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1949年11月—1950年1月）

11月25日，到华东局暨上海市委资料室。

下午欢迎会，魏【文伯】：资料室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有党内和党外一般资料。搞此工作须有头脑，有政治头脑，今天需要，明天需要，有无价值；有条不紊。作风上要细腻，不能粗枝大叶，……有档案，较单纯；报纸资料较复杂，须人多。

死材料变成活材料，由低级到高级，如经济问题是所有经济问题搜集来整编材料，成为有体系的材料。在此工作中培养一批干部。如学会写社论、写专论、出题写文章，一月或半月学【写】一篇，写好拿来修改。同时学政策，充实自己，写文章看那篇报纸写的对不对，写时怎样下手。

作此工作是长期的，三年到五年，才能使用，看大家努力如何。有的材料了解不够可到下边去亲自了解，一问三不知就不好。互相学习，帮助首长了解情况。斯大林三十余秘书。不能出风头，下苦功，用脑力，有几分书呆子味道，无名英雄，由无名到有名。有名都是由无名来的。

团结、互相研究、互相帮助，不骄傲。学必须问，打破爱面子，不怕争辩，不怕有相反意见，有恒心有毅力，时间有限，读物很多。虚心，有恒心，要钻研。学习工作的方法，多买几本书看。大家来自各方不能宗派，工人是国际主义，取长补短，自大是耻辱。作风生活习惯，不强调，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原则上不能让步。[7]

“1949年秋冬间，我同吴【宝康】在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一道工作，室内30余人，吴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在此以前不认识，资料工作由吴负责，档案文件只有一小包（报纸包着）由我负责，我主要搞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工作，宿舍同在三井花园（今瑞金花园，编者注），因此也认识了吴的爱人程桂芬。

在一道工作中，吴对资料工作比较熟练，遇事有见解，肯动脑筋，也有些办法，工作比较负责，我不懂业务，主要搞党的工作，一般是注意尊重他的。吴平时沉默寡言，比较严肃，……我俩关系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的直接领导人是秘书长李波人；工作对象主要是华东局、市委领导人，资料也供政策研究室借用；华东局和市委将要分开办公之前，记得一次我和吴在李波人办公室内，李向魏文伯（秘书长）非正式的谈分开办公问题，说要我留市委，吴去华东局，魏表示同意，以后就进一步做具体准备工作，迅速调进两三个新干部，为市委资料室培养班底子，和研究文件的分法方案等，组织决定，我没有意见。分开后，吴到常德路办公，我仍在建设大楼。我不大去他们那里，偶然有事，也去一下。吴那时任秘书处副处长工作，档案资料组是处下的一个部门，我去也是到资料室同一般干部谈谈看看，有时他也陪去；……。”

本年，回忆她[8]是1948年秋从上海撤退到华东局城市工作部的训练班的，当时我在华东局城市工作部任秘书工作，后来从山东益都县菠萝林村到济南，一道南下到上海，一路时间虽不算短，但是和她没有什么接触，印象是模糊的。刚解放，华东局和市委合署办公，组织上把她和王青（训练班的）分配同我三人一道做保管文件工作，以后又进来一个程皓明，再后扩大到30余人，成立了资料室，直到华东局和市委分署办公，她去华东局，我留市委。

在一道工作期间，她给我的印象是工作和王青一样是认真负责肯干的，生活作风三个女同志都是正派的，没有外界拉扯，潘嘉、王青、程皓明三个青年女同志和我关系都是比较好的，一道工作说说笑笑，三个同志都叫我“老妈妈”，我也不在意，随她们叫去。后来说吴宝康同志严肃，像个爸爸，这说明我们关系是好的……

她对各级党政领导都很热情、靠拢组织的，能遵守机要人员的工作纪律。[9]

1950年（42岁）

1月中旬，华东局（江西路建设大厦）办公厅设有秘书处、机要处、行政处，档案资料室设在秘书处内，主任吴宝康[10]，副主任罗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