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可持续成长和高质量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突破方向

时间：2018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

会议：《证券日报》高峰论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是不期而至的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不确定性。我接触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界、金融界的朋友，他们都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从市场预期来看，中央明确提出必须要在“稳预期”方面把握好相关要领。我们自己能选择的是什么？在讨论中，很多人提到，要把握好“我们应该选择、应该做好的‘自己的事情’”。我的理解是，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要努力做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空间。就工业化水平而言，不能简单照搬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判断，即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就可以认为到了工业化后期。其实，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具备了一些工业化中后期的特征，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工业化正在经历一个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后面的纵深发展，对应了将近14亿人口这样一个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市场，以及与工业化相伴的城镇化所形成的成长空间。

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43%）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59%）结合起来看，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只有50%左右。国际经验表明，真实城镇化率到了70%左右，才会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入低速发展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化率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我国城镇化还将有20年的高速发展期。一轮一轮建成区的扩大，一轮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一轮一轮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人力资本的培育，就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韧性、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可以确定的发展空间。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自己要知道，只要沿着改革开放这个现代化的道路走，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方面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通过扩大开放进行全球多边博弈，我们就一定有可选择的空间，而且也完全可以把握好确定性。如果能把握好自己的确定性，就一定能支撑我们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维系中国作为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6%左右的超常规发展速度。

按照以上的理解，从当下的不确定性说到我们要把握的确定性，就要落到最关键的改革问题上。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实际上，如果说改革进展中有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为代表的通盘部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央那时要求的时间表——事关“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的牢牢把握，其进度上是到2020年改革应该“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时间表的要求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就如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改革深化期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阻力。

如何真正按照中央时间表的要求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才能如愿地真正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市场取向改革，在改革深水区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色彩的一个表述，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进的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只有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牢牢把握住，把深化改革的事情做好，才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厘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具体的机构和单位如何把握好本职工作和配合全局要求来深化改革这样一条基本线索。我们需要把自己可能的作为融入中国以改革为“龙头”的现代化事业。这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在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全局部署和指导之下，冲过“历史三峡”的瓶颈期，经受住决定性的考验。我们希望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有继续发展的后劲儿，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通过“新的两步走”，实现中国梦。

当下最突出的是中央要求的“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进程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进一步凝聚共识。比如，在财政和税收领域，按照中央原来的要求，财税体制改革要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虽然前期财税体制改革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到2018年年底，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对此，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哪怕时间拖后一些，也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寻求“决定性成果”的突破。

当下，我们应该进一步形成关于正确的方向感的共识，因为这是实质性推进改革过程有必要加以强调的一个关键点。党的十九大已给出了很好的指导精神，但社会公众仍有不少的纠结和困惑。那些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错误思潮，比如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不是旗帜等，动辄就可以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一些持不同意见、想与之商榷的研究者，或者工作在一线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同志，要想发表不同的声音，却有种种顾虑。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中央在十九大之前就已经把“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关键性的认识写入文件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很遗憾，整个社会的氛围使我们在改革的重大方向上，真正要去打开创新局面时，容易畏首畏尾。反而另外一些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思潮容易兴风作浪。

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央领导一系列明确的讲话、重要的指示精神及国家文件，来凝聚改革攻坚更明晰的共识，更好地把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我们要结合丰富的实践，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取向之下，我们应进一步强调树立正气担当、弘扬创新的精神。在配套改革期间，如何力求逼近“决定性成果”，中央早已经给出了方向，即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就要结合突破方向，进一步讨论如何去解决创新方面的阻碍和困惑。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创新面临重重约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大胆地试该怎么试？如何能够保证试了以后不出纰漏？这是一线人员普遍的心态。如果实际生活中大家只是表态、贴标签，那么创新从何而来？没有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决定性成果”显然是不可能如愿取得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贴标签式的争吵和辩不清楚的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那个时候，正是因为避开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永远吵不出结果的很多争论，才实质性地推进了“闯”和“试”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意识到，当下有些争论已经无法回避。就如“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摆在那儿，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就需要争论。有时，应该采取不争论、少争论的态度；有时，应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下，鼓励进行百家争鸣式的严肃的学理商榷。

在实际生活中，“形势比人强”——现在有外部不期而至的压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变压力为动力。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中美关系。一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尽可能斗而不破，继续通过双边博弈，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争取走出一条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应更开阔地发展多边博弈，积极地与日本、欧洲、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等开展广泛地交流，进行多边互动。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实际上会倒逼我们推进实质性的改革。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当时，杜润生老前辈评论说，入世“清理文件柜”，这就是中国的“变法”。原来很多白纸黑字写明的法规都是要严格执行的，在法治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就要“清理文件柜”——不能跟国际规则接轨的法规，通通都要取消。这实际上就是在倒逼中国“变法”，而“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关税、放宽金融领域的准入。这些都会改变原来的法规。在创新事项上，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扩大开放倒逼所形成的正面效应。

此外，还有另一个角度：处理国内矛盾，要特别注重各方面相对容易达成的共识，即加强管理。比如财税领域，中央现在强调全面绩效管理。这在实际生活中离不开预算透明度的提高和公众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了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预算改革的第一条就是要进一步透明、公开，以利于加强管理，优化全社会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少数需要信息保密的部门，其余部门预算信息都要放到网络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实际是给予公众对政府履职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知情权后面就是质询权、建议权和监督权。这种从加强管理切入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面临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融合问题。对于这些方面，我们要抓住不放，要做好实事。扩大开放和加强管理都能潜移默化地推进配套改革。此外，我们还要继续鼓励必要的基层创新。

2018年年初，大家都在展望如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时，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给出了明确的指导精神：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这就是要从思想解放到改革的深化、攻坚克难，都落到抓实上。我们看到，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前后的一些明确的指导精神，就是一定要落到抓实上。我理解的“抓实”，要援引中央强调的一个精神，即“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而实际生活中，该如何贯彻这个精神？毋庸讳言，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就是大家都在讲创新，但不讲如何创新，特别是不讲在我们自己的辖区、行业及特定的领域中，该如何允许试错。当下形式主义的一大表现，就是只表态、不行动，因为这样最安全。如果有人改革意识比较强，愿意做这种创新实验的话，一旦行动起来，那么，他实际将面临“1个人做事，N个人监督”的压力。实际生活中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举一动若稍有偏差，会不会被人抓住“小辫子”？现实问题随之而来。所以，一些一线同志不敢动，动辄得咎。这绝不是中央所要求的氛围，也不是我们现在面对中国经济主要问题寻找突破方向时应该形成的社会环境。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把握规范性、注重合规的同时，要为创新留出试错的弹性空间；要在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中，贯彻落实中央所说的“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精神，使之真正成为实际工作中推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种动力、一种配套条件。与大家共勉：为改革创新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