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企业因何而生

在迈克尔·尚克斯纪念活动中的演讲，1990年

1984年，迈克尔·尚克斯因意外英年早逝。原本我在他去世前和他有约，时间就在他去世后的一周，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要谈的具体内容了。因为迈克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组合工作者，所以我们的谈话可能会涉及很多话题。在企业、政府或市场中，他游历了商业社会的各个角落，时刻关注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也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的离去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损失。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被邀请来做迈克尔·尚克斯的第一次纪念活动演讲，我认为曾经在他的脑海中存在的，适合今天探讨的主题依然很清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人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今一家企业存在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是否反映了这一目标，或者是否妨碍了它的实现？

我想说的是，今天商业游戏中的一些规则妨碍了善意的参与者。我甚至认为，这些规则和传统正在导致一些乌龙球，使大家集体向自己的球门猛攻（如果我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比喻的话）。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颠覆一两个众所周知的理论，尽管它们在企业中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我真的认为我们可能已经出现偏差，至少应该对已经公认的理论成果提出质疑。当然，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加容易。我只能勇于指出答案可能存在的方向，因为找到答案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我看来，找到一些新的答案是必要的，这将是人们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事物的发展偏离当初的目标，曾经明智的做法现在看来可能是疯狂的举动。人们不必为过往所束缚。

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自己正走在通往卓越的道路上。大约18年前，沃特金森委员会（Watkinson Committee）发布了英国上市公司的责任审计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上市公司所做的许多理智而明智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光说漂亮话似乎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很高兴今晚在这里见到乔治·高德（George Goyder），因为正是他的《正义事业》（The Just Enterprise）一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正义的企业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样的企业家融合在一起，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今年早些时候，阿德里安·凯伯里爵士（Sir Adrian Cadbury）撰写了另一本关于该公司董事长的书，书中也探讨了一位善意的参与者——一家广受关注的大公司的前董事长所做的事。最近，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也举办了一系列有关短期主义的研讨会、讲座并发表了一些文章。我认为短期主义存在更大的问题，但人们的争论一直耐人寻味。对我最有帮助的是《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在1990年5月发表的一份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调查报告，以及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收购和短期主义的报告。我还发现，我与菲利普·巴森代尔（Philip Baxendale）的谈话也令我受益匪浅。在过去的10年中，巴森代尔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以使巴溪（Baxi）这样正直的企业可以生存下来。我列出了关于这个问题最杰出和最有益的探索，其实还有很多。这表明在许多领域中，人们越发对商业活动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感到不安。

然而随着最近我访问南非和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会议，以及随后对匈牙利的访问，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新的紧迫感。在南非，人们有些怀疑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但认识到健全的民主需要良性的商业体系。在匈牙利，人们渴望建立自由的市场体系，却失望地发现这么做首先造成的结果是40%的通胀率、污染和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在这两个国家，人们都在扪心自问，一个企业的存在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社会？我希望的答案是两者兼顾。但必定是在满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追求自我利益吗？或者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亚当·斯密身处一个比较简单的世界的时候，他鼓励你要爱自己和你的邻居，这只是因为你认识而且不能忽视他们吗？我们是否需要为一个新的、更复杂的世界制订新的规则？

企业因何而生？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读的美国商学院给出的答案很明确，每堂课的黑板上都写着“每股中期收益最大化”。黑板上的字在提醒大家，不是短期收益和最优收益，而是最大化收益。当然前提是完美与理性的市场，以及那些聪明、精力充沛和睿智的经理人——这些正是当时人们在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回顾过去，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说法或其存在的前提。

然而，在那之前通过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应该可以颠覆这一说法。我曾是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派驻偏远地区的一名基层经理。在看到公司的业绩公布后，每股收益及盈利能力并没有让我夜不能寐，也没有让我兴奋得早上睡不着觉。我当然知道，任何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基于投入成本所获得的投资回报率，我的每一项投资也应如此，但我那时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评估自己的投资是否达到了预期。我有其他事情要考虑，当然也不只是自己的社交生活。

例如，我必须和婆罗洲（Borneo）里江（Rejang River）上游200英里的卡皮特村（Kapit）及其村长沟通处理问题。这里生长着大量可以用来制作巧克力的野生坚果，部落里的人把它们装进带着舷外引擎的独木舟顺流而下，卖给在卡皮特村的商人。他们做完了买卖想回去，但我没有预料到他们的需求，村里的汽油已经卖完了，汽船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新一批汽油运上岸。我们是那里唯一的石油公司。这个小村庄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食物供给这些从部落来的人。我不是周围最受欢迎或最受尊敬的白人，且有可能利用目前的垄断地位，在新一批汽油到达前把价格提高两倍。但事实上，为了表示歉意，我以五折的价格卖掉了汽油。在卡皮特村的那一周，我对客户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企业每股收益的考虑。

我所在的商学院会辩称事实并非如此，这和考虑企业每股收益毫无二致。如果你利用了客户，最终你会失去垄断地位，竞争对手会乘虚而入。也许这种事只会出现在完美的商业世界里，而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卡皮特村。与任何可能的利润相比，进入那个市场的成本都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我们公司在当地有一些垄断，这是所有小企业的梦想，但老实说，驱使我这么做的原因是维护自尊以及自身作为公司代表声誉的需要，与每股最高收益之间的关系相隔甚远，只是当时我自己理智的做法，与企业的股票并无瓜葛。

经过这次平常的商业活动，我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要准时交货，提供优质的产品、公平的价格，不欺骗像卡皮特村民一样的人，不扰乱当地的市场秩序，不为短期利益而乘人之危。我认为我的做法不是为一些匿名的股东提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我确信自己有更为重大的社会职责，就像我在爱尔兰对自家姑妈说的那样，她曾抱怨我是家里第一个做生意的人。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社会契约的形式，但需要利润来运作并持续经营。

我现在确定自己在美国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是错的。企业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获取利润的目的是为了把企业做好或制造产品，并且持续地把企业做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末，吉姆·斯莱特（Jim Slater）来到新成立的伦敦商学院与学生交流。他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很乐意向年轻人分享成功的秘诀：“在英国商界，我是唯一一个对赚钱本身感兴趣的人。其余的人赚钱是为了去做别的事情。这让我可以很容易地以完全理性的方式看待资产和投资决策。”三年后，他的生意倒闭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否仍然有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

获取利润是企业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本身，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把手段当成目的的人，通常会被认为神经质或有强迫征。就像我的姑妈，她对我们每个星期天去教堂的穿着打扮、跪在地上的姿势以及携带的祈祷书关心备至，但她似乎并不理解神学，对布道或祈祷的内容也没有丝毫兴趣。圣奥古斯丁说过，在伦理道德层面，把手段错当成目的是自取灭亡，是最大的罪过之一。

可以明确一点，企业的利润——良好的利润，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但获取利润就是企业目标的误区很难消除。我参加了一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会议，他们正在讨论新的企业使命宣言，宣言表明企业要为客户、社会、员工和环境服务，他们的热情不亚于企业的股东。在被要求就工作重点发言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说：“在紧要关头，我是一个负责守住企业盈亏平衡点的人。”全场欢呼起来。他是个有男子汉气概的人。我想知道，员工为什么欢呼？他们不是股东，公司没有财务危机，这么做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企业要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成为最具创新力的、最受尊敬的甚至是最大的企业，不是更令人兴奋吗？但是他们想要的不是这些，他们想成为最赚钱的公司。沃特金森委员会说，“利润是企业好坏的主要衡量标准。”但标准是为了衡量什么，又如何能将衡量标准当成目标？这就好比一个人打板球是为了获得好的击球率，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你需要好的平均分才能继续在最好的球队里打板球。

第二个误区同样普遍存在，即投资人拥有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目的将是满足企业所有者的要求，可能是或不是最大化每股的中期收益。例如，人们有时会在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中发现一种使命感，这种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企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比利时，一个家族企业家表示， “但他们还在指望着企业生活。”他指了指包围着工厂的小镇房屋的屋顶，这家企业一直是小镇几代人主要的雇主。然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东并不会从企业的高处俯瞰企业的持股情况。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描述的那样，他们更像是赛马场上的赌徒，只把宝押在企业的财务结果上。

指望那些势利眼的赌徒在整个赛事生涯中与其赛马不离不弃，或者给驯马师提些建议，都是不合理的想法。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赌博方式，就把钱用来干别的事。他们可能是投机者，也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者。在我看来，通过税收激励或法律要求来锁定押注，使其不能离场的手段，也不会超出自由市场对他们的刺激作用。安迪·卡什（Andy Cash）和他的书籍合著者称这是在向市场“扔沙子”，我认为这就是这样做的全部作用。尽管如此，这些投注者还是拥有非凡的特权。根据下注的价格，可以在拍卖场上不时地投票决定谁能拥有他们的赛马。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不断地被买家出价，谁知道拍卖的钟声会在什么时候敲响呢？根据这些规则，每家企业实际上每天都在待价而沽。

有人认为，不断可能敲响的拍卖钟声转移了驯马师的注意力，当然会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赛马的价格上，而不是赛马本身——这里指的是企业。我问一位超市的董事长，他为何如此积极地向法国和比利时扩张，尽可能地收购竞争对手，企业是在为1993年已经扩大的市场做准备吗？“不。”他回答说，“我们把自己（的企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复杂，就没有人想要把我们一口吞下了。”看来，企业防止被收购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收购。然而，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收购者的表现要比被收购者差。正如有人所说，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旧世界。

更糟糕的是，这也是一种自杀行为。1972年至1982年，英国730家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改变了公司所有权，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复杂情况、成本和干扰等因素造成的公司所有权变更。日本的可比数据低于8%。在德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450家公司中，只有30家左右在积极进行股权交易，企业拍卖的钟声很少响起。相比之下，请大家谨记，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有2400家上市公司，几乎所有公司都随时可能成为被拍卖的对象。

为了让赌徒高兴，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英国的股息几乎是德国的2倍，日本的3倍。这么做提高了资本的实际成本，因为大多数大企业都希望将留存收益作为增加投资的手段。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企业就必须借钱度日，即使有足够的资金，其投资的盈利也必须超过股息成本，才能使投资物有所值。因此，目前英国企业希望新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24%，美国为24%，德国为15%左右，日本为8%。不言而喻，哪些国家在长期制造业上投资最多，哪些国家则选择了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服务业。这不是由于企业的愚蠢或目光短浅的管理行为造成的，而是来自于拍卖钟声的压力。

有人说可以让管理者或工人成为股东，以便消除拍卖钟声带来的压力。但近年来管理层收购的历史表明，作为企业所有者的管理者和其他人一样，也容易受到大额收购要约的影响。我认识的不少人在当年10月自称还想长期为企业效力，实际上却是在为11月要到手的价值几百万的股票放出烟幕弹而已。其他人则希望创建一个由适合的企业所有者、银行、其他公司、机构组成的财团，财团将有效地保证公司长期经营，以免投机者在市场上蠢蠢欲动。然而，拥有超过半数英国股票的养老基金对其他人的钱负有直接责任，却总是避免把钱长期放在企业里。事实上，在美国这类机构被禁止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其他机构一致的行动可能会说服它们改变自己的方式，这将是根本性的改变。至于个人股东，一项预测表明，华尔街最后一批个人持股的股票将在2003年出售。一个由小股东组成的国家恐怕只能成为镜花水月的幻想。

更根本的是，或许我们应该问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企业的投资者有这么大的权力？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像看待房屋抵押贷款的提供者那样看待企业的投资者。他们持有合同。如果我们违约，他们可以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房屋，但前提是我们不能按约定的还款金额还款。这部分约定的还款相当于企业支付的固定股息。房屋购买者给予房贷提供者的基本保障，一部分是基于自身的预计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是基于建筑物的潜在价值。房贷提供者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价值会逐渐增加。抵押贷款公司在交易中有25年左右的期限，企业的股东却可以而且应该能随意取出自己的钱。

在日本，股东实际上是优先债券的持有者，向他们支付的股息与股票市值相关。股息实际上是固定的，即使有浮动，比例也很低。一家日本公司可以借钱来支付股息，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万劫不复的。

我想要知道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企业产权的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成为话题的。乔治·戈伊德令人信服地将此事解释为，在英国法律中企业与其股东有所不同。他引用了埃弗希德大法官（Lord Justice Evershed）在1947年总结的一个案例：“从法律角度看，股东不是企业法律意义上的拥有者。企业的所有权与其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不同。”他还指出，政府在战时接管了肖特兄弟（Short Brothers），当时法庭裁定股东并不拥有该公司，因此不一定有权获得该公司的全部资产价值。我法律界的朋友还不确定这是不是此事的最后结论，他们认为法律机构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或者换句话说，可能会推翻先前的判例。

我给的理由则要简单得多。企业在过去是实物资产，由家庭及其雇工经营。而如今企业由一群人来经营，实物资产则作为辅助经营的手段。我认为拥有他人及买卖他人是错误的做法。股东拥有公司的理念已经过时了，就像男人拥有妻子的观念一样。在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有限责任的理念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发明，它使家族企业得以大踏步地走向全世界。没有人会想到由此产生的矛盾，即企业主依法负有有限责任。当你转过头来再审视这个理念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想法。越是反省，我就越感觉我们是先辈创新的受害者。把公司作为财产的想法相当奇怪，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早先的投资者要卖掉公司只是因为痴迷于赚钱。但是这可能会毁了下一代在公司工作的员工的生计，我希望这会成为又一个被打破的误区。

这说明了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翻版。在这个理论中，所有与企业有一定利益相关的人，都对企业的做法和未来有一定的发言权。我本人不喜欢这个理论。我真的不知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谁，或者谁能恰当地代表他们。我能看到是各种类型的企业投资者和其雇员。客户显然与企业有利害关系，但他们的利益要如何体现？通过市场。如果真存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他们能用脚来投票吗？那么周围的社区、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呢？以利益相关者的语境来讨论企业必须履行的、用来平衡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行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我自己不认为它已给出了“企业因何而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便给出了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关于问题的答案有了一些眉目。1985年颁布的《公司法》（Companies Act）要求企业的董事对员工给予合理的关注。把倡导这种做法称为“大声疾呼”可能有些冷嘲热讽的意味，但是现在企业的会计人员已经把员工作为成本列入损益表中。企业会试图将成本最小化，但对员工理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员工现在不仅仅是企业“干活的手”或“临时工”，他们越来越代表有价值的“知识资产”。企业的股东逐渐开始意识到，资产不一定要由砖瓦、钢铁或木材构成，也可以由员工的大脑构成。“资产”这个原本令人鄙视的概念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但这一次企业实际上把它列入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一栏，而不是损益表中的成本。在企业的并购活动中，知识资产的价值超出了实物资产的价值，企业不能将“商誉”“研发方案”“专利”或“品牌”区别对待，这些都是企业知识资产的一部分。现在企业员工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企业也尴尬地意识到，员工是可以离开企业的资产。企业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合理地关注员工了。

或以环境保护为例，会计师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会计学中物品的所有权没有附加管理的概念。事实上根据会计原则，如果你拥有某件物品，你就有权销毁它。此外，如果没有人拥有某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没有价格，如空气、海洋或那些并没有在土地价格上体现的东西，比如它们维持生命生生不息的能力。企业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并不在企业的计划之内。很久以前这种做法无关紧要，也许是因为那时有大量的陆地、海洋、空气和森林资源可供企业攫取。企业无偿拿走一些资源，行为虽然不妥，但是算不了什么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无法计算在会计账目中未被计入的部分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可能会寄希望于来自环保游说团体的巨大压力，要求会计人员填补会计体系中的漏洞。在美国环境部长克里斯·佩顿（Chris Patten）主持撰写的《皮尔斯报告》（Pearce Report）中，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会计师无意中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现在他们有机会重新厘清思路。我希望他们会做到这一点。

然而，即使会计师用新数据进行了说明，我也不认为利益相关者的理念为“企业因何而生”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答案。从方便分析的角度来看，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但如果你是企业的董事长，这并不能告诉你该做什么或提供企业前进的方向。不可避免的是，鉴于我们目前的规则体系，其中一个利益相关者拥有优先权，那就是企业的股东。因此利益相关者已经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制约因素。这很容易变成“企业必须先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再开始追求利润”的说辞。回到婆罗洲后，我仍然难以直抒胸臆，依然认为利润是企业存续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仍然在寻找企业存在的驱动力。

我认为企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运营，就像一个六边形的圆环，被来自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和企业社区（即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矛盾的压力所包围。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使得这个圆环或六个方面达到平衡。没有方向，企业就会被从圆环的一边弹到另一边，许多企业都在这样做——最古老的组织法则只是单摆，而这次企业需要向六个方向摆动。在这些力量中，我希望看到“存在主义企业”的发展。我的意思是说，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不断成长直至发展到最好，其他企业也可以自由地做同样的事情。企业对六边形圆环的每条边都负有责任，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人。企业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会做到或者希望会做到永续经营。企业不是人们持有的财产，是一个本身就拥有财产的社区。企业发行并公开交易股票，由投资者购买，但这些投资者的权力有限。除非企业出现违约，否则就不能被待价而沽。

企业社区内的人是成员而不是雇员。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是雇员，他们就是社区外而不是社区内的人。像所有人类其他组织一样，企业社区需要成长和发展，否则就会消亡（财产却可以并且确实保持静止状态） ，但是企业社区的规模不需要变得太大。上个月，作为一名葡萄酒观光客，我在北加州度过了愉悦的一天。我和一家酒庄的老板聊天，他对自己酒庄的未来充满憧憬，希望酒庄变得更好，而不是做得更大，需要大量的盈利才能实现这一点。企业似乎总是想做大，也许是因为管理者想要更大的版图，也或许是因为这么做不那么容易被其他企业兼并。我有时觉得它们陷入了某种怪圈，因为企业规模大并不总是代表经营得就越好，或者利润赚取得更多。但是除非得到其成员的同意，否则企业社区不可能被卖掉。而且从古至今，推动工匠、艺术家和专业人士这么做的唯一动力，就是把企业社区做得更好，因而使其不会轻易受到轻视。

一个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企业社区，除非得到同意，否则是不能被收买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允许管理层为所欲为的通行证。企业社区的行为受到其边界的约束，只对其成员负责。长期以来，这种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一直是那类像无赖一样的管理者的特权，并因此存在争议。我认为某种形式的权威是必要的，应以企业管理者向董事会负责的形式来体现，或许董事会的任务是监督而不是指手画脚，管理者如果没有完成使企业社区日益扩大的任务，董事会可以运用终极权力替换管理层。这似乎与德国企业监事会的职能类似，我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好像给企业没带来什么困扰。”但这种做法也有其他的形式，包括特里克（Tricker）提出的双董事会的概念，董事会一半数量的人员非本企业的高管人员，在某个时间单独开会，明确界定职责；另一半数量的人员是企业高管。当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时，身份独立的董事长负责主持会议。然而细节并没有原则重要，董事会应该对六边形圆环内企业社区的所有成员负责。

我相信，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更多地被视为企业社区而非股东财产。他们认为自己的企业可以基业长青，并按照长盛不衰的事业进行规划，由其中的一员持续经营下去。这反过来又给了企业的员工一种安全感，使员工有长远的目标，而不用担心未来10年存在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即股东未经大家同意就把企业卖掉。企业准备超越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影响，生存是企业社区的首要任务。企业会以董事会的名义向投资者确保履行承诺，即使为此不得不借债度日，因为如果违约，投资人就可以将企业卖掉。企业会为未来的发展投资，会让孩子在当地的学校成长，因为还要考虑下一代的发展。企业会爱护环境，因为这可能是自己的甚至是儿孙辈生活的环境。企业也会在研究、开发和创新上投入巨资，因为这是下一代的希望所在。这是德国和日本企业所做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不认为这只是出于日耳曼和日本民族自身的特点，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企业存在方式的看法和付诸实践的做法。我在伦敦商学院的一个同事朱利安·弗兰克斯（Julian Franks），上周在英国广播公司分析了一些企业并购项目的案例，在一家德国公司接手其他的德国公司后，几乎总是依照先前的协议，没有关闭工厂和裁员，而是将更多的投资用于被收购企业的培训、研发以及添置新设备。新管理层的到来是为了壮大企业社区，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来企业的财产谋利。这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如果将企业作为一个自治型的企业社区，而不是一种财产，在如此优秀理念的引领下，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更多这样的企业呢？答案是惊人的。戈伊德在他书中的第一章就给出了答案。菲利普·巴克森代尔前几天也提醒过我。以下内容出自尤斯塔斯·珀西勋爵1944年所说的话。

这是向法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对政治发明最紧迫的挑战。由工人、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企业董事组成的企业社区，实际上是在掌管生产和财富分配，这并不是法律所承认的企业社区。法律承认的企业社区由全体股东、债权人和董事会组成，没有能力进行生产或财富分配，法律也不期望他们履行这些职能。我们必须赋予真正的企业社区以法律地位，并从臆想的企业社区中收回毫无意义的特权。

读完这段话后，我意识到之前我所有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很关键的一点是游戏规则不允许创造财富的企业社区存在。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可以在现有的规则范围内运作，并劝诫我们的管理者，让他们像一个对自己命运负责的永续经营的企业社区一样工作，对六边形的空间和六个利益相关者都给予适当的关注。许多大企业正在试图这样做。它们提出愿景和价值观，设立社会责任部门，关心环境并为企业不确定的未来提前做好规划。然而，我感觉它们实际在袖手旁观。我们要求公平竞争，而游戏规则却允许其他人尔虞我诈。这是不公平的做法。难怪他们有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只是嘴上说说，只会迎合投机者的短期需求，其中的原因就是如此。毕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几乎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或许可以寻求在现有的企业产权规则下建立真正自主的企业社区。约翰·刘易斯合伙企业（John Lewis Partnership）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巴溪的成立则是另一个例子。合伙企业中代表工人的理事至少拥有企业51%的股份。只有当受到巨大困难的威胁时，他们才会出售股份，永续经营是其目标。工人直接拥有另外三分之一的股份，可以持有或出售。合伙企业的理事会有12名成员代表现有合伙人的利益（请大家注意这个词），4名理事代表未来合伙人的利益。他们的工作是共同监督、经营企业的董事会。

这两个企业与其他几个类似的企业一样，由衷地寻求将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寻求企业的永续经营以及超越自我。但它们的股票并非公开交易，不受企业并购的影响，因此不能成为所有人效仿的榜样。同样地，我知道家族企业为了整个企业社区的利益实施着仁慈的独裁管理方式。它们也想永续经营，其中一些人的股票已经可以上市交易。然而这种子承父业的方式也暴露出自身的缺点。并非所有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都注定会成为伟大的商业领袖，当接班人才逐渐枯竭时，它们往往会陷入我的意大利朋友所说的“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目前处于边缘的些许经验与案例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对企业的治理形成系统的认知。要求企业的管理者漠视当前的游戏规则也是不公平的，而如果按规则行事将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强调短期利益，增加投资成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我不知道公司治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确切形式，但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原则比细节更重要。

这是我短期所担心的问题。我长期担心的是企业的产权将凌驾于企业社区之上。随着世界经济的萎缩和企业向全球扩张的目标，企业的产权将无情地吞并企业社区。矛盾的是，我认为盎格鲁-美国（Anglo - American）模式对每个人关注更少的做法，比起德国或日本模式可能会占上风，它会推动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狂热的短期投机者，迫使企业成为资产交易员，而不是财富生产者，并可能利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很多无用的、加班加点的工作。

你会注意到我还没有回答“企业因何而生”这一问题，现在我要说，我不能回答。每个企业社区必须为自己做事，但我们必须让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自在地这样做。只谈企业如何获取利润是没有答案的，我想说，“企业获取利润当然无可厚非，但获取利润后的进一步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某个企业社区而言，为了生活而生存下来都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我觉得一个人要使生命有价值，必须有超越自己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理事会理事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应该换种思考方式。如果所有企业的目标都是成为行业第一，那么99%的人将会失望。如今企业不需要做大才能成为伟大的公司，甚至不需要做大才能走向世界。我想要对这些理事说，就像我对任何人说的那样，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和你们所做的事一样重要，与你们的所作所为相比，你们的个人形象将在人们的心中停留更长的时间。企业不是工具，而应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不断壮大的企业社区。两者是有区别的。

今天晚上，我说了一些略微离经叛道的话，举例如下。

● 利润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应该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 拥有有限责任的股东永远不会成为公司的主人，只会是投机者，所以不要对他们期望过高。请把他们当成发放抵押贷款的人。

● 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算数，除非能被认真地计算。要请会计师来帮忙。

● 拥有他人是错误的。如今的企业是一群人的集合，是企业社区而非财产。

● 上述观点得不到法律承认，但法律应该予以承认。

● 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超越规章制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让我们来改变规章制度。

●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危及下一代人的未来，甚至可能与对手同归于尽。

讨论

多纳德B．布彻（Donald B. Butcher，管理工程顾问）：您在演讲中把股东等同于赌徒，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至少应该将私人股东和机构股东区分对待。按我个人的经验，大企业和小型非上市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私人股东对企业是忠诚的，并与企业的成功唇齿相依。问题在于很少有企业做出重大努力来吸引和维持私人股东的支持。

查尔斯·汉迪：我是家族企业的拥护者。德国的优势在于没有上市的中型家族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东确实想要一家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在较大型的上市企业中，即使个人股东对企业的发展感兴趣，我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有任何影响力，美国人预测10～12年后个人股东的概念将会消失，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大卫·布德沃斯博士（Dr David Budworth，自由职业者）：汉迪教授在他的演讲中对会计师说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我不是一名会计师，但我发现，目前大多数有关商业的理性思索都来自于会计师和会计机构。

查尔斯·汉迪：我只是对会计师过去的做法不以为然，我同意会计师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对会计机构目前提出的所有举措赞赏有加。

杰弗里·钱德勒爵士（Sir Geoffrey Chandler，行业顾问）：有什么因素可以带来企业短期和中期的改变？公司内部的促进因素包括领导力的训练。潜在的外部因素来自于市场。市场根据信息运作，目前提供的信息基本上来自财务方面，与培训和任职资格无关。如果有强制性的人力资源审计，甚至是环境审计，那么市场就会开始根据中长期的信息来运作。其他的外部因素是规则和法律。沃特金森的报告已经发布了近20年，但在许多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查尔斯·汉迪：我认为最大的希望来自于企业内部。如果更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将企业视为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社区，并接受给予周围的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的未来必要的投资，情况将开始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太多的股东是资产交易员并以此为荣。人们语言的细微变化可能会极大地创造出一种不同的氛围。然而到最后，我依然偏激地认为，如果不改变一些规则，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沃特金森报告中的华丽辞藻将继续成为纸上谈兵。我希望企业开始对规则的制定者说，“是你们让我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我们实际上迫切需要改变这些规则。”

安妮·弗格森（Anne Ferguson，《星期日独立报》主编）：我想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永续经营对于企业来说是可能的，或者是可取的。个人、政府和文明，一切都有其自然的生命周期。企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组织，你认为一个企业的自然生命周期是怎样的？

查尔斯·汉迪：我知道目前没有多少公司值得永续经营，我宁愿它们倒闭，也不愿它们在出问题之前被别的公司收购。我希望企业以永续经营为目标，尽管可能很少有企业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生命周期。对于大企业而言，目前经营的时间似乎是四五十年，它们甚至还没有接近永续经营的时限，但前景却是值得向往的。企业必须制订永续经营的计划，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会投资于企业长期的发展。当企业雇用员工时，期限一般都是45年，但大多数员工都不会在企业工作那么久。如果企业真的聘用了可以为之工作45年的员工，就应该在他们身上投入巨资。

彼得·摩根（Peter Morgan，经理人协会理事长）：我并不完全同意您的论点，因为您并没有为所描述的失败提供足够的证据。相比之下，保罗·马什（Paul Marsh）最近发表的有关短期主义行为的文章显示，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健康。尽管如此，经理人协会（Institute of Directors）刚刚接受委托进行了一项关于公司法的研究，以确定19世纪帮助铁路企业组建的法律是否一定也是21世纪的企业所需要的。您提到了欧洲私营企业的实力。战后，英国的家族企业被遗产税和公司税所摧毁。为了重建这个重要的商业基础，我们需要税制改革。您也谈到了股东的短期主义行为，但主要的股东是机构股东，机构股东持股时间平均为四年左右。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我对这一点很清楚。企业投资不应是快速换手的赌博行为。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企业的精神是关注生存。当企业克服了生存问题后，也许还有下一个兴旺发达的机会，但是在现实情况下，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中的大多数因素往往会导致其倒闭。成功经营一家企业并不像管理一个官僚机构。企业必须每天在市场中有所斩获，市场环境每天都在变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盈亏平衡方面承受着压力并发挥着作用，盈亏平衡是衡量企业能否生存的最终标准，但利益相关者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任何一家企业如果不与合作伙伴合作，不通过与供应商、代理商、员工、客户和周围企业社区的合作来生存，实际上都会以倒闭告终。

查尔斯·汉迪：我不反对您的说法，我只是想说，希望企业能够制订出长远的经营计划。我知道的那些只专注于生存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使命感。

彼得·摩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企业只要在1991年下半年之前安然度过经济衰退期就可以了。企业要预测技术和市场、消费者偏好、影响就业的社会因素，要保持充满活力的成功模式，并尽可能提前做好规划。

查尔斯·汉迪：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企业永续经营假设。

乔治·戈伊德勋爵（George Goyder CBE）：谢谢您对我的书的好评。您最后引用的是1944年尤斯塔斯·珀西勋爵在里德尔演讲（Riddell Lecture）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认为这句话今天仍然有意义。从您的评论中，我感同身受地想到了信任原则。我认为人们需要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法律工具，而信任就是托付。我看到了大企业的未来，在企业中设立的监事会对委托人负责，而普通的董事会则负责管理。英国发展出的信任理念已超越其他国家。看到F. W．梅特兰（F. W. Maitland）在剑桥大学关于托付关系的研究成果后，让我意识到这是一项原则，也是英国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找到一种平衡六边形各方责任的方法。

查尔斯·汉迪：在我的意识中，托付的概念非常重要。

G. R．埃勒顿（G. R. Ellerton，米特兰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总监）：为什么您认为英国在实现您提出的诱人愿景面前进展甚微？是否有一些社会、文化或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德国和日本比英国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查尔斯·汉迪：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接受做事的方式，不会站在后面问“这样做是否明智”。社会时不时地受到纷扰是件好事，有趣的是有时战败的国家最终能很好地摆脱战争的阴影。

约翰·法拉戈（John Farago，学会会员）：您对这次合作化运动的明显失败有什么评论吗？

查尔斯·汉迪：合作化运动和我说的不太相符。他们所体现的精神略有不同，这是一种管理风格，不是有关企业所有权以及把企业作为企业社区来看待的问题。合作运动是关于如何管理企业社区的问题。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管理企业社区的做法有些天真。所以我认为这是管理实践中的一个错误，而不属于企业所有权的讨论范畴。

斯图尔特·洛克（Stuart Rock，《董事》杂志编辑）：您认为伦敦商学院的毕业生会因为您这次讲座而倍受鼓舞吗？您如何看待教育系统中的教育任务在实现变革中发挥的作用？

查尔斯·汉迪：我在伦敦遇到的学生分为两类。大约70%的学生非常满意在现有的体系内工作，因为他们能看到自己可以在其中茁壮成长。另外30%的学生确实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管理体制，他们也想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会发生一些改变，但他们倾向于把它放在一边置之不理，这是一个遗憾。有一小部分人在保持沉默，也许是大多数人，我想站起来对他们说“这么做的确有些不正常”。

听众：布林顿报告（Brinton Report）发布后，政府和公众均对全球变暖和其他主要的环境恶化问题表示担忧，我国和国际社会在致力于实现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您如何使您所提到的新的企业顺应这种趋势？

查尔斯·汉迪：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承诺不仅仅是嘴上说说。我认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必须制定一些规则和法律。我们曾嘲笑过安全带的作用，但法律一出台，大家就都开始用安全带了。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是明智之举。我所提到的新的企业比现在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没有法规出台的情况下就环境问题采取行动，但如果有法规出台，将会对此事有所帮助。

保罗·杰维斯（Paul Jervis，布里斯托尔商学院）：您认为董事会与我们所说的企业的管理层或高管之间有什么关系？您认为理事会是董事会的一部分，还是独立于董事会？如果是独立的机构，它又如何向整个组织传达其使命感？

查尔斯·汉迪：我认为这是一种共生关系。理事会有责任定义公司存在的理由，但很显然它将由经营公司的人为其提供想法和期望。

安妮·琼斯（Anne Jones，就业部门和RSA理事会成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日本？我认为该国富有竞争力，而且具有高超的技术能力，我已经被那里的哲学和工作的社会化理念所打动。当我访问佳能（Canon）时，他们首先谈到了积极的理念和目标，即创建一个和谐、全球化、相互依存的企业社区。当我问及利润和股东时，他们说，如果更多地考虑战略，而不是短期利润，我们的英国股东将会有更好的长期生存机会。

查尔斯·汉迪：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企业明白它们不仅仅是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资产。日本人一定不会这么认为。日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和使命宣言，而且企业都相信这些信条。我们的企业也有，但没人注意这些。它们真的是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社区，并且在为日本的利益而奋斗。回到杰弗里·钱德勒（Geoffrey Chandler）的观点，如果更多的企业高层站出来说这才是经营企业的目的，利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事情就将有很大的改变。

大会主席：查尔斯·汉迪的演讲表明了他对工业社会的动态和需求的理解，我希望他的演讲能与那些主张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产生共鸣。他拓展了我们的想象力，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奥斯汀·皮尔斯爵士（Sir Austin Pearce, RSA理事会成员）：RSA的财务主管享有的为数不多的特权和乐趣之一，就是被告知有人赞助了这场演讲。今晚我们获得了来自三方的帮助，有三位赞助商，即中国银行（BOC）、亨雷预测中心（The Henley Forecasting Centre）和米特兰银行。我非常感谢这三个企业的决定，它们存在的意义之一是赞助这样的演讲。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我平均每个工作日会收到16个有关资金赞助的请求。我确信这三位赞助商也收到了更多的类似请求，因此我很荣幸它们选择了RSA，特别是选择了这次它们为之做出慷慨贡献的演讲。

马克·戈伊德（Mark Goyder, RSA项目主管）：RSA的制造业和商业委员会已经开始召集一些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一部分有学术背景的人）来解决查尔斯·汉迪提出的问题。有兴趣加入我们寻找企业新的组织形态的人请与我联系，我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给大家，并确保大家成为我们研究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