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置安石于法家者流之谬误

后之史论家最贬抑安石者，莫如清初王夫之。其言曰：“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试读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觉其深思远虑，推尊先王耳；何缘而为小人，且至于无可辞。王夫之则曰：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无不可似也。……为申韩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赏。”二者亦圣人之用也。匿其所师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辩哉？揣时君之所志，希当世之所求，以猎取彝训，而迹亦可以相冒。当其崇异端尚权术也，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进，则亦捃拾尧舜周公之影似，招摇以自诡于正。夫帝王经世之典，与贪功谋利之邪说，相辨者在几微；则苟色庄以出之，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而君子亦为之动。

循夫之之说，则安石者，信乎其为崇尚异端权术，师承管商申韩者矣。顾夫之之论，殊未免过当。如谓其“揣时君”“希当世”，以言神宗与安石之遇合可也；何以仁宗之时，其君初未尝有汲汲图治之意，其世亦未尝有何种需求，而安石便已上书言事，竭其居安思危之忠，而又骤未能有补于国；则安石揣摩之术，不已拙乎？故遍考安石之言论文章，其叛于儒术而近于法家者盖寡。不过柄政以后，骤感物议之阻挠，一任其强毅之天性，强施法令以济其穷，遂与法家之尊重法令，殊涂同归，而迷其本来面目。又其理财一端，因鉴于当时社会情形，出其精深之见解，亦与法家者流不谋而合耳。必谓其允为小人无可辞，抑亦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