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

我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作内在一致的艺术作品，通过广泛而复杂的有机联系将这两部作品的许多层面放在一起，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使之像一个有机生物体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正统观念。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还几乎没有涉及那些1795年以后14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荷马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即那些“分解论者”和“一体论者”之间的争论。1795年，F.A．沃尔夫（F.A. Wolf）带着诸多疑虑出版了第一部严肃讨论以下问题的作品——这一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同诗人的作品编撰而成。

一旦这种观念得以确立，学者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分析它们的可能撰写者，并将这些撰写者与“真正的”荷马区分开来。尽管许多美学的直觉让人感觉这两部史诗是一个整体，然而专家们坚持认为，理性和科学的分析显示，这两部史诗或多或少是由一些松散的单独部分连接起来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尽管早已存在一些相关的未成形的内容，这两部史诗却比它们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要更加完善。谁使得它们成为现在的形式？也就是说，在那些创作史诗的诗人中，最好的一位就是这两部的作者。

无论如何，随着近50年来人们对荷马与他的传统、与他之前的诗人之间联系的认可，分解论者所引起的无数争论都渐趋无力。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途径能让大量诗人来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贡献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将分散或可分散的不同部分编撰在一起。许多分解论者的工作基于对诸多元素的拆分，这些拆开的元素——包括语言、素材和文化等——常常彼此不协调，因而他们宣称这些部分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少分解论者将口头的传承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认为只有一个事件是“原版”，所有其他部分都是后来引申增添的。一旦我们看到荷马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是由不同时期甚至不同文化元素所组成，以上论调就无法立足了——尽管这些元素在连贯性上缺少技巧，并且一定也会依靠口头的传承。这些争论并非无中生有，加利福尼亚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于1936年33岁时去世）对这些争论作了综述。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传统和个人天赋独特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但是荷马受惠于传统的方式，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常规的方式。这种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荷马通过聆听更多阅历丰富的游吟诗人，学会了如何创作可以通过听觉获得的诗歌。他自己是否能够写作或者他是否进行了口头创作都还有争论，但就现有比较勉强的“证据”而言，他从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获益良多。

帕里的工作是从普遍存在的口头传承入手。那些固定的词语是最显而易见的，其中既有适当的称号也有普通名词，如“历经磨难的奥德修斯”“像酒一样暗色的海”等；也有整句或者数句再三出现的情况，比如维吉尔的“虔敬的埃涅阿斯”，坦尼森（Tennyson）的“抗辩造就大胆的贝德维尔爵士”（Sir Bedivere）也模仿了这种深入人心的特征。帕里通过这种“公式化”的措辞和口头传承的可能性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推测荷马更可能是一个口传游吟诗人而非一个文学作者。他从那些适当的称号和绰号入手，论证了这些传承如何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史诗韵律——长短格六音步——的技术性要求极高。

长短格六音步和所有其他希腊韵律一样，都是基于长音节（—）和短音节（∪）的特定组合。凭借这一体系，荷马运用名词和绰号的组合，为他的所有主要角色固定了各种类型的名称（如主格Hēctōr，宾格Hēctŏră）。更进一步，他在每个主要情节都用一种不同的名词绰号组合，这样就使句子得以分段。例如，每一诗行的最后六个或七个音节“∪∪—∪∪—∪”通常组成一个动词（如最常见的prŏsĕphē，即“他/她说”）后面的一组词，需要一个名词绰号组合来填补；另外，尽管荷马早已列出了所有的可能性，但他也只能选取其中一种，即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因此，“prŏsĕphē”后面的赫克托尔是“总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always kŏrythāiŏlŏs Hēctōr）。就如帕里所称，这种“广泛”而“实用”的体系显得如此完善，必然是继承传统的产物。与之相应的宏大和精致必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也必然曾经是即兴口头创作的产物。遣词用句既是实践的也是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老师到学生的代代相传。

这一口头传统一直在不断获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断扬弃过时的、令人不快的、冗余的旧材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词的范围，拓展到动词和短语，甚至整个句子。例如，在一个句子中，动词“prŏsĕphē”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规则，通常是用分词来表示动词的语气或态度，如“他说”之前可能会有“回答道”“站在附近”“忧心忡忡的”“面黑如土”等。这种体系更像一种化学元素的体系，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分子。然而，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积木式分析，即试图去计算这些组合的排列及其表达的可能性之数量。实际上，这种计算远不能穷尽实际情况。帕里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太过依赖对现存口头创作韵律传统的类比，尤其是克罗地亚的传统。尽管这些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规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马来还是相当有限，也相当粗糙。荷马的语言丰富得惊人，有充分的变化和弹性，词汇和固定短语的排列也有精确的区分。荷马似乎从来没有为表达准确的意义而发愁过。他那些固定的措辞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其诗歌的创造性。

我们既不能轻视传统口头语言的流传广度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样不能忽视其对荷马史诗创作的深远影响。史诗对已有元素的继承，不仅仅体现在短语和句子方面，甚至扩展到整个场景描述方面。这种继承，在那些描写准备进餐或船只下水的场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所知的一些“典型”场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已有的材料。但是传统的“固定”场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顺序，这种概述为口头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数。伯纳德·芬尼克（Bernard Fenik）对《伊利亚特》中大量战争场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以上论点，人们往往认为描述这些战争场景的材料一定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同样的继承性塑造，也能在《奥德赛》中看到周期性的顺序。例如，英雄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迷路了，他会遇到一个高贵的陌生人并指引他到达王室的宫殿。

再者，我们也不能认为，传统的范式就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这种期望，在得到满意答案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或矛盾的答案。比如，当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好客之家时，描述的顺序可能会有些微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在《奥德赛》第4卷一开始特勒马库斯到达斯巴达时就能发现。通常来说，都是主人亲自招待客人——但是这里正好在举行婚宴，特勒马库斯遇到了墨涅拉奥斯的随从。当特勒马库斯站在门外时，随从不知该如何处理，就去请示墨涅拉奥斯。墨涅拉奥斯非常生气，他坚持认为，不管什么情形下，陌生的客人都应该得到妥当的招待。这种范式的变化，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贵族主人的榜样。一种“典型次序”的范式也能够被谨慎地坚持，从而创造出有序的正统场景。对这种可能性的运用，最好的体现就是《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卷。在荷马那里，对宴会的描述有一整套程序，这一程序包含了若干循环使用的固定句子，他之前的游吟诗人无疑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仪式或正式的场景能为日常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公共交往的场合。然而，在《伊利亚特》第24卷第621行及以次的内容里，这种用寻常方式讲述固定的程序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氛围和特殊的意义，因为对话的双方是阿喀琉斯和普里阿摩斯。这种场景的独特性以及其大胆创新，使之从典型性中得到了升华。

帕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解释荷马的“重复”及其意义的新窗口。这些发现也解决了我们对荷马的措辞中一些奇异的语言现象的疑问。他的语言与任何一个希腊本土的说话者都绝不相同。大多数词汇形式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同时使用过。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尤其在韵律的框架下，诗人往往会创造新词汇。语言学者普遍认为，荷马的希腊语的基本方言是古风时代的爱奥尼方言——但是有许多特征与这一时代和地域全然不符。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谓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语”（Arcado-Cypriot）的出现。线形文字“B”泥板上的证据显示，这是荷马之前500年的迈锡尼和希腊大陆上使用的希腊语。口头传统适于这样的情况，即：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游吟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拾得一些习语而扬弃另外一些习语。于是，一种尤其适用于史诗的语言开始形成。一些习语有了数百年的传统，而另一些习语则是新近得来，有些甚至就是在演唱之日的新词。从这种意义上说，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游吟诗人都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做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创造了某个习语、某个句子或者某个场景次序，这些都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史诗语言的这种“人为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多珍贵或多新奇。尽管可能对听众来说，有些词汇或形式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但是对诗人来说，仍然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也恰当地运用了这些内容。史诗语言主要是为了保持节奏并保证能够浓墨重彩地描述一个宏伟场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看到了这种特征，他说：“他是如此异乎寻常地迅捷，他的思想变化是如此清楚直接，对这种变化的表达也是如此……他是如此高贵。”科林·麦克劳德（Colin Macleod）是这样评价这种洞察力的：“阿诺德以一个评论家的敏锐看到了，那些从源头上是人为创造的内容，在效果上可不是虚假的（‘迅捷……清楚……'），评价史诗的特征，如果不从其精神特质入手，那无疑是空洞无物的（‘简单……高贵……'）。”

许多无名的游吟诗人都为荷马史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史诗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的功绩。但是米尔曼·帕里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太过依赖这种“民间”传奇，以致执着于传统诗歌的观念而否认所有游吟诗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传统没有创新的余地，也没有创新的价值。对他们来说，“荷马”就是传统，就是数百年传下来的传统。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因为传统必须以某种方式发展和达到成熟，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况且，除非认为所有荷马的竞争者，不管早期的还是同时代的，他们创作的诗歌都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好——实际上是没法区分的——否则一定有某种因素使得荷马的作品更胜一筹。这种因素就是他的创新之处。所以，不管他吸收了多少传统的因素，他一定对其做了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荷马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承袭的内容又有多少？他必须完全与传统一致或者在传统之内创作？抑或他也可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诚然，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么长篇幅的史诗究竟是一个数世纪积淀的规范还是荷马的创造，在荷马之前的几代人是否已经听过某些类似《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荷马的前辈或竞争者的情况，因此我们对以上问题没有任何把握。荷马作品中哪些部分有创新或反传统之处，仍然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宣称，帕特洛克罗斯是荷马的创造，还有欧迈俄斯以及《奥德赛》中的田园因素也都是荷马的创造。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渴望，是摆在荷马研究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我个人认为，荷马的作品无疑有着双重的源头，既有与传统一致之处也有反传统之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伊利亚特》中对待特洛伊的态度。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希腊人一方，因此也为荷马提供了更多关于希腊人胜利的素材而不是相反的素材。尽管在史诗的第8卷到第17卷，特洛伊人的战况比希腊人好，但是阵亡的特洛伊人还是比希腊人多，并且希腊人持续不断地补充。还有一个描述上的细节，对战场上方位的描述总是以希腊人的营地为视角。在一部创造性的史诗中，相对希腊人，特洛伊人在战场上的多数时候都更具优势，从特洛伊一方来描述史诗范围内的战斗，丝毫不比从希腊人一方描述得少——看起来荷马似乎站在了传统的对面。如此挑战本质上似乎正是史诗的一种催化剂。

长于明喻是荷马的独特风格之一，也是他为后来欧洲文学的整体风格所做的贡献之一。这也许是在传统的张力下创新和发展的又一例证。人们普遍认为，明喻是长篇史诗的产物，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里程碑式”作品，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另外，我们不难发现，用野兽尤其是狮子的捕食作为明喻，完全能够追溯到英雄史诗的传统。文献学者认为，明喻的语言有显著的非公式化和晚近的特点，这一特点似乎可以通过许多明喻中的非英雄主题来证明。我个人认为，最能说明荷马的明喻之非传统性的就是：明喻与其上下文关系的诸多变化。每个变化似乎都能让听众弄清楚其中的关联之处。有时是明喻，有时是对比，有时集中于物质的比较，有时集中于气氛和情感的比较。

我们从每部史诗中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伊利亚特》第21章第342行及以次，赫淮斯托斯帮助阿喀琉斯对抗河神斯卡曼德（Scamander），在河岸焚烧植物和尸体：

有如秋日的北风把刚刚被淋湿的打谷场

迅速吹干，给劳作的农人带来喜悦。

当他也这样把平原烤干，焚尽尸体……

这炙热的气息令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欣喜不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斯卡曼德河保持了特洛伊的植物繁茂，为田园提供了养料。当大火烤干河水之时，这里的明喻提示了这种逆自然而行的破坏。《奥德赛》第5卷第388行及以次，奥德修斯站在浪尖，看见了远处腓埃基亚的海岸：

有如儿子们如愿地看见父亲康复，

父亲疾病缠身，忍受剧烈的痛苦，

长久难愈，可怕的死亡之神降临于他；

但后来神灵赐恩惠，让他摆脱苦难，

奥德修斯看见大陆和森林也这样欢喜……

毕竟这是奥德修斯第一次有希望生还的时刻，最终他会活着看见自己的家园。当他最后安宁地躺在珀涅罗珀怀抱里——这里也用了一个明喻，提醒我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过去了：

有如海上漂游人望见渴求的土地，

波塞冬把他们坚固的船只击碎在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

游向陆地，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她看见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欢欣。（23. 233ff）

忽视这里各个明喻的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疑是荒谬的；将这种处理方式归结于传统，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

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针对米尔曼·帕里和他开启的通过传统研究荷马的方法的反对声音。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展现出真正高人一筹的洞察力。对于我已经阐述过的荷马在传统之内还是在传统对立面的位置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方法确实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习语的研究方面，这是帕里研究的起点。其理由仅是分解论者所说的，口头创作的即兴性和急迫性导致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人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应该能够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荷马史诗那无可比拟的明快和率直，可能正是得益于口头传统。对一个写作“虔诚的埃涅阿斯”或“大胆的贝德维尔”的诗人来说，这种特性可能会陷入一种过于精致的危险之中；然而，对荷马来说，这种特性的适度重复，看起来是那么自然。由于这些重复的习语和场景次序，我们得以进入一个非常熟悉的世界，对每一个事物的位置都了若指掌。这是一个固定的已知世界，然而同时又因其特有的高贵的史诗语言而彰显出多姿多彩来。长袍、床笫、绵羊、大山——这些事物的恒久不变，通过传统语言得以展现。太阳每天按照固定的轨迹升起；阿喀琉斯敏捷如昔但是又任性怠惰——一旦这些固定的背景发生变化，就会发生独特的、可怕的事件。太阳照常下山了，但是赫克托尔死了。在荷马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静态与动态、永恒与短暂的对应。这些都得益于诗歌的本质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