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英国文化的骄傲，在他们本国却是一对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上的划艇比赛，是两校明里暗里“掰腕子”的集中体现。这种全面的竞赛并非是有你无我、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你强我更强的双赢活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套史书也自然含有与剑桥出版社较劲的背景。
国际学术界或知识界周知，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高质量的辞书享誉读书界。皇皇巨作《牛津英语辞典》自19世纪中叶出版以来，业已修订三版。以广受好评的第二版为例，整个辞典分20册，收录616,500个单词词形，137,000个发音标注，249,300条辞源解释，2,412,400种用法例句，篇幅长达21,730页，总计用词59,000,000个。最长的词条set，编者用60,000个词来释解了它的430种用法。辞典编者准备工作之细、所下功夫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牛津的辞书是一个庞大的矩阵。例如笔者所学专业古典历史领域，所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遇到难词、生词应去查阅《牛津古典辞书》（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而《牛津古典文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则是堪与“洛布古典丛书”比美的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本的最好集录与评注本；里德尔（Henry George Liddell）与斯科特（Robert Scott）主编的《希英词典》（Greek English Lexicon）更是所有古典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这些不过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专业性词典和学科指南的一个缩影，更无须说牛津版的《简明英语词典》及英中、英法、英德、英俄、英意、英西等多语种双向词典了。
剑桥大学出版社则以出高质量的史书而负盛名，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是剑桥书品的典型代表。以新版《剑桥古代史》为例，全书共计14卷19分册，各卷册均由国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执笔，集中了半个多世纪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际学界的权威性参考读物。在“三史”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众多诸如《剑桥中国史》《剑桥印度史》《剑桥伊朗史》等其他国别史、地区史、专史著作，包括最近十多年来的普及本剑桥插图史系列。20世纪以来，尽管各国史学界也仿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动员自身的学术力量编写类似史书，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之类，但就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而言，至今无出剑桥“三史”其右者。归纳剑桥史书编写质量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该系列图书中最早编纂的《剑桥近现代史》的主编阿克敦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他在19世纪末为编者拟定了著史原则，如他所提出的政治学铁律（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一样，是客观主义或科学主义史学原则的经典表述之一。从实证角度出发，坚持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这是剑桥史书能够保持高品质的基本原因。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当然不想让出史书编纂的空间。但要在学术性史著的编写方面超越剑桥却不容易，毕竟起步稍晚，做同类工作难免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依托大学历史学与史学关联学科古典学、印度学、埃及学等学科的雄厚师资，陆续编写大学教科书性质的各种史书与辅助教材；几十年间已经蔚为大观，选题涵盖国别史、专史、地区史、断代史，其中包括本套牛津史书中译本中的第一批作品：《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牛津拜占庭史》《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由于牛津史书的读者主要是大学本科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它们与学术性的剑桥史书不同，并不要求不厌其烦的考证说明、详尽注释，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史书的可读性与工具性能上；在内容整体的连贯性、史实陈述的准确与生动性、价值陈述的简洁明了方面，这套书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牛津史书还附有教科书的各种要件，如年表、索引、进一步阅读的详细书目。
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外文教科书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凤毛麟角。好教科书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专著的作者具备更多一点的条件，即：除了须是处在学科前列的研究专才之外，还应是熟谙学科知识构成、善于融会贯通学科内容并用适当语言加以描述的好教书匠。我们常在大学讲堂里看到，有些颇具学科造诣的学者专深有余，广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课堂教学上较为尴尬，难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向学生讲授学科知识。这套牛津史书之所以值得译介，主因在于编写者都是欧美名校的资深教授，多数出自牛津大学，少数是外聘的学科带头人，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都是国外学界的佼佼者。这就保证了本套书的编写质量。仅以《牛津古希腊史》的作者群体为例，三位主编与作者都是牛津大学古典学名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可谓著作等身。其中，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教授85岁（至2012年，以下同），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英国科学院院士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75岁，精于古典文学；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亦75岁，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并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有着长期联系，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受他们邀请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古典学界耳熟能详的大腕。有这样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树的学者执笔，牛津史书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史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圆熟与合理当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优质编写队伍与编写质量为中文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平心而论，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并不亚于学术专著。没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准备，没有较长期的英文翻译经验以及对不同风格的英语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译文的“信”与“达”是不可能的，“雅”就更无从谈起了。所幸本套书请到了我国世界史教研领域学养深厚的部分学者为主译，如北京大学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或亲自动手，或指导自己的弟子，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翻译这样的细活，要做到处理几百万字而纰漏不出丝毫，那只能借用美国史家比尔德的话来明喻：乃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高贵的梦”（Noble dream）。这不仅因为人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始终是有局限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在客观上也有难以捉摸之处，譬如中英文有两三万个字词不能对应，选字的伸缩性很大。这些主客观局限，总会造成译者一些误读、误判、误译的可能。所以，任何一部（篇）抱着认真求实态度的译作或论著或论文（粗制滥造者除外）有错是正常的，不出错倒是反常的。如同视窗软件的编写，每个版本都存在众多缺漏（bug）；每升级一个版本，修正了旧的缺漏，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现当代史学在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从业者们普遍意识到了自身的类似局限，即史学工作者不只是记录、复原与诠释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编造着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与纠错的进程当中。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郭小凌
2012年8月14日于北京市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