴达的盟邦所要求的是将希腊从雅典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其逻辑上的下一步却是将东部希腊和小亚细亚从波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阿尔基比亚德斯向一个波斯总督指出了这一点。在为斯巴达的战争付出之前，波斯需要得到斯巴达关于其对东部爱琴海意图的保证，而斯巴达对其同盟的义务使得它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波斯人其实也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来破坏《卡里阿斯和约》建立起来的与雅典令人满意的关系。

因此，斯巴达必须考虑通过某种方式来给予雅典及其帝国以切实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又必须不能来自波斯的帮助——也就是说，不能有舰队。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偶然找到的答案就是恢复古老的对希腊中心地位的渴望。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31—前421年所谓的阿希达穆斯战争（Archidamian Wars）中的战斗的多数记载，都涉及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在参与北方的活动中。但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步骤，即公元前426年在通往特萨利的南部通道特拉奇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in-Trachis）建立大规模军事殖民地——这一步骤发生在布拉西达斯往北方调兵之前。这毕竟使斯巴达人而不是精力异常旺盛的布拉西达斯被迫去思考重要的战略问题。然而，正是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行动，打击了亲雅典的色雷斯人和北方的占有地（包括安菲波利斯，于公元前424年被攻占），使得雅典愿意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末期达成和平。斯巴达同样愿意停止敌对，因为克里昂部分凭借运气，部分凭借机巧——修昔底德正因此而不信任克里昂——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皮罗斯俘获了120名斯巴达全权公民。擒获如此数量的斯巴达全权公民着实可谓不少，结果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被克里昂的政治行为抵消了，从而缔结了《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前415年）。雅典保住了其帝国并赢得了阿希达穆斯战争。

修昔底德称这一和平为“正在溃烂的和平”，这无疑是一针见血。尽管雅典没有公开表示敌意，但是在阿尔基比亚德斯或者还有希帕波鲁斯的推动下，一直鼓动着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的反斯巴达因素。不过这一举动毫无所获，因为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挫败了敌人的联合进攻。然而，比起所有这些不合逻辑的外交，对深远的发展而言，和平年份里雅典在某些方面犯了一个灾难性错误：先后支持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两个波斯总督——比索特尼斯（Pissouthnes）及其儿子反叛波斯国王。这就给了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反对雅典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他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所缺少的。于是，公元前415年，雅典派遣一支舰队到达西西里，而这支舰队在叙拉古被消灭（公元前413年）。其后果是，雅典帝国内部信心动摇，而波斯最终似乎处于一个能够帮助斯巴达赢得战争的地位。

尽管发生了西西里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又导致一次短命的寡头政变，雅典还是继续坚持战斗了九年。确实，早在公元前410年，雅典就赢得了一次主要的海战胜利——塞西库斯战役（the battle of Cyzicus），实际上已迫使斯巴达提出议和。只是在波斯国王之子居鲁士的支持下，波斯的金钱在公元前407年以后源源不断地注入，斯巴达才在来山德（Lysander）的领导下于羊河口战役（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之后迫使雅典人投降。即便这时，决定性因素仍然不是战斗，而是赫勒斯滂通路的阻塞。战争失败了，帝国瓦解了，雄鹰从云端跌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