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青苗法之争议

安石所倡行诸新法，当时无不异议蜂起，而以青苗法为尤甚。如韩琦、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刘攽等，皆尝表示其反对之意见。大抵见其施行后流弊丛生，因而诘责之者居多；从根本上剖晰其利害者较少。故安石终排众议而力行之。惟拟行新法之初，苏辙适任条例司检详文字，曾有说云：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礼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事多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借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

苏辙此说，安石为之且止。其后韩、范、欧阳、司马等纷纷上疏抗争，而安石则不为少却也。观熙宁三年韩琦与制置三司条例司往复辩驳之文，可略见当时争议之概要。兹具录于次：

韩琦第一次疏云：

……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伏详原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合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许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值之半；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多借钱，每借一贯，令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原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近下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复峻责逐县，如人户不愿请领，即令具结申报；若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则其势须行散配。且贫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虽不愿请；然本户夏秋各有赋税，又有豫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添纳此一种出利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也。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俵，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则不然。须是夏秋随税送纳，如人户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料催还，若连两料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俵，而官本因而浸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仓所籴白米，每斗不过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年来少有似此价贱之时。若乘时收敛，遇价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无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事体，料必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岂陕西权宜之比也？兼原敕明言：“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睹新制，州县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近之疑哉？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青苗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重。欲望圣慈矜臣愚直，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逐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安众心。天下幸甚？

韩琦此疏，系要求恢复常平旧法。其攻讦青苗法，计分下列各要点：

（一）支俵青苗钱，而令缴纳现钱，取息三分，直是官放息钱，并非公家无所利其入。

（二）坊郭有物力及三等以上人户，仍许借贷，殊非抵抑兼并之意。

（三）理财重在节流，若能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大举兴利？

制置三司条例司对于韩琦之疏，析为五项，逐项辩正。疏上，颁行天下。据史称悉安石意也。兹分项节录于下：

（一）对于官放息钱之辩正 言者以为原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原敕绝相违戾，失信于百姓。本司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于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却被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惟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云不过三分之息，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抵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

（二）对于缴纳现钱之辩正 提举官约束州县，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却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钱。

（三）对于抵抑兼并之辩正 言者以为上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人户，许之贷借，即非抵抑兼并之意。……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力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余，则以俵于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原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即结罪申报，别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于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

（四）对于兴利之辩正 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废弃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饿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于人之流亡饿莩，未有补也。至于非常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强借钱物，百姓典鬻产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之穷矣。至于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叮咛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干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之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

（五）对于坊郭人户不可贷借之辩正 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余，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积滞余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赈救乏绝之恩也。《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

是年八月，韩琦复上疏抗辩。原疏首段云：

……今准都进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条件疏驳。……臣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原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惟举其大概，用偏辞曲为沮难。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辩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

以下仍分五段，一一辩诘。兹节录于下：

（一）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贷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为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则以官元价买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祭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祭，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其有司办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钱五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不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二）臣窃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一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于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决却无散钱与人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

（三）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却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于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祖宗以来，恶其太近朘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乃近于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于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察辨。

（四）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于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于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价，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户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大姓，则固不愿请领青苗钱。又广东南西路，土旷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于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亡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就等第人户处强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间有三两路州军，曾于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即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

（五）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石或两石以来。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钱借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惟陛下深详其妄。

韩琦侃侃力争，神宗意稍动，而安石终持之以强毅。青苗法之施行，如故也。他如翰林学士范镇言：

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

司马光时为右谏议大夫，其反对青苗法，则以“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为说。略云：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富者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偿于人。贫者訾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今州县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举债仍多，贫者举债差少，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皆不能输，况于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倍所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谷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谷赈赡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也。

欧阳修知青州时，言青苗第一札子云：

臣伏见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钱以来，中外之议，皆称不便，多乞寝罢，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虽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见，其敢不言。……臣窃见议者言青苗钱取利于民为非，而朝廷深恶其说，至烦圣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谕中外，以朝廷本为惠民之意。然告谕之后，搢绅之士，论议益多。至于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谕也。臣亦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见，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盖二分之息，以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于民。所得不多耶？则小利又何足顾，何必以此上累圣政。臣检详元降指挥，如灾伤及五分已上，则夏料青苗钱令于秋料送纳，秋料于次年夏料送纳。臣窃谓年岁丰凶，固不可定；其间丰年常少，而凶岁常多。今所降指挥，盖只言偶然一料灾伤尔。若连遇三两料水旱，则青苗钱积压拖欠数多。若才遇丰熟，却须一并催纳，则农民永无丰岁矣。至于中小熟之年，不该得灾伤分数。合于本料送纳者，或人户无力，或顽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纳了当，若令又请次料合俵钱数，则积压转多，必难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灾伤，本料未曾送纳者，及人户无力或顽猾拖延不纳者，并更不支俵与次料钱。如此，则人户免积压拖欠，州县免鞭扑催驱，官钱免积久失陷。臣窃闻议者多以抑配人户为患，所以朝廷屡降指挥，丁宁约束州县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诸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尽钱俵散而后止。由是言之，朝廷虽指挥州县，不得抑逼百姓请钱，而提举等官，又却催促尽数散俵。故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散俵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俵钱不尽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由是言之，理难独责州县抑配矣。以臣愚见，欲乞先罢提举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后可以责州县不得抑配。其所俵钱，取民情愿，专委州县，随多少散之，不得须要尽数，亦不必须要阖县之民户户尽请。如此，则自然无抑配之患矣。……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识远虑，所见目前，止于如此。然而青苗之议，久已喧然中外，群臣乞行寝罢者，不可胜数。其所陈久远利害，必已详尽而无遗矣。一日陛下赫然开悟，悉采群议，追还新制，一切罢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虽多，犹未能感动天听，则见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系目下利害，如臣画一所陈，伏望圣慈特赐裁择。

又其第二札子云：

臣近曾奏为起请俵散青苗钱不便事疏内一件，乞遇灾伤，夏料未纳，及不系灾伤人户，顽猾拖欠者，并更不俵散秋料钱数。至今未奉指挥。臣勘会今年二麦才方成熟，尚未收割，已系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钱数。窃缘夏料已散钱，尚未有一户送纳，若又俵散秋料钱，窃虑积压拖欠，枉有失陷官钱。臣已指挥本路诸州军，并令未得俵散秋料钱，别候朝廷指挥去后。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请灾伤未纳及人户拖欠不纳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见，不敢缄默。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所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阙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尔。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俵秋料钱，使人户积压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欲望圣慈特赐详择，伏乞早降指挥。

又知山阴县事陈舜俞具状自劾奉行青苗新法不力，谪监南康军盐酒税。遂复上书，言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耳。盖一反覆小人也。其初状甚详悉，可供参考。兹录于次：

熙宁三年五月，具位臣陈某，准州牒前后录降敕命，及转运司牒，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榜等，近准敕条，将常平广惠仓钱斛，依陕西青苗钱例，每于夏秋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酬价，立定额支每斗价例，晓示召人情愿请领。随税送纳斛，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并许从便。虽时价极贵，比之元数取利，不过二分。即不得障遏民户，不令请领。及有不愿请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见民间出举财物，其以信好相结之人，月所取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其间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时之幸，虽取息至重，然从不过一倍。比及收敛，或赍持馈饷，务为欢悦，诣门负载，不责输送。或始约缗钱而偿谷粟，始约粱稻而偿布缕。敛者以得为幸，偿者不一而足。至有改为后期，变取庸赁，下虽鱼盐薪蔌耰锄锜釜之类，皆以其价取之。盖苟不务此，贫疾逃亡，空有质剂，官不为理。此天下出举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贷取钱斛，以为宽农赈乏之惠。故所设法，概以周密，出举给纳，皆从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纳，不若用钱之简便也。今使有司必约中熟为价，贷民以钱；度吾民非岁大稔，米谷至贱，亦必偿缗钱，而出所谓二分之息耳。然所谓二分之息者，今约为六月，而以算数求之，在民间一倍，取之于民，犹足为补助。盖不似责办州县期会输送，卒无逋负。若官局如私家，杂偿他物，势亦无由，仓库给纳，人情乞取，如影随形，虽皋陶设法而身行之，亦不能尽。比之民间取与相安，而无督责威刑之惧，臣以为虽曰官所取之息尚轻，固已不减民间一倍之重矣。敕意又虑州县不能晓知新法之意，而以钱斛抑配百姓，故复申饬讲解，著为条约。然臣体问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为国论者，反忧抑配，斯过计矣。盖譬如孺子见饴蜜，必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疾。今为民官长，止其穷滥，示使受贷轻费，终蹈督责之困，爱之惜之，不为无意。臣又比见民间挟豪势欲为倾夺人之计者，必先多以金帛，阳为好言，以相假借；又包藏微意，谓之书契，不收其利。乃使愚夫贱子，不思后悔，恬然坐费，以及期会，因蹑其无所偿之时，痛为迫逐。始既未尝论利，则诉于州县，州县不得不受，公私交迫，禁锢鞭箠，日以危急。故能卖其田宅，佣其妻孥，如此者多矣。故世之有识耆老诫其乡党，贤父兄诲其子弟，未有不以贷赁逋负为生事之不善也。昔者祖宗著令，诸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保全元元之意，盖深远矣。今乃官自出举，设为赏罚奖劝，恶吏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亦已异矣。且臣再读诏书，以为振民乏绝，抑兼并，法无出此。乃见有司申明科条，又使十户为甲，甲中须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无抵当之人，不得一例俵散。夫谓之浮浪，乡人之所不保，正是乏绝，至甚滨于转徙沟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复欲借此以抑兼并，臣恐法终行，特为天下兼并之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仓，非能人人计口而受饷也。盖市井田里，常有谷价踊贵之时，官以常平之粟减价贱粜，则积谷者自然不得复珍市深藏，以邀贵价，于是生民阴受其赐矣。且如越州，去年民田未尝有水旱虫螟之灾，只因邻州不稔，米商罕至，谷价日增。本州以常平仓米自正月出粜至五月，凡四万五千余石，乃仅能裁止贵粜，民免艰食。以一州而言天下，理势略同。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为青苗，唯恐不尽，使仓库既空，饥馑荐至，则兼并之民，必乘此时有闭籴而贵粜者，未知州县将何法以制之？斗粟万钱，未可知也。此岂不为兼并之利哉？臣又窃谓兼并者之计，今官既放，无庸争利，但可藏镪，坐待邻里之人，逋负青苗，恶吏严督之时，贱买人之田宅，和质人之妻孥而已。臣故曰：“此特为兼并之利也。”诏意又恐州县避事，不务推行新法，抑遏人户，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尝私为州县主者之计，今必使奉行新法，姑纵之贷，亦不患敛之之难也。盖朝廷设法，已分为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敛秋料，正在正月间；所敛夏料，正在五月间，不过给秋料使以纳正月所举者，给夏料使以纳五月所举者。则其出民力者，但计所当息钱，益所给为所纳耳。若然，则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当两输息钱，无有穷已。万一如此，则是别为一赋，以敝生民，非朝廷王道之举也。臣虽愚暗，尝深世务，官于县道，职在爱民。今不敢苟免按问，雷同官吏，诱陷小民，日入困敝。在犬马之心，亦深惜轻误圣朝，别生此赋。所有青苗新法，难以奉行，谨具状自劾以闻。

刘攽尝致书安石论青苗利弊。略云：

见所与曾公立书，论青苗钱大意，不觉怅惋。仲尼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听讼而能曲直，岂不为美？然而圣人之意，以无讼为先者，贵息争于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钱于官者，岂其人富赡饱足，乐输有余于公，以为名哉？公私债负逼迫，取于己无所有，故称贷出息以济其急。介甫为政，不能使人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设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甚非圣人之意也。自三代以来，更历秦汉，治道驳杂，俗益浇薄，其取于民者，百头千绪。周公之书有之而今无者，非实无之也，推类言之，名号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复，将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礼》，治财者过半，其非治财者，未闻建行一语；独此一端，守之坚如金石，将非识其小者近者与？今郡县之吏，方以青苗为殿最，又青苗钱未足，未得催二税。郡县吏惧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犹能小为方略，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罚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请？安得不纳？而谓其愿而不可止者，吾谁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纳说于时君，劝其恭俭小心，所谓道也，莫不逆耳难从。及至劝其为利，取财于民，广肆志意，不待辞之毕而喜矣。故奸臣争以言财利求用，不复取远古事言之。在唐之时，皇甫、裴延龄用此术致位公相。虽然，二人者，犹不敢避其聚敛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圣人为证，上则使人主无疑，下则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为桀跖嗃矢，桁杨椄槢也。商鞅为秦变法，其后夷灭；张汤为汉变法，后亦见杀。为法逆于人心，未有保终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专为备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贫下赋役乎？府库既满，我且见其不复为民矣。外之则尚武开斥境土，内之则广游观崇益宫室。鄙谚曰：“富不学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势也。介甫一举事，其敝至此；可无念哉！可无念哉！

哲宗元祐初，司马光入相，凡安石所建新法，相继革除。既已诏罢青苗法，复行平常旧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时元祐元年四月也。于是王岩叟、刘挚、苏辙等，交章言其非。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中书舍人苏轼奏曰：

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少加损益，欲行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

按是时再给散青苗钱之议，出于范纯仁，系以国用不足为说。司马光虽以病在告，不预知，然亦有乞禁抑配之奏。卒以苏轼力争，乃尽罢不复散。范纯仁者，不可谓非端人也，而亦鉴于国用之不足，请复青苗法。司马光居相位，亦不觉自食前言，而谓青苗本为利民，仅以禁抑配自圆其说。则此法之有裨于国用，从可知矣。善乎马端临之言曰：“兴利之徒，虽君子不得尽窒之。”奈之何安石秉政时，而韩欧诸公，皆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坐使群小得以阿附登庸，而征利毒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