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贯彻中央档案管理制度（1955—1958年）

（一）边做边学（1955—1956年）

1955年（47岁）

1月15日，密委批准名单：王尧山、曾涛、孙更舵……罗文8人，王为书记、曾为副书记。[34]

2月7日，密委名单：王尧山、郑平、曾涛、李研吾、赵行志、丁明新、许萌、廖昌英、罗文、任兆祥等17人。王为书记、曾为副书记。[35]

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政治部聘请为公安学院上海分院[36]第一期教员，担任保密工作问题课的讲授工作。[37]

5月中旬，“1955年5月中旬，市委异乎往常地、紧张地研究和一系列的布置肃反工作。这一工作在秘书处各项工作中也体现着：严重的敌情在报纸上一批批地揭露；机关内部的胡风分子被清查清洗着。这种情况下，我同大家一样在精神上是很振奋的，抓紧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有关材料，慎重地围绕着市委此项工作活动和意图积极工作，并【抓】干部思想教育，共同提高认识，赶上当时的需要。”[38]

6月下旬—7月上旬，“6、7月间，我因患丹毒症住医院半月，病中是很急躁的，只好躺着看些肃反材料，有时还被护士同志劝阻，但终于还是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看完了第二遍。并将罗瑞卿部长关于肃反的一篇文章作了笔记。……这对我是又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工作责任心有所加强，政治警惕性有所提高，特别在对干部过去从政治本质上着眼和人事制度上从纯洁组织着眼做得不够的情况，现已注意克服。缺点方面，整个过程中暴露很多，如对各项工作中的漏洞检查不够深入、细致和全面，主要靠行政领导人进行检查，未发动群众；在堵塞漏洞方面堵大未堵小，很不彻底。遇到困难时主要是转入专案斗争以后，往往强调各级领导弱的客观情况，而具体帮助各级领导和不断教育干部和提高干部不够。特别是转入专案斗争后，同肃反小组的联系不够密切和主动，有些偏重行政工作的情形。总括以上来看，通过这一伟大运动，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工作态度有所改进，但政策思想是赶不上形势的要求。

今后首先加强学习和不断教育干部，提高工作中的思想性，克服单纯的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的专业化思想。其次，大胆负责，克服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卑与自满的心理。第三，克服麻痹思想，特别在人事制度和保密工作，更应注意提高革命警惕。”[39]

1956年（48岁）

10月30日，抄写《关于罗文同志1932年失掉组织关系的审查结论》：

（一）简历（略）。

（二）审查的问题及查证结果：

1）关于1932年3月入党的情况，罗交代：1932年春在河南淮阳省立师范读书时，经同学邢海平及上级党委阎玄武2人介绍入党。据查邢海平已牺牲，阎玄武不明下落；据当时与罗同一支部的党员李振东（现任河南日报驻信阳记者）证明，1932年4月罗曾介绍上级党委阎玄武到李振东所在之通许县四所楼（即罗的家乡）小学视察李的工作，同年暑假罗从淮阳回家后曾与李谈过淮阳师范学校党内的情况，此外，罗关于淮阳师范校内党组织情况的叙述与李所提供的材料是一致的。

2）失掉关系的情况。罗交代：1932年夏淮阳师范毕业时，校方为分化学生运动，将去北平参观的日期提早，并欺骗同学说：参观回校后还有一个月总结时间。因而学校党支部在罗去北平以前未对日后工作做任何布置。支部书记邢海平因经济困难没有去北平。当大家从北平参观回来到郑州时，校方突然宣布要大家从郑州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不再回校总结。罗文因当时随身携带着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恐在途中出岔子，也就从郑州匆匆回到了家乡，此后就失掉了与党的联系，这段情况与李振东提供的证明是一致的。

罗交代：在失掉组织关系以后一二年中与上级党委李剑华、阎玄武均会见过面，但由于当时对党认识不足，因而没有要求恢复党的关系，也没有与淮阳师范党组织取得联系。李与邢海平直到1934年春一直未离开过淮阳师范。因此，罗文在失掉组织关系后一二年中如果要找寻组织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3）失掉关系后的表现：据河南陈留地委委员毛春霖同志（罗的表弟）1949年10月29日给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同志复信中证明，罗自1932年夏从淮阳师范毕业后担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期间，确曾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罗文的一个弟弟和毛本人参加革命，在思想上受罗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冬随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参加抗日活动一节，已有王毅斋证明，王承认与罗关于那一段历史情况的交代是符合事实的（王现系民盟河南省负责人，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三）结论：

罗文同志曾于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6月从北平参观回家后与组织失掉联系，在失掉关系后的一二年中，曾与上级党委同志见过面，是完全有条件恢复关系的，但由于当时罗文同志对党的认识很模糊，没有主动要求恢复关系，因此，失掉关系的责任应属于罗文同志本人，1932年3月至1939年3月重新入党这一段党籍不宜恢复。但据各方面了解，罗文同志在失掉关系后的五六年中，政治上是清楚的，思想上是进步的，并进行过一些有利于革命的活动。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1956年10月30日[40]

约11月，罗文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信。

市委组织部：

六月中旬接到您关于要我补写详细的脱党经过和表现的报告的通知，当即写了一少部分即因病住医院去了，本月五日出院续写，现已匆匆写出。

短短几天，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有些事在记忆里虽是很鲜明，甚至是些琐碎小事，但也有些已是记不起、记不清和记不准了，然而总算写出了。

多年以来总想帮助组织把情况弄清，结果因确实证人多方面都找不到了，只得到一些旁证的侧面材料（附后），我想现在各地都有党的组织，条件好多了，有些问题写得不够清楚的我可以当面谈谈，有些情况我可继续查找，并提供组织查找的线索。……

关于组织部对我1932年失掉组织关系的审查结论我是满意和十分感激的，因为长久以来，由于认识上不断提高，这一问题也越来越重地压在我的心上，虽然坚信终有一天会弄清楚，自己也想了些办法帮助组织弄清，但收效不大，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切实认真负责地查清了，并很客观的作出了书面的结论。我同意结论，谢谢组织。[41]

11月24日，罗文填写《干部自传》：

“……随着上海解放，进上海，现已七年半。先后在华东局资料室和市委秘书处作资料档案工作、秘书行政工作和保密工作。从这七年半的工作中，通过整风、老三反、新三反和肃反等运动来看，在思想上，还有个人主义事业心的残余，有时想钻研中共党史、研究档案工作、学俄文，并且想拿出小学生的苦读精神，从头学起。在工作上不善于也不乐于掌握复杂的工作。因此，对这些工作不能经常研究改进，满足于现状，结果是不深入；由于这些情况，工作中的思想性也就显得不够。

从以上来看，【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空想，不切实际，未经复杂斗争的实践。因此，直到今天还拖着这个尾巴，未能根除。”[42]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人委办公厅先后建立档案管理处。回忆：档案工作的方针：1956年稳步的又是积极的（4.5—12文电合一，规划、保管期）。[43]

本年，领导成立了上海市档案馆筹备处，着手接收撤销机关的档案，进行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