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是非
一些学者认为，理性是一种抽象的专业能力。很多情况下，理性被看成解决那些教科书中逻辑问题的能力。一种更为狭义的观点：理性是工具理性，其背后的含义是根据已有的资源，为最想得到的结果而采取的一种行动方式。
这说明理性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目标的预期效用如果和实现这些目标时的效用不一致，那么再去追求这样的目标就会被视为非理性。因此，人们追求目标时需要一定的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他们的行为就是理性的。比如，根据期望效用理论，人们做出了最大化效用的选择，那么他们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非理性的。
然而，《理性之谜》的作者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认为，推理本身也是一种直觉，理性是对一种表征进行直觉性推论的机制。他们甚至认为，理性的两大功能是为自身辩护及说服他人，其目的是更好地社交，即向其他人证明自己是多么靠谱，以及怀疑其他人的行为并不靠谱。
一些学者认为，理性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显著区别，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提出的三段论代表了理性的思考方式。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理性是个人获得更高深的知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的一种手段，理性通过发挥智力功能让人类优于其他动物。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曾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心智的所有能力中，我想人们会承认理性是处于顶端的。
在这点上，达尔文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哲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数千年来，哲学家们从未放弃过对理性的研究。长期以来，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存在缺陷的。
但是，经济学家似乎不想，也不愿过多地讨论理性这个话题，他们直接做出假设：人是理性的，即理性人假设。
仅靠逻辑推断还不能满足传统经济学家们日益增长的追求，他们一直想努力将经济学变为一门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传统经济学将数学推导纳入其分析问题的框架中，以便形成一门类似于物理学那样看似精密的科学。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年）通过《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奠定了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依然被称为传统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两大工具学科。借助于数学，经济学开发出了不少模型，尽管精度得到了体现，但也使得经济学变得抽象、不接地气并脱离实际。
同时，传统经济学家们还常常做出一些简化问题的假设，为的是能够掌控并驾驭那些所谓的前提，而对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他们则可以完全不予理睬。
物理学实验中条件的简化对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可以很好地排除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让人们找到规律。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下，传统经济学家们却很难做到这点，他们只能寄期望于假设。
对于传统经济学家们来说，从简化的几条假设出发，推导出一个封闭的系统，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事情。他们会常常用一句万能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忽略其他变量和条件的变化。
经济学既然是研究人们行为原理的学科，当然无法脱离人的心理去研究人的行为。有这样一段对话，反映了传统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隔阂：
心理学家：“我们从不会以错误的假设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学家：“那是因为你们从不做任何假设。”
传统经济学有一系列假定。在这些假定条件当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在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也称经济人。理性人是自私的、纯粹利己的。完全信息是指经济人已经了解了任何市场上的信息。理性人在完全信息下，以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出发，就能做出最优的选择。
然而，“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遭到了质疑。1970年，这是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绝大部分从事行为决策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人”是非常好的决策制定者。在那之后，学术界刮起了一阵研究“异象”之风，这些异象就是无法用理性人决策解释的“非理性”现象。
心理学家的研究基本上都与理性人的结论相悖。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理性的现象非常普遍，然而传统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些发现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不理性，那么他很快会破产，因此市场中存在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既然市场中最终剩下的都是理性的人，那么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就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假设延续了纯理性大脑的观点，只重视大脑，而忽视了大脑与身体之间的生理作用。
“理性”割裂了人们的大脑与身体是有历史传统的，从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至公元前347年）到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都认为存在一个纯理性大脑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柏拉图认为意识就好比两匹马拉着马车，理性大脑是车夫，手持缰绳，决定行进方向。其中一匹马已被驯服，柏拉图认为另外一匹马综合了诸多野兽的特征，车夫必须不停地鞭打它，才能让它与被驯服的马并驾齐驱。
从比喻可以看出，柏拉图将意识分成两个独立的领域，灵魂这个矛盾体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柏拉图认为意识分为理性和感性，理性与秩序和哲学相关，因此优于感性。人们容易被冲动和情绪控制，理性可以让人免于这一切，最终得到幸福。
西方文化长期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人既有充满欲望的兽性，也有与动物不同的理性可以推理和预测。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为传统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理性成就了人类。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割裂大脑与身体看待问题，并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提出，培养优良品质的前提就是学会管理情绪。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也曾说道：
“理性是且应该是激情（Passion）的奴隶，除服从激情并为之服务外，理性永不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然而，后人谁会在意这些呢。理性被诸多知名的学者抬高，而情绪、情感、欲望则一直被贬低或忽视。
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就是一个社会白痴，经济学理论中到处都是这种理性的蠢人。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认为，“理性”既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条件。按照理性的假设条件，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这个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会导致与现实的各种不符。
一些研究说明，患有情感无能（Emotional Emptiness）精神疾病的人，智商、推理都不会逊于常人，但是他们的危险就在于没有情绪。通常，测谎仪对精神病人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可以在情绪毫无波动的情况下撒下弥天大谎。给他们展示血腥、暴力、虐待等录像，他们也不会出现正常人那样的情绪和生理上的反应。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紧张、羞涩和难以启齿，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愚蠢。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所说：
“当理性的生物非常之好，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情找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