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19世纪后期在欧洲，随着工业化的结果日益显著，人们就已经开始讨论现代化。随之发生变化的是西方社会的性质，结果导致西方社会成为与其他地方的社会进行比较的典范（或至少是一种参考标准）。今天，人们强调的主要是新兴国家的现代化，以及这些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这些国家的目标是提高社会产出为所有国民进行分享。目前成功的典型包括日本和苏联。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体呈现出广泛的差异，要求运用新的方法和不同的思维进行研究。我们还没有找到非常有用的分类或比较的方案，因而难以对这一复杂的过程进行控制分析。最近被频繁使用的一种方法——功能方法——多少是有用的，因为它的两个核心内容与比较分析有关。第一个是关于体系如何变革，第二个是试图找到特定活动模式中的普遍意义，不管这些活动最初发生时多么具有独特性。
在本书中，我运用这一方法（以及这一方法所强调的内容）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提出一种政府形式的分类，以及这些政府形式变革的理论，同时揭示政府形式与若干功能类别之间的关系。我将这一步看作是适合政治分析的结构—功能方法的更具应用性的形式。这一方法沿循着最初来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研究的传统，更直接地则来自小马里昂·J.利维（Marion J. Levy，Jr.）的方法。第二个计划目标是研究几个西非国家，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不管是我个人还是“西非比较分析”课题组的成员，共同关注着这些国家。有关非洲的内容涉及那些处于现代化早期或初级阶段的国家，包括这些国家如何获得独立、新政体的建立（新政体将加快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当前进行研究的是几个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端，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较为深入且现在迈入工业化的国家。
选择能够代表现代化不同阶段的样本，总是特别有趣。这些样本反映出来的问题丰富多样：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政治形式却保持稳定？为什么如此多的其他国家宣称它们的现代化过程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斗争，一旦仔细审视却发现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革命性言过其实？
这不免令人困惑。我们的研究思路同样并不清晰。如同政治领导人在他的言辞中表达的那样，我们也往往受困于我们的概念。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对当代事件的分析很少是正确的，更多时候则充满了谬误。学者们互相之间特意提醒以防止过分热中于进行归纳，一些人甚至表明，我们对新兴国家中的革命生活缺乏了解，以至于现有的研究无助于理解。1
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误解和理解失败，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进行纠正。我们关于新兴国家的观念仅仅建立在没有任何超出我们思想中种族中心论的肤浅知识的基础上。需要一种新的知识来描述那些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事件之间的关联。
即使我们理论水平较低，不幸地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期望，也有其他理由继续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如此令人激动，我们研究它们的热情如此真诚，以至于如果将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努力隐藏起来，将剥夺一些令人高度感兴趣的东西。在早期，学者往往在研究完善后才付诸笔墨，但今天情况已经不同。学术团体已经扩张到整个世界，正是通过我们的文字，我们才得以与其他地方的同行进行沟通和交流。如果为了减少低俗的、错误的学术，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在思想僵化和固定之前鼓励学者之间的交流，毕竟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个优点。
我的研究途径是思考一些一般性问题，提出假设，确定需要分析的事件，尽可能地在图书馆和“田野”中收集数据。在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从来就不是最终的结论。这些从不同的途径中收集到的资料如此丰富，形势如此之复杂，以至于我很犹豫，是否应当坚持一套严格的分类标准。然而，任何使思想保持连贯性的努力需要得出某些形式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结果是概念的不断演化，甚至在笔墨未干之前，当更为有效的工作或更合适的术语出现时，这些概念就不得不需要修正。
这样，理论将不断被修改。当然，我不是指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小心翼翼，只是表明，像现代化这样一种有趣的主题注定非常复杂，任何理论均无法长期予以解释。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当下阶段所提出的理论必将过时，目前的学术贡献只是更为科学的理论和更有效的研究计划的垫脚石。只有本着这种精神，人们才能认真对待眼前的工作。现在的任务就是更深入地阐述我们的体会，进一步澄清我们的假设，更充分地揭示出我们所无知的领域。
我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因为我相信政治应当从模式开始研究，这些模式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实证的），我将提出几个道德—政治问题。其次，对体系内部的变化划分阶段，即辨识一个体系的边界，在体系内部进一步划分出若干次体系。第三，我将从体系内部抽象出一些基本的结构特征以及相关的次体系。当运用数据来分析时，将涉及在现代化的比较分析中有用的规范的、结构的和行为的研究。
选择现代化作为研究兴趣并非出于追逐时髦，而是现代化这一领域能够使一般理论得到具体应用。对政府工具提出一些功能性问题（而非试图去发现一种特定制度本身的意义）使我们能够检视作出发展选择和形成政治风格的不同政治模式。我们将发展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特定形式，现代化是发展的一种特殊情况。工业化——所有发展中最有限的一种情况——却是最重要的。2
在我们集中讨论之前，应当先谈论一下现代化的若干结果。人们或许感到道德个性的丧失，熟悉的社区遭到扭曲。并不是所有的未来都是令人愉悦的，未来充满了风险。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寻找新的控制方式，寻找一种新的确定性以替代由于社会变革而失去的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所有的现代社会参与讨论诸如计划和投资、企业家和技能、教育和培训，谈论着工程和科学的话题，人们并不总是准备放弃旧的知识以迎接未知之旅，除非他们认识到不确定就是他们将过去与未来进行交换的代价。事实总是如此——即使是那些第一次要求实现政治参与和平等的国家如印度、锡兰(1)、缅甸，以及后来的印度尼西亚、非洲西海岸国家以及所有非洲大陆国家。于是，政治革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天已经扩张到拉美地区。
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处于转型之中，这就是我们的重要话题。所有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但变成“什么”却是一个谜。这种转型是从一种非现代的状况向现代（但并不一定是工业化）的状况转变。通过一套抽象概念，我们可以分离出前现代体系的重要功能特征和现代体系的重要功能特征，但是很少有哪个体系通过拒绝前现代的特征和支持现代的特征而发生变革。缺乏一种清晰的边界，使我们在研究中遇到了巨大困惑。
对那些正在经历急剧变迁的体系，要进行比较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体系的轮廓正在发生变化，很难把握住它们的内在联系）。为什么又有如此大量针对转型体系进行的比较研究？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还是有着特定的理由。当表面上平静的稳定被打破，“边缘”凭借其平淡无奇的地位而推动自己进入观察者的视野，这种平淡无奇就不会遭到忽视，因为存在着某种平淡无奇可能掩盖更重要的问题和微妙问题的危险（在这些困难中我找不到任何出路）。尽管我们可以讲，这种急剧的变迁开辟了新的选择机会，在现代化运动中尤其如此。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失序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务的缺乏组织往往能够形成开放的选择机会。人的个性可能发挥很大作用。有时，人们往往将社会关系重组的起源追溯到某些个人。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是社会自由得以充分张扬的时期，同时也是幼稚时期——幼稚并非来自于荒唐，而是来自于简单。这种自由是一个幻觉，仅仅拉开了随之而来的艰难的、受约束的政治时代的序幕。但无论如何，现代化的这些阶段也是试验的时期。充满着激动而壮丽，尽管不乏悲惨之结果，这些阶段享受着清新愉快的岁月。当人们珍惜的制度被废除，传统信仰被看作过时之际，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某些人袭来，如同一种冒险降临到他人身上。时间变成了工具，在现代思想的撞击下，永恒以及对永恒的信仰消失了，要么被在社会中实现自我能力和个性的观念取代，要么索性丧失信仰。
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状况发生的变化突出了对权力的强调。权力既可以弥补人的弱点和内心的崩溃，也可以推动人的能力实现。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或许所有事物中最令人激动的，就是当复杂的工业社会努力去解决个性丧失的问题以及人的异化和个人的多余感时，现代化过程将产生一种追求个性化、领导地位和冷酷无情的强烈欲望。
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应当忽视现代化的消极一面。富有神圣性的传统信仰和社会实践被那些占据权力者残酷无情地抛弃了，对未来的欢欣鼓舞很容易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对许多人而言，现代化就像一个人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一条隧道，却不知道隧道的另一端等待着他（她）的是什么。恐惧制造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毫不奇怪，在现代化社会中，在一种令人振奋的、新的自由和希望的情绪，与另一种恐惧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的情绪之间不断徘徊。
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生活不可能只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我们所描述的情形可能会有些脱离现实，某种程度上那是因为这种幻想对于人类社会是重要的。它们赋予我们对前途保持乐观的能力，让我们获得超越渺小的友爱，使我们感受历史的瞬息万变。这种幻想与相对自由的选择巧合在一起，结果可能限制和阻碍了自由，或者也可能开辟了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化的形成时期，人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挥创造性的机会，充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来寻找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答案。人们并非只是在表面上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政治领导人总是产生制约作用——而且，远离史诗般的时代也并不是可怕的、残酷的，理解这些现象就变得更为紧迫。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尽管强调比较政府和研究政治发展及变革的方法，本书的分析还是首先从道德内容开始。我的观点是，在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事物（不管是从观察者的立场还是从参与者的立场来看）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在这方面，我的观点类似于内格勒（Naegele）对涂尔干的描述：
涂尔干将社会提升为一种与自然并列的道德现象，必须从其非个人的“在此”（thereness）去理解，虽然它是许多相关事物的集合；社会也必须被看作是它不是什么——强迫个人运用他们的能力将义务与欲望融合起来的一种连贯的表述，一种类似于神的两面性的融合。3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之间存在一种差异——不是方法或技术的差异，因为当社会科学研究日益量化后方法的差异很快就消失了，而是一种与人相关的、与人的责任以及与他们的欲望相关的道德立场的差异。这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即使我们能够解释社会行为中的所有变量，我们还是不得不处理社会行为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中获得的结果及其推论构成了政治分析的基础。这意味着在科学之外是否还存在着道德直觉？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来自经验的知识要求完全相信我们所有的感官。
这样，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得出一些一般的理论及它们的道德意义。这些因素很难整合起来，因而对某些方面的强调将贯穿本书。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为了分析的目的而对现实进行分解，同样我们也可能在需要时将现实集合在一起。即使汤因比（没有人指责他是“唯科学主义”）在其历史巨著的最后一卷中也指出：
我们不能因为宇宙不能被清晰地解释而不去思考它，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发现或提出了有关宇宙的论述而为之辩护，不能因为这些论述不能在现实结构中找到任何对应事物，或者即使在现实中找到了对应物，它们与那些我们所赖以获得特定精神依靠的事物并不相关，因而指责这些论述是虚假的或独断的。可以证明，它们能够分解一些不可分割的东西，也可能漏掉一些重要的事物。然而，未能从知识上清晰地解释宇宙，我们自己本身也就没有拥有知识——即，既不能思考，也缺乏意志。除非我们重新获得神秘经历的统一，否则就既不能继续思考，也不能继续运用意志。因此我们必须分解现实——在分解过程中，为了使我们尽可能依据发现的真相来行动和生活，在充分理解真实时却往往曲解了真实。当然，我们无力完全了解真实这一点毫不奇怪。这是一个悖论，整体的一个部分应当能够将其与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从这一部分中可以获得对整体的一种局部了解，包括对这一部分本身的了解。这一过程非常神奇，但确实是不完善的。4
一种思想就是一个试验，它是一种在某个经历中寻找意义和在某个行动中发现联系的方法。只有某些思想被证明是伟大的。我们仍然停留在为了理解错误而运用试验方法的阶段。如果从试验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变革、发展、现代化、工业化的意义，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不是徒劳的。
我的许多思想来自于与我在三个不同团体的同行之间的讨论和交流，很幸运在过去的岁月中能够参与这些团体的活动，这些团体受到了卡纳基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第一个团体，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团体是“西非比较研究”项目小组，最初的一些想法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共同工作和讨论，这一时期的工作丰富多彩、令人激动。这一项目的成员L.格雷·考恩（L. Gray Cowan）、罗伯特·利斯塔德（Robert Lystad），尤其是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 Coleman），都是本书研究的贡献者，他们不仅支持我完成现在的著作，也提出了仔细的修改意见。
本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那些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观念，最初是在芝加哥的“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得到的启发。该委员会的三位同事：爱德华·A.希尔斯（Edward A. Shil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劳埃德·法勒斯（Lloyd Fallers）创造了一个如此非凡的知识交流的环境，尽管我们各自的专业有所差异，却共同具有一种对新兴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不同寻常的热情。
第三个团体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卡纳基比较发展研究小组，这一团体包括了那些对发展的一般问题具有极大兴趣的睿智的学者，它是各种思想和批评的持续的源泉。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哈维·雷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S. M.利普塞特（S. M. Lipset）、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以及其他学者对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讨论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哥伦比亚大学的伊万·瓦利耶（Ivan Vallier）、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乔斯·纳恩（Jose Nun）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的马加利·萨尔法蒂（Magali Sarfatti）小姐，他们分别阅读、评论了我的手稿。感谢霍滕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对本书第三章的有益评论。
再次感谢国际研究所和工业关系研究所的同事们，尤其是这两个研究所的主任S. M.利普塞特、劳埃德·厄尔曼（Lloyd Ulman）对我工作的支持。安妮·F.默里（Anne Firth Murray）女士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格洛丽亚·米姆斯（Gloria Mims）女士、朱迪·考曼（Judy Cowman）小姐、比阿特丽斯·塔伦特（Beatrice Tallent）女士承担了打印本书手稿的辛苦工作。
戴维·E.阿普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
注释
1． 例如，在1961年6月《遭遇》（Encounter）杂志中，非洲研究领域最有天赋的一位学者，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写道：“我们对非洲历史的无知、我们对非洲人对当代形势的态度的缺乏了解、我们远离革命民主的理念，以及由于我们的殖民地神话所产生的思维扭曲——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来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殖民地后非洲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方向进行明智的讨论。这些问题最好留给非洲人自己去讨论。”
2．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参见本书第二章。
3． Kaspar D. Naegel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cope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载Talcott Parsons, K. D. Naegele, and Jesse Pitts（eds.）, Theories of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 vol.Ⅰ, p.16。
4． Arnold Toynbee, Reconsiderations, vol. ⅩⅡ of A Study of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9—10.
(1) 今斯里兰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