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募役法之争议与其价值
安石对于阻挠新法者，每以流俗薄之。当役法之方革也，诚有不值置辨之浮议。如苏轼之所谓：“士大夫从宦四方，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直以诙谐出之，固无足论。至如文彦博与神宗问答之言，则亦不免于迂腐焉，是可怪也！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此即以儒家“民惟邦本”之说折之，已可以明其谬误。安石则一切措施，悉以人民生计为前提，更无怪其绝不容纳矣。
募役法之行，人民虽出役钱，而复其身体之自由，无复追呼刑责之虞，故莫不欣愿。惟坊郭品官之家，向无役者，亦与输助；则士夫豪右，不能无怨。当时不无物议汹汹者，殆士夫豪右有以致之耳。加以奉行之官吏，不能体会变法利民之意，惟聚敛是务，则引起人民之误解。而谤议者亦因而吹毛求疵，穿凿附会，疑窦纷然矣。如刘挚所论，其要点如下：
（一）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优富苦贫，非法之善。
（二）州县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自助役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岁有至数百缗或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
（三）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唯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吏”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
（四）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阙，而助钱更无蠲损。
又如杨绘所谓难行之说有五：
（一）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
（二）近边州军应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
（三）逐处田税，多少不同。
（四）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
（五）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
刘挚、杨绘虽提出上列各疑义。然尚非根本反对，不过请求详究条目，慎防流弊，以便推行，而杜妄议而已。宋制，主管役务者曰司农寺。时同判司农寺者为曾布，遂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绘、挚遂坐是落职外迁。兹将曾布所辨各节列后：
（一）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昔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
（二）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当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三）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廪；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四）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斗斛，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近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五）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赋税，有倚阁减放之期。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当时对于役法持争议者，大抵胸有成见，偶摘一端，而张大其辞，借为口实；殊未有能权其平者。即如熙宁七年，神宗偶闻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诏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安石则为之解曰：“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果能论事而一准于权，则利害之真际，宁有所遁耶？且弊之所在，与其由来，要莫非官吏之骫法乱纪有以致之。当其法之颁行也，征各色役钱，专以供乡户募人充役之用，而兼以其余分济官府之需，吏胥之廪而已。及其久也，则官吏肆意侵用，而役人未享实惠。其流弊至此，则虽谓为“假名敛财”，有何不可。此则非立法之人所应任咎者耳。
安石于所建诸新法，自信最坚者，惟免役。史称元祐之初，安石每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以役法之必须革新，而必不能复旧，其为利病，灼然可见。故当司马光之欲罢各色役钱，尽复旧时差法也，苏轼则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且谓：“差役之变为免役，实大类民兵之变为长征卒；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又谓：“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先帝圣意，固自有在。今日所当追探其意，以兴长世无穷之利。”而苏辙所议各端，尤可为募役法未始无利未必有害之证明。兹择其有关系者条列于下：
（一）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初疑衙前多悬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以得四百二十余万；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刬，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办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
（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三）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
元祐朝，司马光为相，免役法虽暂罢，然廷臣亦多异议，以为新法未必不善。至绍圣朝，新党用事，遂又复行。其后役法之争议，亦渐泯矣。
要之，安石之革新役法，实含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所谓“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势力”是也。我国专制政体之推翻，虽近在二十年间，而社会阶级之泯除，则其来已远。明清两朝，即不复有差役之弊政，而肇其端者安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