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选择的现代性
一些人将对现代性研究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当然，在希腊和野蛮时代之间的差异包含了有助于我们区分现代和非现代的许多观念，尤其是，在一种审查和追问的背景下有意识地追求人类目的的观念。但是，从这个意义上，就能够说古代希腊人就比古代中国人更为现代？我很怀疑。的确，这两个社会的人们均具有良好的教育，这表明文化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追求。然而，关注文化本身不一定是现代的，即使现代社会关注文化。
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我们称为“现代”的复杂意义的来源。一个可能的观点认为，当人们对经济学形成洞见之际，现代性就展开了其羽翼。在发现可以测量的单位（货币）后，人们找到了评估偏好的方法，在一个迅速变革的技术背景下如何控制偏好。带着这种关切，人们形成了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渴望。可以肯定的是，后来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和早期的自由放任派理论家、重农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密，从日常生活所构成的大量活动中抽象出选择和交易的机制。这样，当人们试图开始解决分配问题时，作为导向现代性状态的现代化就诞生了，正如社会科学在研究选择和偏好时诞生一样。
按照我的观点，作为一个非经济过程的现代化，起源于一种文化展现出探询和追问人们如何作出选择——道德的（或规范的）选择、社会的（或结构的）选择和个人的（行为的）选择——的态度之际。对于现代人而言，选择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科学家通常称马基雅弗利为近代第一位政治学家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无论多么伟大，却不属于现代文明的原因。成为现代意味着将生活看成是偏好、选择，并且是可以替代的。
有意识的选择意味着理性。一般地，人们看到不止一种选择方案是可行的。偏好包括了优先秩序的排列，对这些合理的事物人们可以意见不一。因此，辩论和讨论是现代性的特征。事实上，在我看来，它们是现代性的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条件。希腊人曾经如此接近现代性，就像罗马人一样，这是他们吸引我们的理由。但是，正如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指出的，他们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陷入了宗教和家族关系之中，给他们贴上现代性的标签就是遗忘了这一点。5
或许，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关注选择，导向一种改变人类的整体前景的试验和发明的态度。自然变得可以为人类所控制，人类事务被看作最终可以解释的。在那些世界上最富有活力和最具有爆发性的地方通过工业化逐渐积累的效应明确显示，现代性不是少数人的财富，也不是科学精英的财产，而是一种文化。因此，在现时代，比过去更为明显的是，认识到这一现代性的特征——选择，不仅是有趣的，也是重要的。在当代，社会可以选择变革的方向和途径。由于这一原因，能够解释人们如何选择的理论就是重要的。同样，由于这一原因，选择的规范也是重要的。
关于选择的观点进一步阐述如下：一种政治制度就是一种选择特定集体的制度。政府（后文我将更为详细地界定），就是管理选择的机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仅体现了不同的选择方式，也体现了它们优先秩序的不同。政府将随着它们管理选择的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样，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机制，存在着制度之间的不同选择。现代化过程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化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改善了选择条件，以及选取了最令人满意的选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