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

由于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与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与帝国之间，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关联。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举措，帝国征收的税金日益增加，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制变革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转变又与厄斐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会（ekklēsia）的权力。梭伦开其端、到克里斯提尼为止，在许多方面，公元前6世纪留给雅典人的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诉求”制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所做出的最为“民主”的举措，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民主因素。直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实行陪审津贴制，意味着大量民众陪审员——即组成的民众法庭（dikastēria）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公民——能够频繁出庭而不必担心失去收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民主津贴也陆续引入，如为准备公民大会事务的500人议事会（boulē）成员支付津贴，在城市节庆日向公民发放津贴。到了这个程度，就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费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雅典曾经否认过，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以后，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旧发放津贴（公元前404年以后，它的确创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贴新品种，即为出席公民大会者发放津贴）。因此（据说）民主化的津贴与帝国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这样一种论点颇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过的措施得以实施——如同现代新的银行休假制度——有勇气的政治家会挺身而出，力促废除之，至少在为自己保留了可一举罢免领导人的权利的那种民主制下会这样做（雅典没有任何诸如现代英国的五年任期制）。

相比现代的英国和美国，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优越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优越之处前文已述，公民大会比现代的选民能够享受更直接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对来说少得太多了；不足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投票人数，大量群体的全部成员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如奴隶、妇女，从属盟邦，而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公民大会决议的影响。大约只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些人中间，大约只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于公民大会举行之地尼克斯神庙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能参与重要的讨论。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关于这一原则的清晰陈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会是耻辱”，此类声音已经凸现，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合法的事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亚里士多德解释得最好，他说：人民希望得到至高无上之权利。关于真正的人民主权，最好的阐释就是：人民保留且运用罢免并惩罚其公仆的权利。在这些公仆中，十将军是最显要的，他们占据雅典最重要的职位，其任命是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重要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德谟（deme）生活的活力。德谟（共有140个）是阿提卡拥有选举权的乡村，每个德谟有一定数量的500人议事会成员，其人数与德谟的人口成正比。但德谟的作用远不止这一点。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样，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城从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类似一个联邦，对本地与国家的忠诚并行不悖。现在仍存于石碑上的德谟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开头几乎是完全重复“国家”法令的套话（“对……的德谟居民来说，似乎很好”对应了“对于雅典的议事会和人民来说，似乎很好”）。内容包括了此类主题：如德谟借出的金钱，德谟剧院的租约，德谟市政广场的建造，授予来自其他德谟之人甚至授予外国人以荣誉称号。对剧院和市政广场的提及（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就是自证，这些建筑是一个发达城邦的典型特征。阿提卡的德谟在现代被描述为“微型城邦”。关于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则是德谟层面强烈宗教气息的生活，这些都为铭文所证实，包括长期而复杂的祭仪历法（其中一段铭文甚至还显示了一个被公认为十分强大且声名卓著的德谟自己主动请求德尔斐神谕）。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谟一样。这样自然就会存在对德谟自主性的限制。除了给予外国人荣誉称号，它们没有“关于外国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它们的财政也从属于雅典城。例如，强化无军事防御的德谟，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然而约公元前300年之后的德谟铭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说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个典型方面。尽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雅典人还是用其家族和德谟的双名体系构建自我认同。

对公民大会的第二个限制是500人议事会，其主要功能是对提交公民大会的任何议题进行审议。像阿提卡的德谟一样，议事会也被描述为——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 polis）。传统观念认为，议事会仅仅是公民大会的代理和仆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想象，即议事会是人民的社会性代表和一个“横截面”。然而，这种想象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当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设计出500人议事会时，是无需津贴进行选举的。第一次明显通过抽签从德谟成员中产生议事会成员（bouleutai），是在约公元前450年，发放津贴不会早于公元前411年。虽然这些说不上就是上述机构的实际创立时间（在这些例子中，颇有意味的是将它们与厄菲阿尔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从贵族议事会向民主议事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评估议事会是否具有典型社会代表性，因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但是通过考察现存的议事会成员名单（始于公元前5世纪），并与关于其财富的独立证据相印证，我们能够看到议事会成员资格与较高社会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体系。也有人辩称，在雅典演说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议事会；还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时进入议事会，或者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年份召开议事会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抽签舞弊的方式（抽签被认为是为了确保议事会成员从德谟中随机产生）。最明显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谟成员并不情愿之际，以时间或金钱加以诱惑，但是“骗取”的辩解可能意味着还有来自于野心家更切实的压力，例如他们可能贿赂其德谟成员不要将他们的姓名在德谟层面推举出来。所有这些意味着，议事会作为一个集影响力与自信为一体的半职业性机构，可能被期望领导公民大会，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它。我们确实发现了议事会从事从未被公民大会批准的外交活动（从某些铭文的套话中得以判断）；此外，还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外交被人为操纵，如有必要，则避开公民大会。当然，议事会的权力也有限制。比如，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没人能够任职超过两次（这些规定是防止议事会像一些古代国家那样成为世袭望族的专利）；但是即便这些也不能高估，因为某些特殊政治集团能够采取措施，保证在议事会中总有一个代表——“代表”就是议事会成员这一词的非正式含义。提及这些关于议事会任职形式上的规则，引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最低财产等级（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职资格？若是没有，那么就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议事会的上述精英特性。但是证据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将军。我们已经看到，将军是能够被免职的，即便是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罢免。但是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将军应该有很大的权限，尤其是战时。例如，尽管不可否认，将军从来没有强硬对待希腊人，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全体公民大会上讨论战略问题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由于将军是选举出来的职务，且没有改选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

第四，“蛊惑家”（demagogues），受欢迎的领导者，如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后的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他们可能没有必要拥有任何特别的职务，但是通过演说或劝诱技巧就能够获得很大权力。文字资料对客蒙这样的人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在铭文的帮助下能为其恢复部分名誉。铭文不仅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起源并不像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模糊不清，并且说明一个希帕波鲁斯就有能力解决复杂而敏感的立法问题。实际上，蛊惑家（伯里克利自己就属于更高级的一类蛊惑家）是通过民主政治结构上的缺陷来获得他们有影响力的地位的。帝国式的管理意味着越来越繁杂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种现代类型的行政机构让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来做这些工作。知识就是力量！对一个希帕波鲁斯进行的惩罚是“陶片放逐”，这是一种通过民众投票将某个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于“投票”过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公元前4世纪存在一种更有害的发展，专业的政治家通过选举牢牢控制权力，例如，控制国家财政和那些能够保证他们不容易失去资格的职位。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公民大会本身的程序和心态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公民大会召开的频率比议事会更低，不经常开会则导致没有广泛的讨论。投票并不计数，通过举手表决，因此这是一种凭印象的标准，就如现代的工会集会一样。甚至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蛊惑家大行其道之时，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还是“喜欢某个贵族”，比如年轻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就能够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个政府高级职位，原因是他的赛马在新近的奥林匹克赛会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要求显示了财富的持久势力，尤其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民主政治。尽管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瑕疵和缺点，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贫穷阶层的保护者，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琴海世界保护他们免受寡头统治者的独裁统治。从这些阶层的观点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这个世界逐渐对他们的保护者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