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功罪问题

自来诋訾安石者，虽莫不振振有词，然一按其究竟，殆未有不叛于事实。安石之政治设施，后当详述。兹姑援苏轼之言，证其并非一无是处。苏轼于安石没后，尝与滕达道书曰：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乃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考苏轼以元丰七年过金陵，与安石流连倡和，见于诗文者甚详。再逾岁为元祐元年，安石卒，轼致书滕达道，乃谓“圣德日新众化大成”，且以为“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则神宗一朝施行新法之结果，当必有可观者。奈之何司马光一经执政，遂举各项新法一一罢弃无余耶？司马光之是非功罪，非本书所应旁及；惟涉想及此，则令人不能无慨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