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

最近，在存在主义的名义下进行了摆脱概念拜物教——摆脱学院哲学，同时又不放弃对责任的要求——的尝试。像存在主义由于政治义务而与之决裂的基础本体论一样，存在主义仍然受唯心主义束缚。此外，与哲学的结构相比，存在主义保持着一种可被相反的政治所代替的偶然格调，假如只有政治能满足存在主义的形式特点的话。双方各有自己的党徒，但并不存在来自决策论的理论分界线。存在主义的唯心主义成分也是一种政治功能。作为社会批评家，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使自己限于理论的批评。萨特全力强调统治的实践不再宽容的要素——从哲学上说，强调自发性。社会权力分配留给自发性的客观机会越少，萨特就越唯一地主张克尔凯郭尔的决定性范畴。克尔凯郭尔从其归宿即基督学中抽取决定性这一范畴的意义，萨特则使这一范畴成了它一度应服务的对象——绝对。

尽管萨特持有极端的唯名论⁽²²⁾，但他的哲学在最起作用的时期是根据旧唯心主义的主体自由行动的范畴组织起来的。对存在主义来说，如同对费希特来说一样，任何客观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其结果，社会关系和条件在萨特的著作中至多成为有关时事的附属品；在结构上，它们差不多只是作为行动的时机。从萨特哲学的客观性来看，注定不合理的是这位冷酷无情的启蒙者最不肯定地指出的东西。绝对的选择自由的观念，像世界由之而出的绝对的自我的观念一样是虚幻的。至于作为英勇选择之陪衬而建立起来的境遇，少许政治经验便使它们像舞台支柱一样颤动起来。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甚至这种至上的选择也不能以剧作艺术方式被假定。一个统帅，正如他以前乐于从事暴行是不合理的一样，他决心不再允许干任何暴行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解除了对一个因倒戈而归顺于他的城市的包围，并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共同体，那么，甚至在喜剧性的、浪漫的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野蛮时代，他也会被他叛变的士兵或他的上级指派的人所杀死。

恰恰与此完全相符合的是，格茨像那个至少因光明之城的大屠杀而对自己的自由行为有所领悟的内斯特罗伊的霍罗芬奈斯一样爱自夸，任凭自己被一个有组织的人民运动所左右；萨特则靠这个运动透明的外表而充分表现了他的绝对自发性。的确——只是现在显然有了哲学的福祐——文艺复兴者显然重犯了自己曾如此自由地断然抛弃的种种暴行。这个绝对的主体摆脱不了它的缠绕物：这种拘缚着它的镣铐即统治的镣铐和绝对的主体性原则是一码事。应使萨特感到荣耀的是，这一点已在他的剧本中并违背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而表现出来。这些剧本不承认它们自己出卖其论点的哲学。然而，政治的存在主义的蠢行有一种哲学的理由，正像非政治的德国存在主义的术语有一种哲学的理由一样。存在主义把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纯粹的定在抬高成一种思想品质，个人必须去选择它，但又没有选择的确定理由，而且实际上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存在主义的言论不再是这种同义反复，那么它便和作为唯一物质存在物的自为地存在的主体性联起手来。

那些出于其策略而从拉丁语“存在”一词中引出派生词的学派，会援引对异化的专门科学不利的具体经验的现实性。由于害怕物化，这些学派便避开实物。它们不知不觉地使实物成了实例。它们归入（时代）之下的东西，将通过在哲学背后、在哲学认为不合理的决定中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为自己报仇。一种被清洗掉实物的思维并不比一种丧失概念的专门科学更优越，这种思维的各种变种将堕落为它们为了哲学生死攸关的利益而与之战斗的那种形式主义。此后，它将被添补上主要来自心理学的意外借款。存在主义的意图，至少在其彻底的法国形态中，不会通过与实物保持距离而又威胁性地接近实物而得以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是不能靠还原于人类，甚至还原于绝对孤立的人来消除的。今天流行的人的问题，直至源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的纯形式规定着始终不变的可能的回答，即使这种不变性是历史性本身。

人应该成为的样子不过是曾经是的样子，他被拴在了它过去的岩石上。他不仅是他过去和现在所是的样子，而且同样也是他能成为和期望成为的样子，任何定义都不能充分形容的样子。这些围绕着存在而形成的学派，甚至十足的唯名论的学派，都不能够达到它们在通向个人存在的路途中渴望的自我放弃；它们承认，由于它们不能以一般概念从哲学上思考那种未融化进它们概念中，即与它们的概念相反的事物，便不去思考这种事物。它们用生存条件来说明存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