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早期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被汹涌的淡水河欧申（Ocean）所环绕，所有的泉水和溪流都发源于此。他们用欧申来比喻荷马：所有的诗歌和修辞均源于他，正如他的作品包含了希腊人的整个思想世界（在埃及发现的纸草文献中，有关这位诗人的内容要比其他所有诗人的总和还多）。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荷马作品的最伟大的英译者，他发现了另一种比喻：“我们这位诗人的作品，就像一个丰富多彩的苗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种子和幼苗。那些追随他的人只能从中选择某种独特的植物。”和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荷马的作品也是一座无穷无尽的丰饶宝库，慷慨地与所有来者分享，任君采掘。

在我看来，通过关于荷马的简短传记所提供的模糊线索来寻找“荷马”没什么意义。即便这通常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好方法，但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相关史料。许多关于他生平的古代记述（“……母亲的名字……开俄斯……盲人……死亡等”）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可证明是出自虚构。人们所言的荷马生平，符合荷马的身份，但并不真实。现代研究的一些严谨结论非常之少，况且不是没有争议。时间，约在公元前750—前650年；地点，爱琴海北部沿岸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地区，从其他传统演唱诗歌的游吟诗人那里学来诗歌艺术。我们对诗人知之甚少，这与如此伟大的诗歌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与其将“荷马”视为一个人，不如处理为一种诗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还是所获无几，我们没有关于荷马的听众或关于他吟唱环境的可靠的外部证据。我们完全是假设或构建出了一个所谓“荷马”的外部模式或框架，然后试图削足适履地将诗歌塞入其中。而这些诗歌本身是我们的可靠证据，它们包含关于“荷马”的一切有价值的信息。诗人荷马及其听众一定是依循诗歌中的形象被重构出来的。这种从诗歌内部来探索的内证方法，遵循了某些古代学者的箴言：“Homeron ex Homerou saphenizein”——“应该用荷马的光芒来阐释荷马”。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荷马”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叙述性的诗歌，它们“讲述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其叙述，在于其转变为文学的方式。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概述《伊利亚特》的情节，而是试图对它的主题形式，对它的叙述背后的基本关注，如生与死、胜利与失败、荣誉与耻辱、战争与和平作某些说明。正是这一切，奠定了《伊利亚特》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基本地位。

我不想去概括其情节的再一个原因是，这两部史诗都非常长，数百页长长的诗行，如果用谈话的速度来阅读，至少也需要24小时。每部史诗都分为24卷。这样分当然方便清晰，然而这些划分并非诗人所为。（史诗的一卷对应后来的每一个希腊字母，而荷马不可能知道任何希腊字母，不管是1个还是24个）。这种为了概括的划分，违背了史诗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冗长并不是因为它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漫长多舛的传奇故事，恰恰相反，两部史诗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代其他史诗作家创作的诗歌更短，但用更概括的方式讲述了更多的事件。这种方式符合我们在《奥德赛》中看到的游吟诗人的演唱。更多直接的证据表明，其他早期史诗诗歌为数众多，尽管这些史诗现在全部散佚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诗”。“组诗”讲述了其他传奇，例如有关忒拜的故事、特洛伊的故事，从争执女神的金苹果到奥德修斯死于他和瑟茜（Circe）的儿子忒勒戈诺斯（Telegonus）之手。我们所知的古代“组诗”清晰地映衬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精神高度，因为这些诗歌正是围绕它们而构建起来的。

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是《塞普里亚》（Cypria）。它比其他大部分组诗都要长，但是不及《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一半。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其内容的一些零星概述，也便颇有启迪作用：“珀鲁斯（Peleus）历尽艰苦才降服忒提斯（Thetis）……帕里斯（Paris）在伊达山（Mount Ida）的裁决……帕里斯出访斯巴达……与海伦私奔……洗劫西顿（Sidon）……其间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接下来是墨涅拉奥斯（Menelaus）征询涅斯托尔（Nestor）……召集远征……奥德修斯装疯……在奥利斯（Aulis）……阿喀琉斯在斯库洛斯岛（Scyros）……特勒弗斯（Telephus）在阿尔哥斯（Argos）……回顾奥利斯，伊菲格尼亚（Iphigenia）的牺牲……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普洛特西劳斯（Protesilaus）……”像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这种浮光掠影式的传奇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对比，正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某些主题，他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史诗应该）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为。这样，它就能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史诗不应该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然而，绝大多数诗人却是用这种方法创作史诗的。因此，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和其他诗人相比，荷马真可谓出类拔萃。尽管战争本身有始有终，他却没有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不然的话，情节就会显得太长，使人不易一览全貌；倘若控制长度，繁芜的事件又会使作品显得过于复杂。事实上，他只取了战争的一部分，而把其他许多内容用作穿插，比如用“舰船列表”和其他穿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其他诗人或写一个人，或写一个时期，或描写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行动——如《塞普里亚》和《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的作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提供一出、至多两出悲剧的题材；相比之下，《塞普里亚》为许多悲剧提供了题材，而取材于《小伊利亚特》的悲剧多达八出以上……

[《诗学》,1459,M. E．胡贝特（Hubbard）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