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思想之转移

第一节 对于唯法主义之倾向

安石改革政治，以“大明法度众建贤才”为前提，且有“每事专信法制固有所不及”之语，在中国政治学派上，可确定其为儒家，已详前章。然观其施于政事者，虽未必如司马光所谓“尽弃其所学”，朱子所谓“略无毫发肖”，诚亦有所转移。试先下一概括语：迷信《周礼》，推尊先王，而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转移，致倾向于法家之唯法主义；其理财政策，则因社会之需要，亦同化于法家。

按安石《周礼义序》曰：“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此其迷信《周礼》之铁证也。

法家《管子》之言曰：

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

又《韩非子》之言曰：

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

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安石亦有言曰：

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

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

此皆大类唯法主义之言。故其《陈时政疏》内有云：“夫天下，至大之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然又作一转语曰：

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

故安石之政治思想，虽稍具唯法之倾向，而终为儒家人治主义所囿焉。

虽然，唯法主义之流弊，则安石固尝蹈之而不知悟也。何以明之？商鞅之施行新法于秦也，禁民不许议法。故《荀子》评之曰：“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必废。”是“法而不议”者，乃法家之所以为严酷也。安石在相位时，尝置京城逻卒，察谤时政者。此与商鞅诽谤之禁何以异？司马光与安石书，责其侵官。安石答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安石推尊儒术，固尝口孔孟之言；岂不思孔子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亦有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夫同俗媚众，固非大有为者所屑道；今于平昔游处相好之友朋，乃亦不惜深闭固拒而一意孤行；则又何论于民之好恶耶？此其所以启后世之诟病，而不能无唯法主义之倾向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