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与历史

荷马是一个诗人还是很多诗人的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荷马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所取代。还有一个关于荷马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沃尔夫之前，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比起学者们对荷马史诗作者问题的疑惑，这一问题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某些真实历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人围攻特洛伊是否真实发生过？腓埃基亚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里？等等。荷马的真实性问题，常常与《旧约》（Old Testament）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后者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必须是恰当的、有可操作性的。不恰当的提问可能就会导致荒谬的答案。

尽管总是有一些人乐于认为，史诗中发生的事件都是虚构的、史诗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的想象创造的；然而，更多的人热情地相信，荷马史诗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18世纪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的报告，该报告运用土耳其的地形学和自然历史确证了荷马史诗的准确性。更能支持他们想法的是19世纪后期考古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大型的迈锡尼文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浪漫构想，明显满足了人们“确证”荷马的热情。

为荷马的真实性辩护的大多数人都宣称，他是公元前1400—前1100年迈锡尼时代的准确记录者。也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他自己所处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的记录者。然而，第二种观点受到的挑战在于，一个遥远世界的英雄们需要一种与听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每天都吃烤肉），并且我们还要容忍新近发现的大量“时代错误”，比如，诗歌中的粗野气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荷马真实性的是芬利（M.I. Finley）的《奥德修斯的世界》（World of Odysseus）。他的关注点既不在过去的迈锡尼也不在当世的荷马，而是约公元前1050—前900年的希腊“黑暗时代”（Dark-Age）。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记载了这个世界的社会和血族关系结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普遍的世界观。

尽管考古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但是对荷马的物质世界中的许多元素来自不同时代这一点，现在是普遍认同的。比如，战斗武器和装备都是青铜的，因为那时铁尚属于一种稀有金属，这还是迈锡尼（青铜）时代的冶金术。另外，死者多用火葬而非土葬，这又是后迈锡尼（铁器）时代的习俗。在某些地方，英雄们使用巨型迈锡尼盾牌，另一些地方又使用较小的“现代”型盾牌。物质世界有时候来自不同时代，跨越了若干世纪，但似乎又来自同一地方。

从这个角度说，这种情形与史诗的语言问题非常类似，其解释理由也应该相同。通过长时间的增添与扬弃，口头史诗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体。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前述武器、墓葬等事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体；然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却显得如此和谐，如此令人心悦诚服。对世人而言，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精确，凭什么需要精确呢？他们所需要的恰好是似是而非的魅力，是创造一个可以想象并且符合英雄形象的过去。

就像荷马的语言包含了一种任何人都没有用过的史诗用语元素一样，在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一定也有大量虚构的元素。要从地形上寻找《伊利亚特》和特洛伊的真实地点，《伊利亚特》第22章第145—156行斯卡曼德河的两条泉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不少地质调查也确实集中到这里。此地有两条泉水，一条冰冷严寒，另一条热气腾腾，紧挨着它们的是特洛伊妇女用来洗衣服的石槽。正是在这里，赫克托尔逃跑时绕着特洛伊城墙跑了三圈以后，最终停下来反击阿喀琉斯。不用说，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曾经试图在任何一个古代城市的城墙外面去寻找这样一个水文上的奇观，尽管在土耳其西北部山脉里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温度不同的泉水。特洛伊这里没有这样的泉水，其原因并不是描述的准确性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戏剧性和应景性的内容。在此前不久的第21卷，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在特洛伊的斯卡曼德河击败对手，现在，特洛伊的保卫者赫克托尔在斯卡曼德河的泉水边失去了生命。这里的河水代表着特洛伊从前的幸福与繁荣，一旦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特洛伊人便再也不知和平的滋味了，他们光鲜的衣饰将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妇女也将在远离泉水之地遭受奴役。

荷马的物质世界来自不同时期，通过创造性的处理融合为一体，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是否有可能来自真实的世界呢？尤其是，会不会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本体？芬利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的世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融合。他举了四个例子加以说明：阿伽门农的法定职位、伊塔卡的传统习俗、妻子的地位与一夫一妻制、对杀人犯的法律和社会制裁。笔者认为，史诗中的这四个例子都是不一致的，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对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对阿凯亚人来说，在他们争议或协商的时候，没有必要在每个特定场合都用一套固定的法律程序或详细的等级层次来划分国王、长老和集体等，以此来使诗人的听众信服。实际上，阿伽门农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律地位，对于《伊利亚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涉及道德和价值观之时，普遍认为应当是一以贯之并且是简单的。“英雄编码”由如下规则组成：你必须奋勇争先，必须杀死并羞辱你的敌人，必须维护自己的荣誉，这是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但是《伊利亚特》的大部分内容在于争吵和论辩这些规则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史诗中有如此多的直接演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的演说在争辩价值观时苍白无力。如果“英雄编码”能够超越争论得到认同，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冲突了。实际上，赞同与不认同的标准需要就事而论，而《伊利亚特》就缺乏这种所谓道德的简单性和一致性。

学者们甚至进一步给荷马史诗加上了一种宗教的“真实性”（在这方面，《旧约》的比较也许最具特殊的影响力）。从神灵的各种显现形式出发，学者们谨慎地提出了神学上的一致性和体系性，即在真实的历史时刻存在的真实的宗教。在笔者看来，他们提出的这个神学问题并不是探究一个文学作品的适当问题。比如，他们问，是哪一种命运（Moira）之神？她比宙斯更强大吗？当雅典娜出现在《伊利亚特》第1卷第193行及以次所涉内容时，她是否只是阿喀琉斯拥有更好判断的一个诗性化身？那些非奥林匹斯神的力量诸如海洋、太阳或斯卡曼德河，又有什么样的职能和力量呢？

一个例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荷马史诗中的神灵没有一个独立于特定诗歌文本的神学存在。在《伊利亚特》第22卷中，阿喀琉斯绕着特洛伊城追赶赫克托尔：

当他们一追一逃第四次来到泉边，

天父取出他的那杆黄金天秤，

把两个悲惨的死亡判决放进秤盘，

一个属阿喀琉斯，一个属驯马的赫克托尔，

他提起秤杆中央，赫克托尔一侧下倾，

滑向冥府之地，福玻斯·阿波罗立即把他抛弃。（22. 208—13）

笔者认为，如果因为是命运来决定秤盘的倾斜，就说命运要比宙斯更强大，无疑太过简单了。很明显，文本中的秤盘并没有决定谁会赢，而是在这个时候阿喀琉斯就要赢了。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由人和神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诗歌中的秤盘只是一个戏剧性的临界点而已。正是在这个临界点，阿波罗抛弃了赫克托尔，雅典娜也为阿喀琉斯得胜而欣喜。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战争仅仅是神灵的傀儡而没有任何人类功绩的位置，那也是一种神学上的过度单纯化。神灵并不改变战争的结果。他们并没有使胜利或失败减少，相反，他们的兴趣和参与还使之得以增加。伟大的英雄业绩得到神灵更多的关注。因此，黄金天秤既不是一种真实的神学信仰，也不仅仅是一件独特的装饰品，而是一个临界点的提升。

如果认为荷马的世界在各个层面上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诗性的融合，这样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与荷马史诗被创作出来以后的1000多年里对希腊人的真实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符。众所周知，荷马史诗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广为人知的知识，灌输了一种关于英雄主义、高贵、有益的生活、神灵等内容的模式。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但荷马的写作并不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他的世界图景却长久以来契合了如此多人的想象。这种影响远比真实再现历史更有意义、更具普世性。

然而，仍然有一个历史上的时间和地点是荷马告诉我们的，尽管不是直接的告知——必然有一个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历史时期。史诗开始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荷马自己的听众所关心和令他们敏感的事情。不言自明的是，如此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在从来没有一个听众的情况下开始存在。必然有人愿意去关注这些史诗，当他们用心去聆听的时候，他们也会为荷马之忧而忧，也可能去资助他的生计。他们必然也懂得欣赏荷马，要不然他就不会去创作这些史诗。如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我在这一章讨论的这样一种作品，那么，去了解公元前700年前后爱奥尼地区的某些希腊人，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