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与普里莫·莱维在都灵的谈话
[一九八六]
一九八六年九月到达都灵的那个星期五，继前一年春日午后的伦敦一面，我与普里莫·莱维再次开始对谈。我请求他带我参观油漆厂。起初他在这里被聘为研究化学师，后来一直到退休都担任经理。公司总共聘用了五十位员工，他们主要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师和在车间工作的技术工人。生产机械、成排的储存罐、实验楼、装在大型集装箱中待运出去的成品、净化废气废水的处理设备等都被放置在离都灵七英里远的方圆四五英亩的地方。烘干树脂的机器、搅拌清漆的机器以及抽吸污染物的机器的声音绝没有使人感到痛苦和恼火，堆置场里刺鼻的气味——莱维告诉我，他退休两年后衣服上还黏附着那种气味——完全没有使人感到憎恶，三十码长的垃圾箱装满了防污染过程中排出的黑色泥浆质地过滤渣，这也并非特别不堪入目。这里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工业环境，却远离莱维自传性叙述中那种特有的精神境界。
尽管与他的散文所表达的精神相距甚远，工厂显然离他的心很近。注意到噪音，恶臭，杂乱交错的管子、大桶、箱子以及刻度盘等，我想起了《猴子的痛苦》中那个技术装配工福索内。他对莱维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在一个工地上转悠是我喜欢的事。”莱维把福索内称为“我的另一个自我”。
我们走过开阔的庭院来到实验室。实验室是他任经理时建造的简易两层楼房。路上他对我说：“我离开工厂已经十二年了。这对我来说将是一场历险。”他说，他相信几乎每一个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现在不是退休了，就是去世了，而实际上，他碰到几个仍在那儿工作的人，看他反应仿佛是撞见了鬼魂。有人从他原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欢迎他归来，他对我耳语道：“又一个鬼魂。”原料要在实验室里仔细检查后才能被移至生产部门。在去这个实验室的路上，我问莱维是否能嗅出弥漫于走廊里的淡淡的化学气味：我觉得闻起来像是在医院走廊里。听了我的问话，他只是微微地抬起头，将鼻子对着空气嗅了嗅，然后脸上挂着微笑对我说：“我知道并可以像狗一样对它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他内心充满了活力，更像森林中最具诡计与智慧的那些速度极快的小动物。莱维个头不大，身材瘦小，不摆架子，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体格柔弱。从表面上看，他就如十岁时一样灵活、敏捷。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你会发现他十岁时那样的脸和身体，而这在许多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他身上的那种机灵几乎是明显可见的，而颤动于其体内的那种敏锐就像是他的指示灯。
乍一想，这可能令人吃惊，但实际上作家就像其他人类一样可分为两类：那些听你叙说的和那些不听你叙说的。莱维倾听别人说话；他的下巴上蓄着白色的胡须，一张脸恰似一尊模型，虽然六十七岁年纪，但看上去却像潘神一样年轻，像一位教授，脸上表情充满好奇与敬意。福索内早在《猴子的痛苦》中就对莱维说过：“你这个家伙，居然使我向你讲述了这些故事。除你之外，我从没有告诉过别人。”我相信他这话。难怪人们总是把事情告诉他，每一件事在书写出来之前都已被忠实地记载下来：他在倾听时专心、安静，就像金花鼠在石墙上发现了陌生的东西一样。
莱维与妻子露西娅居住在一幢大而坚固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建于他出生前几年，实际上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因为这里曾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除了在奥斯威辛的那一年和被释放后冒险的那几个月之外，他一生都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是住宅楼的宽阔大街上，它使我在这意大利北部看到了曼哈顿西区大道：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在轨道上飞速驶过的电车，还有沿着大街两边无限伸展开去的一排排高大的栗子树，从路口可以看到的城边的绿色山丘。房子的稳固性已开始有点显示出岁月的侵蚀。直接穿过莱维所称的“迷人的都灵几何构造”，到市商业中心著名的拱顶走廊需步行十五分钟。
自他们夫妇在战后相识成婚以来，莱维的母亲一直就与他们居住在这幢公寓里。她已经九十一岁高龄。莱维九十五岁高龄的岳母居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隔壁住着他那个二十八岁的物理学家儿子；再往前几个街区就是他三十八岁的植物学家女儿。在当代作家中，还没有哪位几十年一直自愿与自己的直系亲属、出生地、地区、祖先的世界，特别是当地的工作环境——在主要为工业区的都灵、菲亚特所在地，保持如此直接、不间断的联系。在二十世纪有智慧的艺术家当中——莱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表现为艺术化学家，而非化学作家——他可能是对周围生活适应得最彻底、最好的一个。也许对普里莫·莱维来说，与群体互为联系的生活，以及他关于奥斯威辛的代表作，构成了他对那些尽一切可能割断他每一个持久的联系并把他和他的同类从历史上抹去的人，所作出的深刻而激烈的反应。
在《元素周期表》中，首段用最简洁的句子描写了化学最令人满意的过程之一。莱维写道：“蒸馏很美。”接下来的内容也是蒸馏，即把我们在一个漫长的周末，多数在莱维家门厅旁边静谧的书房里用英语进行的活跃、广泛的对话提炼为精华要点。他的书房很宽敞，但装修简朴。里面放了一张绣花的旧沙发和一把舒适的椅子；办公桌上是一台加罩的电脑；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堆放着莱维五颜六色的笔记簿；书房周围的书架上到处都是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的书籍。最唤起人记忆的是一个最小的物件：一幅不醒目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半被毁坏的带刺铁丝网的素描。挂在墙上更醒目的是莱维亲自用绝缘铜线很巧妙地扭曲成各种形状的趣味作品。那些电线上涂有一层清漆，实验室研发这种清漆的目的就是用于绝缘。作品有一只大蝴蝶、一只猫头鹰、一只很小的蟑螂。办公桌后面较上方还有两件最大的作品：一件是电线制作的猎鸟者；另一件，当我猜不出代表什么的时候莱维解释说，那是“一个玩弄鼻子的男人”。“一个犹太人。”我建议说。“是的，是的，”他笑着说，“当然是一个犹太人。”
罗斯：在《元素周期表》中，就是那本关于你作为一个化学家“强烈而又辛辣的”经历的书中，你谈到了朱莉娅，你一九四二年在米兰化工厂工作时那位迷人的年轻同事。朱莉娅在解释你的“工作狂”状态时认为，那是因为你在二十出头时见到女人很腼腆，没有女朋友。但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你工作狂的真正原因源自更深刻的因素。工作似乎是你的主题，不仅体现在《猴子的痛苦》中，而且还体现在关于你在集中营被监禁的第一部书中。
“劳动创造自由”几个字被纳粹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上。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是对工作可怕的戏仿，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导致痛苦死亡的惩罚。或许可以把你的整个文学创作视为致力于恢复工作的人道意义，即将奥斯威辛集中营雇主们以嘲讽挖苦的方式玷污了的工作意义恢复过来。福索内会对你说：“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就像是初恋。”他喜欢谈论他的工作就像喜欢他的工作一般。福索内通过劳动使自己成了真正的自由工人。
莱维：朱莉娅把我当时疯狂工作归咎于我在女孩面前腼腆是不无道理的。这种腼腆，或者抑制，是名副其实的、痛苦的、沉重的——对我来说比对工作的忠心更重要。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描述的米兰工厂里的工作是模仿性的，因此并非我所盼望的。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意大利休战的灾难消息已经广为流传。如果对此不理不睬，继续埋首毫无意义的科学活动岂非愚蠢可笑。
我从未试图认真分析我这种腼腆性格，但毫无疑问的是，墨索里尼的种族法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他犹太朋友成了其牺牲品，有些“雅利安”同学嘲笑我们说，我们的割礼就是阉割。我们出身在清教徒家庭，因此至少在潜意识上也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那时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性的补偿，而非出于真正的激情。
然而，我也充分认识到，离开集中营之后，我的工作，严格说是两种工作（化学和写作），在我生活中确实起了且仍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正常人在生理构造上注定要从事具有目的性的活动，无所事事或者无目标的工作（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则导致痛苦和萎缩症。以我的情形看，以及以我的另一种自我——福索内——的情形看，工作就等于“解决问题”。
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常常看到一种希奇古怪的现象。“出色工作”的要求很严格，结果致使大家在从事缺乏独创性的日常零星工作时也追求“出色”。那位连续六个月偷偷给我送食物、救我性命的意大利瓦匠痛恨德国人，痛恨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安排他去砌墙时，他把墙砌得又直又坚固。这并非出于服从而是出于专业尊严。
罗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记》的最后一章是“十日传奇”。你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如何经历了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痛苦。纳粹带着大约两万名“健康的”囚犯向西逃走后，集中营临时凑合的医院里只留下了你和少数患病或垂死之人。这里所叙述的故事我读起来就像是鲁滨逊的地狱漂流记。你，普里莫·莱维，就像鲁滨逊，从残酷邪恶的岛上攫取生存之必需。这部分及整部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颗实际、高尚的科学心灵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使你得以生存。在我看来，你的幸存并非由单一的生物力量或者难以置信的运气所决定，而是由你的专业性格所决定：讲究精确的人，追求秩序原理的实验控制者，他所重视的一切都被颠覆。就算你是恶魔般的机器中一个编了号的部件，你也是一个总在用一颗系统化的心灵去理解的部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你自语道“我思考得太多”以抵制“我过于开化”。但对我而言，那位思考太多的开化人与那位幸存者是分不开的。科学家与幸存者是同一个人。
莱维：千真万确，你说到点子上了。在那难以忘怀的十天里，我确实感到像鲁滨逊，但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鲁滨逊为他个人的生存而工作，而我和两位法国同伴则有意识地、幸福乐意地为一个正义的人类目标而工作，去拯救我们患病同志的生命。
至于生存的问题，我无数次自问，许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坚持认为没有普遍的规则可言，只是进集中营时身体健康，会说德语。除此之外，唯有听天由命。我注意到，活下来的人中有精明的人，也有愚蠢的人；有勇敢的人，也有胆怯的人；有“思想家”，也有疯子。就我的情形而言，运气至少两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次是领我见那位意大利瓦匠；另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生病的时候，且病得正是时候。
虽然我同意运气占绝对上风，但你所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即思考与观察是生存的因素。我记得在奥斯威辛那一年的生活中，精神处于异常饱满状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或者是毋庸置疑的毅力缘故，或者完全是本能缘故。我不停地记录着身边的世界与人，结果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仍然难以置信地清晰。我强烈地希望去了解，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后来事实上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怀疑一切的心理：当一个自然主义者发现被移植到一个骇人听闻却是新的环境时，他所抱的好奇心。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我的那句话，“我思考得太多……我过于开化”，与另一种心态有所抵触。但请准予我拥有不一致思想的权利：在集中营里，我们的心态不稳定，每时都摇摆于希望和绝望之间。我想，在我的书中可以发现的那种一致性是人造的、文饰的、事后的产物。
罗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记》起初用英语出版时的书名是《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该书是对你意大利语书名的忠实翻译（你的美国出版商起先应有保留那个书名的见识）。你依据确切的数据，描写和分析了你对德国人“大规模的生物和社会实验”的可怕记忆，展现了一个人可以像化学反应中的物质一样，变形或分解，失去其应有的特质。《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读起来就像是一位道德生物化学理论家的回忆录，记载了其被强征为标本生物，去经历最为邪恶不幸的实验。那个被困于疯狂的科学家实验室中的生物自己就象征了理性的科学家。
《猴子的痛苦》一书可能最准确的名字应该是《这是一个男人》。在这本书里你告诉福索内，即你那个蓝领山鲁佐德，“在世人眼里是位化学家，感到……血管里流淌着作家的血液”，结果“我身体里有两个灵魂，那对我来说太多了”。不过，我却要说那是一个灵魂，而且是令人羡慕地宽敞、密封的。我还要说，不仅幸存者与科学家是不可分的，而且那位作家与科学家也是不可分的。
莱维：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诊断。我心存感谢地接受这一诊断。在集中营生活时我尽最大可能表现出理性。我撰写《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这本书就是挣扎着去向别人和我自己解释我所经历的事件，但却没有明确的文学企图。我的书写模式（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的风格）是工厂里惯常使用的那种“每周报告”的形式。它必须精确、凝练，使用的语言在工业等级体制中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当然不能使用科学术语。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一位科学家，也从来没有是过。我确实想成为科学家，但战争和集中营阻碍了我梦想的实现。因此，我整个专业生涯中就只能局限于当个技术员了。
你说我只有“一个灵魂……而且是……密封的”，我再次对你表示感激。我说过“两个灵魂……太多了”，那半是玩笑，半是暗示一些严肃的事情。我在工厂里干了几乎三十年，我必须承认，当一个化学家和当一个作家并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实际上，两者还互为强化。但工厂生活，特别是工厂管理，包含许多其他事情，远不止化学问题，如聘用和开除工人，与老板、顾客和供应商等争吵，处理突发事件，在夜晚或者在派对上时突然有电话找你，应对官僚问题，还有许多枯燥乏味的任务要完成。这整个行业与写作都形成了无情的不相容，因此需要相当的心灵平静。最终当退休年龄到了，可以辞职时，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于是放弃心灵本身。
罗斯：你的《如果这是一个男人》续篇（《再度苏醒》，也不幸被早期美国出版商重新命名）在意大利语中的名字是《停战》。它讲述了你从集中营回到意大利的经历。那曲折的路途，特别是在苏联等待被遣返回国的漫长酝酿阶段，颇具传奇色彩。《停战》应该充溢着悲悼和极度的绝望，却令人吃惊地充溢着旺盛的精力。你处于一个对你来说有时候就像是原始混沌的世界，但你顺从了生活。你被每一个人所吸引，如此开心，倾心接受教诲。我想，如果不考虑当时的饥饿、寒冷和恐惧，甚至记忆的话，那么，你在那几个月里应该过得最开心。用你自己的话说，那几个月是“一段无限可能的插曲，是命运赋予的无法重复的礼物”。
你似乎是一个对根源要求甚高的人，即在专业、祖先、地区、语言等方面的根源，而当你发现自己处于独自一人、毫无根基的状况时，你就把那种状况看成是一份礼物。
莱维：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许多年前告诉我：“你对之前与之后的回忆是用白纸黑字写就，而对集中营和你返回家园的回忆则是用彩色印片法写就。”他说得对。家庭、家乡、工厂本身都是好东西，但它们剥夺了一些我留恋的东西：冒险。命运注定我要在被战争席卷的混乱不堪的欧洲找到冒险。
你也是干这一行的，所以你明白这些事情发生的意义。《停战》是在《如果这是一个男人》出版十四年后完成的，因此它的“自我意识”更强烈、更有条理，文学性更强，语言也更加深奥和精致。它讲述了真实，但那是经过了过滤的真实。之前它有过无数的口头叙述版本。我的意思是说，每一次冒险经历我都叙述了许多次，跟各种文化水平的人群说过（主要是朋友，还有高中的男女学生），而我每次讲述都加以润色改进以激起他们最佳的反应。当《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获得成功的时候，我开始把写作设计为将来的生涯。于是，我把这些冒险故事形诸文字。我的目的是在写作中获得乐趣，同时也使我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结果，我就强调奇异、异国和欢乐的章节——主要针对就近的俄罗斯人。我将你所说的那种“悲悼和极度的绝望”情绪放到了书的开始与结尾。
我要提醒你的是，那本书是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写的。那几年是赫鲁晓夫、肯尼迪、教皇约翰等人物的时代，是初次解冻和巨大希望的时代。在意大利，你首次可以以客观的话语谈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会被右翼分子称为亲共产主义者，不会被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称为搞分裂破坏的反动派。
谈到“根源”的问题，我确实有深厚的根，而幸运的是，我没有失去这样的根。我的家人几乎都幸免于纳粹大屠杀。根据家族传说，我现在写作用的这张桌子，它的所在地恰恰是我初见光明时的地方。当我发现自己被“连根拔起”，当然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被后来的冒险、人际交往，还有从集中营的浩劫中逐渐恢复的甜美感大大弥补。在历史现实中，我的俄罗斯“停战”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变成“礼物”，那时我重新思考并开始书写这段历史，使其得到提炼和净化。
罗斯：你在《元素周期表》开篇就谈到你的犹太祖先，说他们于一五〇〇年从西班牙来到皮埃蒙特，路过普罗旺斯。你叙述了你的家族在皮埃蒙特和都灵的根源，并认为它“虽然算不上庞大，但也是根深蒂固，关系广博而又错综复杂”。你还提供了一本简明词典，里面收录了这些犹太人编造和使用的秘密语言，以区别于异教徒的语言。这些隐语中的词语来源于希伯来语词根，词尾是皮埃蒙特语。对于一个外人来说，你在犹太祖先世界的根源似乎不仅交错复杂，且在一种根本方式上雷同于你在那个地区的根源。然而一九三八年限制意大利犹太人的种族法律颁布的时候，你开始把自己是犹太人看成是一种“不纯”，但是就像你在《元素周期表》里所说的，“我开始为不纯而感到自豪”。
你的根源和你的不纯之间的张力使我想起，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教授曾经写过关于意大利犹太人的文章。他说：“犹太人认为他们已成为意大利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实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融入。”你认为你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意大利生活的一部分？你仍然不纯，是“微不足道的或大有前途的小东西”，或者说你那种独特的感觉已经消失？
莱维：在“根源”和感觉“微不足道”之间我并没有发现矛盾。你不需要种族法律或者反犹太主义或者笼统的种族主义，才能感觉自己是一种催化剂，对自己的文化环境的一种策励，将品位和意义带进生活的什么事或者什么人；然而，属于（不一定是种族）少数民族却是一种优势。换句话说，不纯可以证明很有用处。如果我可以反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菲利普·罗斯，不觉得自己“根源”于你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我在你的书中察觉到刺鼻的芥末味[1]。
我想这就是你所引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教授那段文字的意思。意大利犹太人（其他许多国家的犹太人也如此）对他们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事实上又通过忠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而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拥有两种传统，对犹太人来说——不仅限于犹太人，是一笔财富，就如同对于作家来说一样——还不仅限于作家。
我在回答你直率的问题时有点不安。是的，我肯定是意大利生活的一部分。高中学校阅读并讨论着我写的好几本书。我收到许许多多的信件，信件中有聪明的、愚蠢的，也有毫无意义的，但多为欣赏表扬而非异议和争吵的信件。我还收到想成为作家的人寄来的无用书稿。我的“独特性”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个边缘化的人，被迫居住在犹太人区，是个被放逐者，因为在意大利实际上没有反犹太主义。事实上，人们对犹太教很感兴趣，多表示同情，当然对犹太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我以自己的方式仍然保持着不纯，但个中原因已不同于从前：不再作为一个特别的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作家，不是来自文学或者大学机构，而是来自工业世界。
罗斯：《若非此刻，当是何时？》与我读过的你写的其他用英语出版的作品一点都不一样。虽然直接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但这本书显然是以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小说，讲述了一小队俄罗斯和波兰血统的犹太人敌后游击队的故事。他们在东部前线后面骚扰德国人。你其他几部书也许在题材上并不富于想象，但让我感到在技巧上比较有想象力。《若非此刻，当是何时？》的动机似乎在倾向性上比促生自传性作品的那种冲动狭窄得多，所以作家无法自由施展。
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书写那些反击的犹太人的勇敢事迹时，你是否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责无旁贷的事，在尽道德和政治主张的义务，而这些主张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即使当主题是你自己显著的犹太人命运。
莱维：《若非此刻，当是何时？》一书并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轨迹发展。驱使我撰写该书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按其重要性列举如下：
我与自己打了个赌：写了这么多彻头彻尾的或者伪装的自传，你是否已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作家了？是否已有能力构建一部小说，塑造人物，描写从未见过的风景了？试试吧！
我打算写一个在意大利不多见的“西方”情节，为了满足自己。我还想让我的读者们感到满意，让他们听到一个内容真实、调子乐观的故事，一个充满希望，甚至有时令人振奋的故事，尽管它的背景是大屠杀。
我希望攻击一个在意大利仍然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犹太人态度温和，唯做学者（宗教的或者世俗的），不喜战争，忍气吞声，几百年来遭受着迫害但从不反击。我觉得似乎有义务和责任向那些在绝望环境下有勇气和技巧反抗的犹太人表示敬意。
我胸怀抱负想成为第一个（也许唯一一个）描写犹太人世界的意大利作家。我打算“利用”一下在自己国家的知名度，影响我的读者阅读一本集中描写德系犹太人文明、历史、语言和心态的书。这些在意大利实际上不为人所知，除了一些阅读约瑟夫·罗斯、贝娄、辛格、马拉默德、波托克，当然还有你的书的深度读者。
我个人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其主要原因是我在策划和撰写过程中有不少乐趣。作为一个作家，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几乎是幻觉）我的人物活了起来，围着我，转到了我身后，主动示意该怎么写他们的功绩和对话。我写书的那一年是快乐的一年，所以，不管结果如何，对我来说那都是一本使人感到自由的书。
罗斯：我们还是来谈谈油漆厂吧。在我们的时代，许多作家当过教师，有些当过记者，多数作家年过半百，在东方或者西方，至少在短时间内被聘为某人或者其他人的士兵。有相当多的作家边写书边行医，还有一些人当过牧师。T.S.艾略特是出版商。众所周知的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在大保险公司就过职。据我所知，只有两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当过油漆厂的经理：你在意大利的都灵，舍伍德·安德森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安德森为当作家离开了工厂（和家庭）；而你没有挪窝，继续追求事业，而成了作家。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实际上比我们这些没有在油漆厂工作、没有这种关联所带来的含义的人更为幸运，甚至更具备写作的条件。
莱维：如前面所言，我进入油漆厂纯属偶然，但我从没有过多地跟油漆、清漆、真漆等的生产打交道。因为我们公司刚开张不久就专注于生产漆包线漆，铜制电导体的绝缘层。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时，在这个行业中名列前三十或者前四十。这里墙壁上悬挂的动物都是用废弃的漆包线做成的。
老实说，在你提到舍伍德·安德森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他。我从没有像他那样想过，为了写作离开家庭和工厂。跳进黑洞洞的地方我会感到害怕的，那样我也会失去拿退休金的资格了。
不过，我还要在你的作家——油漆制造者的名单上添上第三位作家的名字：伊塔洛·斯维沃。他住的里雅斯特，皈依了犹太教，是《泽诺的意识》的作者，生活于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担任着的里雅斯特一家油漆厂的商务经理。这家工厂本由他岳父经营，几年前解散。一九一八年之前的里雅斯特属于奥地利，这家公司很有名，主要因为它为奥地利海军战舰的龙骨提供优质防污油漆，预防水生贝壳类动物在战舰上结层。一九一八年之后，的里雅斯特归属于意大利，油漆从此就被意大利和英国海军所用了。为了能够和英国海军部打交道，斯维沃开始跟詹姆斯·乔伊斯学习英语——当时，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当老师。他们成了朋友，乔伊斯帮助斯维沃找到了出版商出版其作品。防污油漆的商标是摩拉维亚（Moravia）。这个商标名与那位小说家的笔名相同并非偶然：的里雅斯特企业家与罗马作家的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母系一位共同的亲属。请原谅我这种不着边际的跑题。
我已经暗示过，我没有遗憾。我并不认为管理工厂是浪费光阴，因为我在那儿强制性的、光荣的服务使我与真实世界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