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朱红灯成为“神拳”领袖
在冠县发生“义和拳”事件的同时，一件恐怖的事情也正在山东黄河沿岸的县份上演，这就是1898年的夏秋大水灾。
黄河沿岸，山东30余县受灾，农田和棉花地几乎全部被淹了；房屋被冲毁了，道路上全是逃荒的灾民。灾民们吃光了路边的柳树叶、榆树皮，吃光了地里的毛毛虫，吃光了路边腐烂的野狗和老鼠尸体；更恐怖的是，连丢在路边的死婴都会成为食物。
在贫穷的州县，地方官府不是在忙着调粮赈灾，而是在忙着进行另一件事情——杀人。
山东本来就是《马关条约》赔款的支付大省之一，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在筹措赔款。朝廷摊派到省里，省里摊派到州县，各地早已经是赤字严重，加上大灾之年，贫穷州县甚至连监狱里都没有余粮。为了给狱卒们省下口饭吃，死刑犯就只好不等到秋后了，统统先拉出去处死。
此时北京正在进行戊戌变法，而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山东，大多数农村人口对“变法”毫无感受，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
天灾之年造成的流民很多，而大量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总是会成立个什么帮派组织的（比如丐帮）。山东原本就是武术大省，流民中有很多都是习武之人，看来兴起一两个武术组织是不奇怪的，而神拳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神”。
只要是练习“神拳”的人，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让神仙上身，获得神力——这叫“降神附体”。
这是一种结合了武术的对神力的极度崇拜。自古以来，每到灾荒之年，正是绝望的情绪特别容易蔓延的时候，也正是各路神仙特别容易出现和扩散的时候——因为人们不仅需要五谷杂粮，更需要精神慰藉。
1898年底，大水之后，受灾各县神拳遍地开花。灾民们整家、整村地加入，连那些因交不起香火钱而被大刀会排斥在外的武林高手，也纷纷入拳。而拳民最多的，还是受灾最严重的茌平等县。
茌平位于鲁西平原地区，紧靠济南，即使没有水灾，这里也是常年积涝、地薄民穷，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稠密的人口带来了极端的贫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记录道：“他们非常穷，以致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将狼从门口赶走。”
水灾时，朱红灯跟随灾民大军逃荒到了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朱红灯也加入了长清当地的神拳。朱红灯个子矮小，人们都叫他“小朱子”，但他却有一项在灾民中受人尊敬的技术——能看病。正是在行医看病的过程中，朱红灯很快在神拳队伍中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
1899年2月，已经成为长清神拳组织的一个大头领的朱红灯来到了拳民最多的茌平。
而朱红灯到茌平来，是准备来做一件大事的：他要成为茌平拳民的领袖！
这个难度其实并不大。拳民都是灾民，一帮人聚在一起，不可能天天口吐白沫儿，他们先得有饭吃。
在天灾之年，找饭吃无非就这么几种途径：一是抢官府（造反），这个风险有点儿大，弄不好就把脑袋给丢了；二是抢路人（当土匪），这也有代价，落草为寇的名声毕竟不太好听，更何况路人也没有吃的啊！
朱红灯将要带领拳民进行的是一种既不需要造反，也不需要落草的全新找饭方式——反教。
教民中有不少流民地痞，但也有不少家境殷实者，更何况他们还能够得到教会的灾粮补助，抢他们才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只要打着“反教”的旗号去抢劫教民和教堂，不仅没有道德负担，甚至还有优越感。
反教就不能怕洋人的洋枪，朱红灯必须要让拳民相信跟着他练习神拳真的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也就是说，朱红灯必须把神拳中的“降神附体”由形式走向实质。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跟随朱红灯一同来到茌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心诚和尚。他自小出家，练习了20多年的少林硬气功，大家又叫他“铜头和尚”。铜头和尚当众表演时，运起少林硬气功，大刀砍不进、长矛刺不进，犹如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多少能够为朱红灯在拳民中聚拢人气。但是，洋人手里的“枪”并不是长矛，而是洋枪，如何能让拳民相信神拳可以挡子弹呢？朱红灯他们也有办法。
办法就是向魔术师学习。
演示时，枪是真正的鸟枪，可以当场验货。鸟枪虽然没有洋枪的威力大，但也是可以打死人的，而问题出在鸟枪的子弹上。在表演过程中，只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铁砂换成黑豆，如此一来，“挡子弹”就变成了挡黑豆。魔术不过是预定的程序，很多的“神话”也是如此啊。
神话流传开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成了朱红灯的人不仅能挡子弹，甚至连炮弹也不怕！
在大水过后，朱红灯终于又依靠医术之外的魔术，依靠“刀枪不入”的神话，迅速建立了威望，聚拢了人气，他率领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实际上，朱红灯并不是天生有领袖欲望，只是在这样的乱世，找饭吃很艰难，人们期望找到一条能够轻松找到饭吃的捷径。大家只相信，世道乱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
因为生存的需要，朱红灯终于走到和当初赵三多相同的那一步了：既不想得罪官府，又要进行“灭洋”。接下来，朱红灯等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带领大家去“反教灭洋”，而之前赵三多的“义和拳”不仅已经打出了“灭洋”的名号，更是打出了“灭洋”的名气，朱红灯等人又把“义和拳”的名号拿了过来，用“义和拳”来称呼神拳。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要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粮。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暗伏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儿“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的传统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儿，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果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在皇宫之中，出自党争，出自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在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时，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构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拳有很大的局限性。“扶清灭洋”仍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的表现。
接下来，朱红灯就要带领大家行动了，“灭洋”的第一步是“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