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组建武卫军

重新编练一支新军的代价是很大的（时间、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将现有的、可能掌控到手中的军队进行整编扩编，使它们全部归于自己麾下。既然八旗军基本上被端王集团掌控，那么荣禄能够打开缺口的，自然就是汉军了。

汉军，首先是淮军残部。甲午战争后淮军残部主要有两支——宋庆军和聂士成军。宋庆仍然带队留在东北，聂士成由于表现出色，取代了在战场上逃跑的叶志超，被补授为直隶提督。而荣禄又做过直隶总督，虽然他们级别是相同的（都是从一品），但提督是武职，总督是文职，朝廷以文御武，提督要受到总督的节制，荣禄相当于做过聂士成的领导。

宋庆和聂士成都是李鸿章系统的，李鸿章是慈禧这条线上的，现在慈禧通过荣禄来让他们继续忠诚于自己，没有问题。

除了聂士成，荣禄任直隶总督时还节制过另外两位军方将领，他们就是董福祥和袁世凯。袁世凯我们比较熟悉，先来介绍一下董福祥。

董福祥是甘肃环县（今属宁夏固原）人，原来靠在西北贩驴为生，后加入西北地区一支很有特色的武装——回民反清队伍，再后来被左宗棠的部将刘松山招安，在刘松山的赏识下，董福祥继续招募西北地区的回民，招安收编西北马贼，组成一支作战勇猛的队伍——甘军，然后再掉转枪口帮助朝廷去“围剿”回民反清队伍。董福祥对付自己曾经的“匪友”十分凶残，“红顶子是要用血染红的”，就是这位老兄的名言。

甲午战争时期，甘军也曾奉命开赴京畿地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虽然后来仗没打成又重回甘肃，但这次短暂的京畿之行却带给董福祥极大的转变。

这应该是西北汉子董福祥第一次来到京畿。来到北京，董福祥也学着别人去“拜会”高官，但他太不懂官场规矩，两手空空地去登门拜访，满怀期望地去汇报军务，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董福祥后来说：“我从前以为京师贵人（那些亲贵王公）不啻天上神仙，今乃得知不过是想得我们外官几文钱罢了！”（引自刘凤翰：《荣禄与武卫军》）

原来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满族亲贵、王公大臣对如何与日本作战，如何支持前方战事没什么兴趣，对辛辛苦苦前来驰援的董福祥却在公开“招贿”。

董福祥深受刺激，从此以后他就有点儿肆无忌惮的意思，越来越跋扈，也越来越“独树一帜”：除了给自己原来只有马刀的士兵装备洋枪外，董福祥在军中禁用一切带“洋”的东西，提起洋人就咬牙切齿。

1897年，当时朝野上下充满了变法氛围，连平时不知洋务为何物的大臣都在畅谈如何学习西方，董福祥却在觐见时语惊四座地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洋人）耳！”要知道连八旗将领都没人敢这么说啊，董福祥和甘军的“排外”竟然比八旗还厉害！

董福祥说到做到，后来甘军再次奉慈禧之命进驻北京南苑，这里也是卢保铁路（卢沟桥至保定的铁路）的周边地带，不少洋人铁路工程师时常出现在这里。甘军士兵就经常跟这些洋人打架，而董福祥竟然率军围攻过卢沟桥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宿舍！在朝廷大部分军队见洋人就软的情况下，这支军队真是另类。

从事实上说，甘军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士兵，他们对到处传播基督教的洋人是比较讨厌的。但董福祥和甘军的“极端排外”其实并不只是信仰问题，而是“另有深意”。

除了极端排外，甘军仍然保留着当年头脑简单、军纪极差、经常扰民的作风，从作风上说，竟然和受招安之前的“匪军”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朝廷里的言官御史经常痛心疾首地加以抨击，而董福祥却并不怎么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放纵士兵。但有一件事情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去做的——买太后的账。

董福祥就是一直在极力打造这样一支甘军：这是一支很有缺点的军队、一支连洋人都敢惹的军队，他们谁都不怕，也谁都不在乎，但只服一个人——慈禧，坚决做到慈禧指哪儿打哪儿，绝对可靠。董福祥自己也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忠于慈禧的军方老粗人物的形象出现的。所谓“不走寻常路，甘军董福祥”！

董福祥知道，他这一招应该是很合慈禧心思的。果然，慈禧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将领，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军队。头脑简单？没有关系。对老百姓不好？没有关系。思想顽固？也没有关系。对于慈禧来说，只要忠于她，什么都是优点。如果董福祥和他的甘军完美无缺，她反而不能放心了！

就这样，董福祥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以剑走偏锋的表现，反而获得了慈禧的欢心。跟“匪军”差不多的甘军竟然是最受慈禧信任的军队之一，真是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啊。

1898年初变法前夕，慈禧调董福祥甘军移驻近京——直隶正定府（今河北正定县）。6月15日，变法第五天，荣禄成为直隶总督，节制聂士成军、董福祥军和袁世凯军这“北洋三军”。9月，慈禧终止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慈禧立调董福祥军从正定进驻京郊南苑。关于这次非常时期的调兵，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在以往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认为慈禧调董福祥军是用来镇压变法的，但实际上，对付变法，慈禧不需要那么多“帮手”。前面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终止一个变法而不是开始临朝训政，慈禧是能够比较轻松地搞定的；慈禧的困难不是终止变法而是如何顺利地主导朝政，而她调董军进京也并不是为了“镇压变法”（请注意调军时变法已经终止了），而是和立召荣禄进京的目的相同：牵制和监视自己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

也就是说，董福祥本来就是慈禧信任的人，现在由荣禄进行整编，只不过是给他的甘军换个番号而已，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神秘的荣禄大人竟然和这位前驴贩子也有关系！

在担任西安将军期间，荣禄就注意到董福祥，有心和董福祥结交。有的史料上说他和董福祥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说没有结拜，反正关系还不错。而荣禄对董福祥一直很客气，即使荣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恰巧又成为董福祥的领导，荣禄的态度也是一如之前，并没有摆领导的架子，看来荣禄大人笼络驴贩子是有一手的。

袁世凯一直算是荣禄的“心腹”。1895年12月，从朝鲜回国后的袁世凯进入军界，去小站编练新军，其实就是荣禄大人推荐的。虽然荣禄也很清楚袁世凯这个人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看上去很谦恭，实际上却很难驾驭；处处表忠心，实际上却一直在骑墙。但荣禄对袁世凯其实一直是有特殊感情的。

荣禄力荐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时，他也刚刚成为兵部尚书，属于在军中培育个人势力的阶段，当发现袁世凯这个人很不简单时，荣禄就把袁世凯当作嫡系来培养和看待了。事实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大搞军队“私人化”，又花银子无数，朝廷中很有非议，每次都是荣禄的力保才让袁世凯平安无事。

因为荣禄的关系，1895—1898年这几年间，慈禧对一直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小袁”印象还不错。

可是当慈禧得知谭嗣同其实很早就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直到迫不得已时才告发，慈禧震怒了。袁世凯所犯的是欺“君”之罪（欺的是慈禧这个“君”），她要将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置之重典”（很可能是砍头）。然而荣禄却不惜以身家性命将袁世凯保下来，其他大臣指控袁世凯“首鼠两端”，要求继续调查治罪，荣禄不知是被逼急了，还是保袁心切，竟然一反常态地强硬回绝：“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引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太后啊，袁世凯是我的人，也就是您的人，并且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荣禄的考虑是“正确”的，此时正是慈禧用人之际，必须在端王集团之外抓住一切可用之人。于是乎，本来已经犯了死罪、大祸临头的袁世凯又幸运地逃过一劫，而袁世凯很有力地证明了荣禄对他的重视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袁世凯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祥这几个人中唯一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朝鲜王宫平乱不算），也没有为朝廷立下过战功的人，但这个人最厉害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心机和头脑。在荣禄即将开始整编之际，唯独这个没有上过战场指挥的人，为荣禄提出了一个十分专业又不只是专业的建议：

“大人，您只有这四支军队的计划是不够的，还需要组建一支您自己的亲兵队伍，让一些八旗子弟加入进去，然后再将所有五支军队整编成军（相当于集团军），由您担任总统（相当于总司令）!”

聪明人不用多说，一点就透。袁世凯的考虑不得不说是毒辣的，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四支军队都是汉军，如果只孤零零地将这四支汉军整编，把八旗子弟全部撇在一边，动静太大，树大招风，一定会引起端王集团和八旗军的警觉，最终很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对而使整编工作泡汤，所以不如先向他们做点儿妥协，让他们没有话说。

就这样，整编的目标有了，方案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虽然荣禄比以前更加低调、韬光养晦，但端王集团不得不重视他，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荣禄的拉拢工作。可荣禄明显就是来拆端王集团的台的，他是直通慈禧这根线的人，而不是端王集团的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将来被形势所迫，荣禄不得不选择倒向端王集团，那么也必须在现在抓紧培育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到那时，“倒向端王集团”才更有意义。但和奕劻一样，荣禄并不想公开得罪这些端王集团的人。一是得罪不起，二是荣禄也是满人，和端王集团对着干，很可能就会在满人和八旗子弟中落个“满奸”的骂名，以后就更加不好混了。

荣禄怎么办呢？

荣禄的做法可以用“三不原则”来概括——不答应、不反对、不说话。

所谓不说话，这并不是我在开玩笑，而是真实的情况。自从重返北京后，荣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真的是很少说话的。他比过去更加神秘，也更加深不可测，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史料都不多。荣禄其实是胸有成竹。

这就是官场上的角逐，它和我们熟悉的军事上的决战是不同的：军事上的决战是痛快地杀个你死我活，然后回家痛快地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还活着的话）。而官场上的角逐恰恰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奏章、朝会，这就是战场，需要的是坚忍、冷静和谋略，在表面和气下的稳、准、狠。官场上的角逐讲武力是没有用的，反而要尽量避免以武力相威胁，因为那意味着把自己和对手都逼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场”上混的，把这个“场”都震坍了，那还混什么啊。

在荣禄整军的同时，端王载漪也开始将他的武胜新队扩编，荣禄特意向载漪提出建议：王爷，您不妨将它改名为“虎神营”。

“虎”能吃“羊”（洋）,“神”能制“鬼”，蕴含着端王集团能把最忌惮的洋人赶尽杀绝、让满人过无忧无虑日子的意思。载漪十分满意，估计差点儿拍着荣禄的肩膀说：“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