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西溪的童话
一
每年农历八月，当钱塘江潮传来深沉的回响，东南风便长驱直入，吹得杭州满城秋色，西湖、西溪更是水天一色。而对于经历了一场浩劫的杭州，这一场接一场的秋风，也把那浓烈的血腥味渐渐吹淡了。
洪起鲛终于结束了逃难的日子，带着一家人回家了。一家人经此劫难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还多了一口人，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这也意味着，在清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威逼之下，洪起鲛最终也只能屈服于“剃发易服”的命令，选择了“留头不留发”。对他的屈服也好，妥协也罢，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还是要先保住脑袋要紧，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一家人思量啊。这兴许就是洪起鲛当时的心态。在最初的一段时间，洪起鲛对自己的古怪模样也许会感到屈辱和羞愧，这“猪尾巴”一样的辫子和“拖尾奴才”的模样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不过，时间一长，慢慢就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习惯是一种比遗忘更持久的力量。洪起鲛慢慢也习惯了，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将慢慢淡忘一个明朝士人的衣冠，习惯于拖着那一根“猪尾巴”似的辫子，穿着一袭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脚蹬布靴，在士林中交游宴集。这一身行头还挺搭配、蛮舒服的。那一代由明入清的士人，大抵都像洪起鲛一样，就这样从头到脚都突然改变了，又慢慢习惯了。
一切历史皆已注定，清兵无论占领哪里，剃发易服便是征服的象征。一如《招魂》之怅叹，“时不可以淹”，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清兵入主中原两百六十余年后，汉人早已习惯了那“拖尾奴才”的模样，都不记得自己的祖先原来是什么形象了。到辛亥革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又有许多人哭着喊着不愿意剪。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这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更是人类在时空中渺如尘埃的卑微。总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文化上，最终是大清帝国取得了完胜。当然，此言还有些为时过早，南明政权似乎不堪一击，却又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各地抗清武装也依然在拼死抗争，烽火硝烟从江南延烧到岭南，从大陆延烧到大海。但对于杭州，血雨腥风正渐渐过去，乱世之民又回到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又尽管已经剃发易服，但那些骨子里、血脉里的东西却是难以改变的。按江南习俗，儿子弥月，又是头男长子，这是被家族寄予重望的，而满月的头一件事就是拜谢祖宗赐福。洪昇为钱塘洪氏第二十二世孙。世称洪昇为钱塘人，严格说他是仁和县人。其实都没错，洪昇既是钱塘人，也是仁和人。明清时，杭州府治钱塘、仁和，而钱塘县与仁和县的地域呈交错状，杭州城墙内的老城区，原本就是两县共同管辖的地盘，其辖区也呈交错状。说来挺复杂，其实很简单，无论钱塘还是仁和均属杭州府，而钱塘乃杭州城的古称或别称。
追溯钱塘洪氏一脉的缘起，祖籍江西鄱阳，其始迁祖是一个载入了《宋史列传》的人物，洪皓（1088—1155），字光弼。洪皓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关口。在金军的金戈铁马之下，北宋覆没，宋室南渡。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当时金国正处于煊赫之势，根本没有与南宋议和之意，所谓议和一如与虎谋皮，“凡使金者，如探虎口”，基本上是有去无回。洪皓深入虎穴，不辱使命，坚拒伪职，被金人流放冷山（今黑龙江省五常县境内），在雪窖冰窟中囚禁了十五年，才被释归南宋。连宋高宗赵构都称赞他“忠贯日月”“虽苏武不能过”，但赵构对他并未重用，仅授予他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赵构重用的不是洪皓这种坚毅不屈之士，而是秦桧一类在金人跟前卑躬屈膝的朝臣，而洪皓又“以论事忤秦桧，罢官”，结果是，这样一位“忠贯日月”的大宋国士，“惟为桧所嫉，不死于敌国，乃死于谗慝”。赵构或是心有戚戚焉，在洪皓的迟暮之年“赐第宅于西湖葛岭，并赐田三顷”，也有人说赵构赐予他的是一座御花园。洪氏一根血脉就这样从江西鄱阳迁到了杭州西湖葛岭，而洪皓也就成了钱塘洪氏的始迁祖，“卒年六十八，谥忠宣”。在正史之外的记载则是“洪皓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这已是后世加之于他的更耀眼的光环了。而我觉得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国士，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葛岭为道教名山胜地，为东晋道人葛洪结庐修道炼丹处，从此处可俯瞰西湖，有“瑶台仙境”之称。洪皓膝下三子，洪适、洪遵、洪迈，一个个都是文名昭著的人物，先后高中博学鸿词科，而洪适、洪遵兄弟同榜登科，洪遵中状元，洪适中榜眼，加上后来登科的洪迈，号称“洪门三学士”，时有“天下三洪，文章之雄”的盛誉，而三洪同朝并为台辅（三公宰辅之位），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史上鲜有。从学问著述看，洪适著有《隶释》《隶续》，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三大家”，洪迈著有《夷坚志》《容斋随笔》，其《容斋随笔》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并称为南宋三大笔记，这也确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三大笔记。洪遵则政绩斐然，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右丞相，抵达了人生仕途之巅峰，后安家于钱塘。此公当为钱塘洪氏二世祖。
南宋亡国之后，洪昇的祖先从杭州逃避到浙江上虞一带，直到明代建国才返归钱塘。如今，在杭州西溪洪家埭村还保存了一副洪家祠堂的对联，上联为“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所指正是洪皓和他那三个同朝并为台辅的儿子洪适、洪遵、洪迈，这也是钱塘洪氏的第一个辉煌时代，下联为“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说的是钱塘洪氏在明朝又进入了第二个辉煌时代，其首屈一指的人物就是洪昇的六世祖洪钟。
洪钟，生年不详，字宣之，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中进士，累迁至明朝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曾总督川、陕、湖广、河南四省军务，因平湖广之乱有功，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卒于嘉靖三年（1524），谥襄惠，赐葬钱塘西溪东穆坞，“松楸列植五里”。其墓碑为明代大儒、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王阳明）亲撰，王氏还撰有《祭洪襄惠公文》。从两人的生平看，王守仁于弘治十二年（1499）参加礼部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而洪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升任右副都御史。于此可知，两人虽不同部，却有同朝为官的交集。透过王守仁为其所撰的碑文、祭文，大致可以还原洪钟的生平事迹及其回归钱塘后的生活。
王守仁在其祭文中云：“公既归，筑两峰书院于西湖之上，自号两峰居士。日与朋旧徜徉诗酒以为乐，如是者十有一年。”两峰书院位于西湖之南的涌金门，因其面对南北两座山峰，故名，洪钟亦以两峰居士自号。关于洪钟晚年的宅院，一说为“嘉靖皇帝赐邸，府邸绵延四五里”，一说为洪钟晚年退隐回籍后，在西溪故地（今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建别业，世称洪钟别业。无论是御赐，还是自建别业，那都是在西溪数一数二的一座山水园林，位于凤凰山麓南宋帝城之城西十里，为坐北朝南、前府后园的格局，园为洪园，府为洪府。洪府坐落在老和山（古称粟山）平缓的山坡下，西溪之水绕山潺潺而流，洪园中亦有溪流穿过，时间之水渗透了每一个角落。那亭台、楼阁、水榭，还有花草、树木、竹林、奇石，一切都随流水的自然流淌而自由伸展，又因为流水表现出节奏与韵律。水是特别养神的东西，遥想一个苍老的士人，或看书，或吟咏，而流水之声向两耳中漫溢，在眼中浸润，该是何等地舒心惬意。山水从来是江南庭院的灵魂，除了水，还有山。在园中地势较高处，可以远眺五色云彩萦绕盘旋的五云山峰。这江南庭院处处流露出一个隐逸之士的闲情逸致，一切都随流水的自然流淌而自由伸展，又因为流水表现出节奏与韵律。临水的街边上，那些逐水而生的树木，从宋元明清一路绵延而来，它们依然在各自的朝代里活着，所有的枝丫一律向着流水凌空生长着，它们的根系因水的滋润而扎得更深。你听见了那江南春风中重重的飒飒之声，你就知道了岁月的深度。说到底，这样的别业，这十一年的晚年生活，其实都是古代士大夫最后的退路，甚至是一种完成，在历尽宦海沉浮之后，他终于可以退下来享受一下自己想过的日子了，而他一生的积蓄也有条件来完成这样的享受，这座别业就是他晚年休养吟咏之地。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他于此辟书院、筑书楼、课子弟，又是一种入世很深的士大夫情怀了。古代士大夫大多兼具这两种情怀，于两者之间进退自如，进则为儒，走仕途经济道路，退则为道，归隐江湖，悠游林泉。而洪钟就是一个典型，他既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也是西溪隐逸文化的突出代表。这两者其实又是一个因果关系，设若没有走仕途经济道路打下的基础，所谓隐逸也只能是安贫乐道、君子固穷而已，何来这样一个江南第一等的山水园林？
洪钟有子洪澄、洪涛，据称皆“官居显要”，然史载均不详，而这二人中必有一人为洪昇的五世祖。洪昇的高祖洪椿（一作洪桥），据后世考证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此为都察院最高职，正二品，却未见史载。又一说洪昇的高祖为洪楩，字子美，这倒是一个史载确凿、世系清楚的人物，其祖父为洪钟，其父为洪澄，他本人曾官詹事府主簿，但其历史地位不在于官，而在于学，为明代文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他在其祖父洪钟“两峰书院”和“清平山堂”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清平山堂”原址位于钱塘城南清平山仁孝坊（俗称清平巷），一说为洪楩营建，除了藏书，洪楩还“余事校刊，既精且多”，其所刻之书皆署清平山堂，其刻本为世所公认的精刻本。他曾刻印自编的《清平山堂话本》（又名《六十家小说》）六十卷，该书是现在所知的保存宋元话本最多的一部小说选集，还收集了元明间的戏剧曲目，这为后世研究宋元时期文学和戏曲提供了少有的原始文献。只是，他未曾料到，四代之后，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曲中巨擘”横空出世。
历史往往是越远越清楚，越近越模糊。自洪昇上溯三代，一直难以考证，关于洪昇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学术界分歧很大。章培恒先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生前坦承“由于材料不足，洪昇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目前还未能考出”。章先生于二〇一一年辞世，此后又有一些文献史料被发现，据此可以大致勾勒出洪昇以上三代的世系：其曾祖洪瞻祖也是一个载入了《明史列传》的人物，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后官兵科给事中，曾出使琉球，累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赣巡抚，死后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对他的身世与功名没有争议，然而他到底是洪昇的曾祖还是族曾祖，却说法不一。
洪瞻祖生有四子，长子洪吉晖为洪昇祖父，洪吉晖之子洪起鲛乃洪昇之父。即便洪瞻祖、洪吉晖、洪起鲛这三代血缘世系可以确定，也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又一说洪昇的祖父为洪吉臣，崇祯十三年（1640）会试副榜，授湖广德安推官。著有《明文矞》《二十一史识余》《学圃萱苏》《群书备考》等。葬西溪湿地横山。洪吉臣生二子：洪起鲛、洪翿。但对此更有争论，学术界大多还是认为洪昇的祖父为洪吉晖。如此，洪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都已被岁月湮没了，如果不是因为洪昇，也没有人会追溯他们模糊的身影。又据章培恒先生推论，洪昇出生时，“昉思父本年约为十八岁，年事甚少，故昉思祖父母本年或尚在世，年事无考”。
这里，笔者依据洪父及洪昇的交游作出以下考证或推论。
洪起鲛，字武卫（一字卫武），生年不详。据其挚友、洪昇的师执陆繁弨在《洪卫武双寿序》中称，“岁丙午，仆友洪子卫武四十初度”。当时，同赴这场寿宴的还有洪起鲛的另一位好友王嗣槐，他也写了一篇《洪氏寿宴序》：“时维八月，旬有五日，为吾友洪武卫及其元配钱夫人四秩初度，称双寿焉。”初度出自《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后称生日为“初度”。若以洪昇出生的农历乙酉年往后推测，最近的一个丙午岁为康熙五年（1666），是年洪起鲛四十初度，于此可以推测他出生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恰好四十初度。从洪昇后来的诗中也有佐证，康熙二十六年（1687），洪昇四十三岁作有《夜泊》一诗，其中有“堂上二人年六十”之语，其父母当时为六十一岁。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按江南民间习俗，计算年岁有男虚女实的传统，四秩初度，也可能是三十九岁，而生日宴也未必在生日那天过。另据刘辉先生对《夜泊》一诗的编年：“洪昇父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至是年恰为六十岁。”这个推测也比较靠谱。洪昇为其长子，洪昇出生时，其父母约十七八岁，这在那个早婚早育的时代是很正常的。
在我接下来的叙述里，还将有更确凿的史料证明洪起鲛是洪昇之父，但此公的生平事迹却难以寻觅。对他最了解的应该是他那最有出息又最没出息的儿子洪昇，但在洪昇后来的著述中也很少提到他父亲的生平事迹，即便无法绕开之处，也多以为尊者讳的笔法，还多有难言之隐的曲笔，这与父子俩日后的关系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这些暂且按下不表。但这里还有一个极易忽略又十分关键的疑团，王嗣槐在《洪氏寿宴序》中称“洪武卫及其元配钱夫人”，而洪昇生母为黄氏，这是毫无疑问的。黄氏乃是生于钱塘望族金墩黄氏的大家闺秀，为黄机之女，她嫁给洪起鲛时才十六七岁，洪昇为其长子，按说，这才是洪起鲛的元配啊，怎么又冒出了一个“元配钱夫人”呢？而这个钱夫人，也同样是大家闺秀，乃清初进士钱开宗之妹。钱塘洪氏、黄氏、钱氏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容后叙述。这里还说这个谜团，古人哪怕妻妾成群，按说也只有一个元配夫人，而洪父却有两个出身显贵的夫人，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在元配去世后，再娶夫人，所谓续弦也。所谓元配，一般指第一次娶的正妻，也是与庶妻（如妾侍等）相对的“嫡妻”，如此，就只能这样勉强解释了，洪昇生母黄氏早逝，洪父续娶钱夫人，而钱夫人虽非洪起鲛的真正元配，但有正夫人的名分，而王嗣槐出于礼貌，称她为“元配钱夫人”。诚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也有人说钱夫人为大夫人，那黄氏就只能是小夫人了，只是，这实在不符情理逻辑。而洪昇后来常以父母并称，也不知具体所指其母为谁。不过，这个钱夫人还真不可小觑，她极有可能改变了洪昇的命运。这又是后话了。
自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在西溪故地建造洪钟别业，钱塘洪氏子孙便世居西溪。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说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洪氏后人又对洪府与洪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翻修和扩建。当时，明末士大夫、藏书家冯梦祯在老和山的山坡上建有西溪草堂，睁眼闭眼都能看见洪府和洪园。据其所记，洪园翻建后，在当时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此为转述，我未查到冯氏的原始记载）。这次翻修，也可能是两次翻修扩建，距洪昇出生都不算久远，长则四十余年，短则二十多年，先代留下的福荫，洪昇在年少时应该也享受到了。不过，自洪钟到洪昇已历经六代繁衍，钱塘洪氏人丁兴旺，生齿日多，已繁衍成一个村庄——今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洪家埭村。估计洪园再大，恐怕也难以容下这么多人，只能分家析产，另起炉灶。那么，洪起鲛一家人有可能居于洪府一隅，也有可能另盖宅院。只是，无论他们当年居于何处，如今那洪府、洪园皆已荡然无存。我只能在一片虚无中，揆情度理地作一些历史性猜测：洪起鲛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走进洪氏祠堂，在列祖列宗的灵位前焚香跪拜，沐浴祖泽，或许他还会久久凝望着那副承前启后的对联。钱塘洪氏历经宋、元、明三次改朝换代，一副对联贯穿了一个家族五百年来绵延不绝的香火和英才辈出的荣耀，而那一身清代衣冠又唤醒了一个亡国士人对江山易代的兴亡之感，而这一切都化作了满腹惆怅和胸中块垒，这其实就是那一代士人的普遍心态，压抑、憋闷、堵得慌，却又只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于清朝无所不在的强势逼迫与高压。
拜祭祖先后，洪起鲛又把儿子抱进了书房。钱塘洪氏藏书之渊博，我在前文已有交代，洪昇后来的老师毛先舒也有词为证：“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洪起鲛虽已“剃发易服”，但一个士人的人格理想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也是难以改变的，他要让自己的儿子从小浸染在这世代传承的书香里，从小就以纯正的儒家教义来开启他的心智。说穿了，就是朱熹那句箴言：“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斯世也。”而说得更透了就有了矛盾，纯正的儒家一向主张“华夷之辨”，如今已进入了一个夷狄统治华夏的时代，他又怎么教他的儿子“有功于斯世也”？一个诞生于历史夹缝中的人物，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矛盾体。这也是洪昇那一代人的宿命。而对于少不更事的洪昇，至少在最初一段懵懂岁月，还真是无所谓矛盾不矛盾，习惯不习惯，他一生下来就是大清帝国的臣民，从小就开始剃发结辫，穿满人衣冠，自然没有那种“拖尾奴才”的屈辱感。他也没有看见过明朝的社稷，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大清的江山，压根就没有那种“山河崩裂”的断裂感。
那么，这里又切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洪家的家世在明清易代后又是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按主流的说法，“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结论是，“洪昇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世宦之家”。这似乎是历史的因果逻辑。但据我所搜寻到的史料，至少在洪昇二十四岁入国子监之前的那一段岁月，由于洪起鲛已屈从于清朝，后来还出仕清朝，按例授官，那么，除了此前的一段逃难经历，他们家并未遭受什么灾难性的打击，他们家在明朝过着怎样的生活，由明入清后，在清朝也可一如既往地过着明朝的生活。唯一的变化，只是换了一个他们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的主子而已。要说打击，也只有心理上的打击。如果说洪家此时已经没落，或家道中落，那也与改朝换代无关。从洪昇的祖父、父亲两代看，都是没有功名、出息不大的人物，而一个大家族是必须要有大人物来支撑的，否则就会落入“富不过三代”的历史陷阱。但以钱塘洪氏基业之深厚，哪怕经历了平庸的两代，只要家产不被查没，或不毁于战火、灾难，这个家就应该还是那个“累叶清华”的钱塘望族。笔者所引之言，出自陆繁弨诗《同生曲》，他既与洪父交游，又是洪昇日后的老师，对洪家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的描述应该是接近真相的。于此推测，在洪昇二十四岁之前的青少年时代，他还可以尽情享受一个公子少爷的优裕生活。
二
我在洪昇满月的那个月份走进了西溪。那是二〇一五年农历八月初，与洪昇满月的那个八月间隔着整整三百七十年。一个在我想象中渺远的存在，其实也不算太遥远，但在明清易代后中国又经历了三次江山易代，时空如此浩瀚，而人生何其渺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怆然之感其实与时代没多大的关系，而是源自时空与人生的巨大反差。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凭吊，也不是徒发沧桑之浩叹，而是来寻找一个古人儿时的欢乐，这一方水土就是他当年生活的现场。一旦抵达现场，便有时空颠倒之感，眼前布满了不同时空的对应物。
昔人云，“西溪之胜，独在于水”，西湖与西溪实为一双姊妹湖，而西溪就在杭州涌金门外，涌金门也是杭州的一道水门。水，不只是一种流逝，也是一种挽留。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在这里慢下来，慢得可以听见岁月的脚步。这种逐水而行的感觉是奇妙的，西溪之水曲折而幽深，有水之处皆有曲径通幽，仿佛一条条时空的隧道，可以通向各种的可能，历史虽说已经注定，但其实又未必那么确定。那蜿蜒的西溪之水仿佛从南宋悠悠流来，转过一片芦苇，转眼便到了明朝，穿过两行杨柳就到了清朝，多少兴亡多少朝代的演变与更迭，或许只有这岁月中的静水深流，方能洞悉其间的波诡云谲。而这流水从来不会为人类的历史划出清晰的边界，这让我在模棱两可中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穿越。
若要追溯西溪的历史，必然会追溯到南宋建炎三年（1129），也就是宋高宗置杭州为行在的那一年。宋室南渡（建炎南渡）后，一直没有建都，升杭州为临安府，以临安为行在，也就是一个临时驻跸的首都吧，这表明宋室一直有恢复中原、回归故都之念，未承想一驻就是一百五十余年，再也回不去了。据说宋高宗赵构一见西溪便相中了，原本想在西溪之滨营造宫苑，后来发现凤凰山麓更有帝王之气，便选址凤凰山麓营造帝城。又据说他还说了一句“西溪且留下”，这是圣旨，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赐名，从此西溪就有了一个别名——“留下”，这实在不像个地名，但一方风水宝地从此就留下来了，一直没有沦为鳞次栉比的城郭，这也是西溪之幸、杭州之幸了。自南宋以来的历朝历代，西溪一直没有西湖那样风流繁华，然而这一方清静的山水却是雅人深致、修真养性的佳境，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有钱的在此营建别业与园林，没钱的在此建造草堂，还有一些庵堂寺观。而无论奢华与寒碜，如今皆已难觅踪影，而流不走的还是悠悠西溪水，悠远得像从宋朝流来，穿过两行杨柳，便流过明朝，哗哗涌入我的眼帘。
据清雍正年间《西湖志》载：“西溪，在西湖北之阴，由宝石山背陆行，绕秦亭山，沿山十八里，为宋时辇路（皇帝乘车所行的路），抵留下……水道由松木场入古荡，溪流浅狭，不容巨舟。自古荡以西，并称西溪。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溆。”而在这名园古刹中，我要寻觅的那座洪园和洪府，如今安在哉？
远远就看见一座在袅袅水汽中浮现而出的洪园，走近了，却是一座漆光闪亮的仿古建筑，“洪园”二字为沈鹏先生所书，里里外外还有一些今世书家题写的楹联匾额。在“洪府”里，还摆满了明式红木家具，那些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浮雕图案看上去古色古香，据说皆为当年的布置，唯独缺少岁月的气味。对这样的仿古之物我也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就像看见了赝品一样。当我看到门口高悬着一块“洪昇纪念馆”的牌匾，我释然了。当我看见那明亮发白的阳光，我更释然了。时空其实并未颠倒，一切都是顺序，江南农历八月初的天气应与三百多年前那个农历八月差不多。此时白露早过，而秋分将至，正当秋老虎横行的季节，却也不觉燥热，一阵一阵的东南风，随着钱塘江潮奔涌而来，吹拂着这星罗棋布的水泽，往日的情景仿佛又在涟漪波光中涌现。
据主攻明清史的蒙古族学者土默热考证，洪园堪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土默热对红学研究有独到见解且自成体系，著有《土默热红学》一书。我无心于红学考证，就算有此心也不堪胜任，但借助一座大观园，可以让我在想象中走进一座早已不存在的洪园，而洪园之内的景致，洪园附近的名胜，如芦雪庵、竹窗、花坞等，据说均可与大观园周边的风景一一对应。谁都知道，大观园是虚构的，那么是谁虚构的？据说就是洪昇，洪昇就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也是贾宝玉的原型。当贾宝玉和洪昇发生对应时，对我还真是有所启示，这至少可以让我想象那一个生长于“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之乡”的公子哥儿的青少年岁月是怎样度过的。
一个少年的脑袋蓦地冒了出来，像半边溜光的葫芦瓢，后脑勺上拖着一根细长的辫子。
是的，我走神走得太远了，一下走到了距我三百多年前的顺治年间，然而这样一个少年的形象是接近真相的。洪昇从小就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孩子，西溪也比西湖更有野趣。此地当年还属杭州郊野，那些在城内横行跋扈的八旗禁兵较少来此骚扰。据《洪昇年谱》载，直到洪昇七岁时，“杭州自屯戍八旗禁兵以来，其将士横甚。居民皆颠沛困顿，无可告语。民房被圈占者甚多”。而西溪，却是洪昇儿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嬉戏的一片乐土，他“幼年常偕弟妹于虞氏水香居嬉戏”。这个虞氏水香居，屡见于洪昇诗中，却不知是何所在？按蒙古族学者土默热之说，这就是当年的洪园或洪府，而我没有找到其他文献史料佐证，不过可以肯定，这个虞氏水香居确实是洪昇儿时的乐园。洪昇晚年回归钱塘时，睹物思情，写过一组忆念童年生活的诗《重过虞氏水香居示季弟》，其二一开头便是这样两句：“少日山亭畔，常时竹马嬉。”这是他写给季弟中令的。洪昇在另一首诗中交代了自己“同父三昆弟”，却没说是“同胞三兄弟”，这也是很严谨的交代。在他三岁时，仲弟洪昌（字殷仲）出生，这是与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在他六岁时，季弟中令生，庶出。中令应该是其字，但不知其名。另外，洪昇还有两个不知其名、皆为庶出的妹妹。洪昇后来曾在《寄妹》一诗中赞美她们“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这是佳句，也是佳人。由于洪昇生母黄氏的生卒难考，未知是否不幸早逝，更未知逝于何时，致使洪起鲛之妻妾情况一直成谜。但洪昇在诗中已经明确交代了兄弟三人、妹妹二人，这就意味着那个“元配钱夫人”没有生育。而除了两位夫人，洪起鲛还有一个妾侍，季子中令和两个女儿皆为其妾侍所生。这个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给洪昇的未来提前埋下了“天伦之变”的隐患。
不过，眼下，洪昇和他的兄弟姊妹们还是一群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凭自己的天性游玩嬉戏。另外，洪昇还有众多的表兄弟、表姊妹，而他的妹妹、堂姊妹、表姊妹们加起来据说正好十二人，这不就是金陵十二钗吗？这是土默热先生考证的结果，并以此作为洪昇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证据之一。诚然，历史不能这样牵强附会地猜测，诚如红学专家、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启明所说：“土默热对洪昇生平的叙述确系史实，但一涉及与《红楼梦》相关的部分，所采取的方式就是猜想了。”而我在叙述中也只参考那“确系史实”的一部分，不作与《红楼梦》人物一一对应的猜想。
古人多以诗纪事，很多诗歌是可以作为诗史来读的。从洪昇存世的诗歌看，有不少以虞氏水香居为背景，但如前文所述，尚无史料可以确证虞氏水香居就是洪园或洪园的一部分。不过，透过洪昇青少年岁月的诗作，可以窥探一个少年的隐秘生长，他也确有怡红公子情结。他青少年时与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在虞氏水香居中同众多的姊妹们打成一片，也可谓是倚红偎翠。随着洪昇渐渐进入青春期，他在与这些姊妹的交往中，既有了生理变化所带来的男性意识的觉醒，也渐渐对女性有了深入的体察，在其诗集《啸月楼集》中就收入了不少这一类的作品，如其《东家女儿歌》：
东家女儿红粉妆，横垂绣幕掩兰堂。
雕笼月映娇鹦鹉，碧树春来栖凤凰。
凤凰鹦鹉双双见，凝涕含情长掩面。
燕蹴轻花宿雨飘，莺啼细柳微风转。
可怜花柳正芳菲，愁绝狂夫去不归。
……
这是一首描写东家女儿思春和闺怨的长诗，以东家女儿的装扮入笔，此时，青春萌动的洪昇仿佛正透过一层绣幕在窥视那位深闺中的东家女儿，从“凤凰鹦鹉双双见”到东家女儿“凝涕含情长掩面”，细致入微而又逼真地描写出了时空场景中东家女儿情态之变化，从“可怜花柳正芳菲”到“愁绝狂夫去不归”，既点出了东家女儿独守空闺的缘由，更倾诉了她心中的孤寂与幽怨。这首诗不知确凿作于何时，但无疑是洪昇青少年时的作品，《啸月楼集》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所收皆为其早年作品。而此诗已颇见功力，他以白描的手法层层刻画出了东家女儿微妙而隐秘的内心世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狂夫不归”一语，洪昇后来赴北京入国子监就读，又为生计而四处漂泊，在其远离家人与故乡的诗作中，常用“狂夫不归”以自喻，而他后来也确实是一个充满了狂狷之态的“狂夫”。
在洪昇青少年时代还有一段不可忽视的经历，就是参与蕉园诗社的交游吟咏。
蕉园诗社乃闺秀结社，又称蕉园吟社。据吴晶《西溪与蕉园诗社》考，蕉园诗社是清初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女性诗社，“清初闺秀结社称于当世者，首推蕉园诗社”，入社女子“人订金兰”，她们不但订下了金兰契，还缔结了“生死盟”“蒹葭秋水盟”，并且发表了《蕉园诗社启》，“意在吟赏梅月之风，以添妆台逸兴之情”。这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有启事、有组织、有盟约的女性文学社团，主要活跃在钱塘特别是西溪一带，蜚声于西湖之滨，却具有超出地域和时代的影响。但史上对该诗社的成立时间说法不一，一说为康熙四年（1665）“由顾玉蕊发其端绪，组织诸闺秀创立蕉园诗社”；一说其最早成立的时间应在顺治年间。又据王丽梅《曲中巨擘》考：“顾玉蕊把自己的女儿钱凤婉、钱凤纶，儿媳林以宁以及同好柴静仪以及其儿媳朱柔则和女词人徐灿等人召集在一起联诗对句。”
无论哪种说法，顾玉蕊都是首倡者。那么这个顾玉蕊又是何许人也？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载：“顾之琼，字玉蕊，钱塘人，钱开宗室。”钱开宗，字亢子，仁和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此职常以三甲进士出身之庶吉士留馆者担任，从七品。前文提及，钱开宗就是洪起鲛“元配钱夫人”的兄长，那么在姻亲关系上也是洪昇的舅父。除了这层关系，顾玉蕊还是洪昇的表姑或表姨，钱开宗又是洪昇的表丈。顾玉蕊生卒不详，工诗文骈体，还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女曲家。洪昇因这沾亲带故的关系，加之他天资聪明，心有灵犀，惹人喜爱，时常被蕉园诗社的姊妹们邀请参加诗社的活动。这一段经历对洪昇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让他得到了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的艺术陶冶，顾玉蕊很可能就是他的第一个戏曲老师；二是在他的成长期逐渐加深了他对女性的了解和认知。这是一个由才女组成的女性群体，洪昇对这些才女备加推崇，而在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一个少年体察着她们的情思，渐渐地，对她们的心灵、她们的命运遭际也有了由浅入深的体察。在一个少年的眼光里，她们的性情与才情，她们的姿态与心态，几乎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她们身上流露出来。但也有人对他这一段经历过度演绎，这无关风月，但要看能否在时间上经得起推敲。
从时间上看，蕉园诗社历时四十余年，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有“蕉园五子”，后有“蕉园七子”。对“蕉园五子”也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因徐灿、柴静仪、朱柔则、钱凤纶、林以宁五人合刊诗集，故称。徐灿为光禄丞徐子懋之女、弘文院大学士海宁陈之遴继室，夫荣妻贵，后封一品诰命夫人。她工诗，尤长于词学，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柴静仪，字季娴，孝廉云倩女，虎臣侄女。虎臣即柴绍炳，字虎臣，为康熙朝著名的“西泠十子”之一，也是洪昇日后的师执。她本人多才多艺，与姊贞仪并擅诗名，又工写梅竹，有《木樨芙蓉图》，笔意韶秀，能鼓琴。朱柔则为柴静仪长子沈用济之妻，工诗善画，而沈用济后来又师事洪昇，为其门生。钱凤婉和钱凤纶姊妹为钱开宗与顾玉蕊的女儿。林以宁，字亚清，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卒于雍正年间。她为进士林纶之女，其母为洪昇的姑姑，她是洪昇的嫡亲表妹。后来，她嫁给了钱开宗与顾玉蕊之子钱肇修（字石臣，号杏山）。据章培恒先生稽考，肇修生于顺治九年（1652），比洪昇小七岁，林以宁则更小，比洪昇小十岁。而“蕉园五子”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少不了林以宁，但也都经不起时间推敲。历史是很残酷的，在洪昇十三岁那年，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导致钱开宗被绞杀，家产妻子籍没，蕉园诗社因此遽尔中断。而此时，肇修年仅七岁，林以宁才两三岁，连话都还说不太清楚，她又怎么可能成为“蕉园五子”呢？绝对不可能。
走笔至此，先看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惊天大案。顺治十四年（1657），接连发生了三起震惊朝野、天子震怒的科场舞弊案，分别为丁酉顺天乡试案、丁酉江南乡试案、丁酉河南乡试案。这里只说江南乡试案。清廷命方猷为江南乡试主考，钱开宗为副考官。在方、钱二人赴江南之前，顺治帝还对他们耳提面命，自然是以儆在先，命他们秉公取士。自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就开始亲政，这位十四岁的少年天子集大权于一身，乾纲独断，坐在金銮殿的那把龙椅上指挥文武百官，旁若无人。在争取汉族士人、重用汉官方面，他也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而当时天下未定，盘踞岭南的南明永历政权一直难以消灭，东南沿海又有郑成功以台湾为据点，凭借其海上水师优势几番登陆，一度夺取金门、厦门，并在闽海大练水军，而郑成功也多次誓言北伐中原，恢复大明社稷。江南不少反清志士则闻风而动，大有里应外合之势。顺治帝深知，若要大清根基稳固，仅靠武力是难以征服天下汉人的，而最难征服的就是民心。而科举乃为国择士，尤其在清初，更关乎清朝社稷之安危，清廷开科取士，首在让天下归心，这也是他对科举特别重视的根本原因。否则，他也不会特意召见方猷、钱开宗这两位官不过七品的考官，对他们再三叮嘱，此乃国策所系也。而此前，清廷也严令“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
考官，又称帘官，因至贡院公堂后进有门，加帘以隔之，而这一帘之隔也如同内幕。方猷、钱开宗在主试江南时是否有什么幕后交易不为人所知，但那个结果一出来，所取者多为富贵官宦子弟，而那些有真才实学、众望所归的平民子弟几乎无人登榜。同场竞技者，又大多知道彼此的底细和学问文章之高低，他们抓不到徇私舞弊的把柄，却眼睁睁地看见了徇私舞弊的结果。一时间嘘声一片，怨声载道，那些愤其不公的士子采取了各种激烈的反应，他们在江南贡院门前抗议疾呼，又在文庙里号啕恸哭。当方猷、钱开宗一行乘舟离开江南回京师时，一路都有人逐舟唾骂，纷纷捡起石头、砖头往他们船上乱砸一气。此乃“殴帘官”之举，按律应当严惩。然而堂堂两位大清考官，此时早已没有了这个底气。他们来时前呼后拥，望之俨然，而走时，却只能缩头藏尾地躲在舱中，否则不被砖头、石头砸死，也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江南士子如此一闹腾，动静就大了，连远在三千里外的京师都惊动了。随后便有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
而江南也确实一直沸腾不止，一首不知是谁所作的讽刺诗从士林传入市井坊间，黄发垂髫皆能诵：“孔方主试合钱神，题目先论富与贫。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江南书坊中还刻了一部无名氏所作的传奇小说《万金记》，一经上市，旋即就被抢购一空，只得夜以继日地赶印，依然是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这书名还真是极具影射的天赋，所谓“万金”，既直指方猷、钱开宗受贿之多，而“万金”又暗指方、钱两人的姓氏，万乃“方”字去掉一点，士人皆曰，这个主考应该砍头；金则为“钱”字的一半，或指副主考钱开宗该受斧钺劈身之刑。
这一类的讽喻影射之作，在丁酉江南乡试后以各种形式推出，层出不穷，如时人笔记《研堂见闻杂记》所云：“好事者为诗，为文，为杂剧、传奇，极其丑诋。”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尤侗所作的传奇《钧天乐》。尤侗，字展成，一字同人，号西堂，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苏州府长州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他比洪昇年长二十七岁，后以诗词戏曲为缘，两人结为忘年之交，尤侗暮年还曾为洪昇的《长生殿》作序。洪昇对他十分敬重，而顺康两帝也对他十分看重。他曾被顺治帝誉为“真才子”，后又被康熙帝誉为“老名士”，但这样一位“真才子”六入考场，皆榜上无名。他也参加了丁酉江南乡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一部《钧天乐》，实乃其抒心中积久之愤，并非具体指丁酉江南乡试。说来也许是巧合，此剧刚好在江南乡试发榜之际搬演，时人均疑其影射此次江南乡试，“观者如堵墙，靡不咋舌骇叹”。此剧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应试落第，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却因财大气粗而登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主考则名叫胡图，糊涂也。通过这些角色的演绎，揭开了科场徇私舞弊的幕后交易。剧本中还有一首《黄莺儿》词：“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子贡为孔门十哲之一，以善于经商营财而著称，为孔子弟子中首富。这首词对科场不公揭示得更加淋漓尽致；下本则写沈子虚升天后参加了天界的科考，而天界所取者为真才，沈子虚既高中状元，又夫妻团圆，而这样的好事只合天上有，不在人间。而顺治帝在追查江南乡试案时，也看过《钧天乐》剧本之刻印本，由于他对尤侗的道德文章欣赏有加，对剧中所描述的科场弊端也深信不疑，甚至以此作为插板此案的证据之一，至少是旁证吧。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皆有不少人认为《钧天乐》是引爆江南乡试案的导火索，如顺治十一年（1654）江南乡试举人董含所谓：“上览震怒，遂有是狱。”
江南乡试案经刑部审查一年后，将审实的结果禀报顺治帝，刑部原本是比照此前的顺天科场案进行处治，而顺治帝则罪加一等，下旨将主考、副主考及该场乡试所有同考官共十八人悉数绞立决，妻子家产尽皆抄没入官。顺治帝如此苛刻严厉，除了上述业已交代的历史背景，也是欲以此案以示严惩不贷之意志，而收杀一儆百之功效。还有史家认为，在丁酉江南科场案的背后，还涉及南北党争、江南社事之争，这也是顺治帝欲以快刀斩乱麻之举。应该说，清廷以霹雳手段打击科场舞弊案是必须的，也还了那些愤其不公的士子一个公道。但清廷在打击面上肆意扩大化，以致株连甚广，殃及了太多的无辜。
可怜顾玉蕊这样一个骈文诗词兼工的大才女，就这样随同家产一起“籍没入官”，将发卖给旗人为奴。钱家男女老少连同佣仆共两百多口，全被枷锁押解进京，像串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也将以出卖的方式沦为旗人的奴仆。这是少年洪昇眼睁睁地看见了的一场天降大祸，一个如烈火烹油的钱塘大家族，一眨眼，说没就没了。一家子如鲜花着锦的人物，一转身，就沦为了别家的奴仆。冬月的寒风猛烈扫过门庭，只留下一片狼藉，一张贴在大门上的封条，还有门口蹲着的一对如挣扎般惨不忍睹的石狮子。想来，就算钱开宗罪有应得，这一家大小连同仆从又何罪之有？洪昇实在想不通，打心眼里对这个大清王朝充满了反感，也充满了恐惧。而最让洪昇可怜的还是他那七岁的小表弟肇修，一个小小的身影，又怎能承受住那沉重的枷锁？肇修也是洪昇童年的玩伴，特别机灵可爱。而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也不知道他最终将流落何方。
钱肇修后来在《惜阴亭有作》一诗中追忆：“七岁为孤雏，哀哀泣路隅。八岁为俘虏，荷锧到上都。九岁还乡里，十岁通群书。”其姊钱凤纶则在《哭伯兄》诗中悲叹：“老母头半白，风波多艰险。北走飞狐道，西出玉门关。”幸运的是，清廷还算网开一面，顺治十七年（1660），年过半百的顾玉蕊与其子得以释归。肇修释归后，家产已籍没入官，老母已白发参差，只能靠亲戚接济抚育。洪昇十分疼爱这位小表弟，两人从小到大情同手足。钱家后来咸鱼翻身，长子元修、次子肇修先后中进士。肇修于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其时已年过不惑，后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有《石臣诗钞》等集传世。从钱肇修幸或不幸的身世看，清廷多少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一是将被系入狱的年迈年幼者释归，没有赶尽杀绝；二是不计前嫌，还能给予这种朝廷钦犯的子弟一条出路。而钱肇修出仕清朝后，对清朝也是尽忠报国，鞠躬尽瘁，只叹身世不幸，对清廷则没有流露出丝毫怨言。
钱肇修和林以宁结婚后，林以宁继承姑志，又重组了中断多年的蕉园诗社，于是又有了“蕉园七子”，这七子又有多种说法，一说为张昊、冯娴、顾姒、姚令则、李淑昭、毛媞（毛安芳）等。张昊，字玉琴，号槎云，约生于顺治元年（1644），卒于康熙七年（1668），为“孝廉（举人）张义坛女，诸生胡大潆室”。胡大潆，字文漪，生平不详。其与张昊皆能诗，夫唱妇随，合著《琴楼合稿偶钞》。据施闰章《琴楼合稿序》：“钱塘胡子文漪与妇张氏槎云并能诗，槎云二十五死。”这是一个红颜薄命的才女，而序者施闰章为清初著名诗人，洪昇后来拜其为师。冯娴，生卒不详，字又令，钱塘人，仲虞女，同邑诸生钱廷枚室，著有《和鸣集》《湘灵集》。钱凤纶、林以宁皆称其为婶母，据此可推，其夫钱廷枚当为钱开宗的兄弟或族兄弟辈了。顾姒，字启姬，生平不详，著有《静御堂集》《翠园集》等。姚令则，字柔嘉，仁和人，著有《半月楼集》。李淑昭，字端明，生卒未详，其父乃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毛媞，字安芳，乃洪昇师执毛先舒之女，从年岁看，她是诗社成员中比较小的，但也比洪昇大三岁。她十六岁嫁给同邑诸生徐邺。《诗话》云：“安芳刻苦吟诗，积稿盈帙。时年逾三十，未有子。尝执其诗卷曰：此我之神明所寄，即我子也。”一个婚后无子的古典仕女，却留下了一个“以诗为子”的故事，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却未知其内心之苦也。毛媞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先于其父离世，年仅四十。毛先舒悲痛之余，恐其生前诗作日久散佚，乃编为《静好集》，以志其悲。
从蕉园诗社的前后成员看，多是才情并茂的大家闺秀，除顾玉蕊等几个长辈外，又多为洪昇的姊妹辈，她们之间有着如藤蔓一般盘根错节的血缘或亲缘关系。而这些女子也可谓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洪昇在与她们的交游中，度过了青葱岁月的快乐时光，也见证了她们的幸与不幸。他日后写过不少怀念这一段岁月的诗，却又如唐人李商隐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拉开时空的距离后就有了人生的况味，也能让他以一种更成熟、更深沉的目光来回望青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这些才女后来各有各的命运，但大多难逃“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宿命，洪昇那两个“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妹妹，后来所嫁非人，堕坑落堑，皆在年纪轻轻时便香消玉殒，这是洪昇的终生之痛。
三
在我的叙述中，总会下意识地提到宿命，我并非宿命论者，但在人生中确有生来就已注定的因素，否则你都无法解释。譬如说，在洪昇的宿命中，就有一位必将与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女子，那就是他的嫡亲表妹黄蕙。
黄蕙，字兰次。古时女子大多有名无字，只有极少的大家闺秀才有字。黄蕙与洪昇同年同月生，差一点就是同日生了，洪昇只比她早生一日。黄氏也是钱塘望族之一，世居钱塘金墩武林积善坊巷，世称金墩黄氏。其始祖黄府，字大方，为南宋福建莆田黄石金墩平海军节度判官，赠太尉，谥清惠，钦赐庙号金墩。若论及先代的辉煌，金墩黄氏还不及“三洪学士之世胄”钱塘洪氏，然而在明清易代之际，金墩黄氏几乎抵达了位极人臣的巅峰状态，这个巅峰，就是黄府的十五世孙黄机所登临的。黄机（1612—1686），字次辰，一字澄斋，号雪台，顺治四年（1647）中进士，累迁礼、户、刑、吏四部尚书，屡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明清两季不置宰相，大学士就已是位极人臣的相国了，黄机就被誉为“太平良相”，钱塘黄府则是名副其实的相国府。若要附会《红楼梦》，洪氏乃四大家族中的贾氏家族，黄氏乃四大家族中那个“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氏家族。
又从血缘关系看，洪昇的生母为黄机之女，黄蕙则是黄机的孙女、黄彦博的女儿。黄机是洪昇的嫡亲外公，黄彦博则是洪昇的嫡亲娘舅，洪昇的生母则是黄蕙的嫡亲姑妈。这可不是一般的亲上加亲，这种血缘亲情在人间几乎无以复加了。从洪昇的出身看，无论父系，还是母氏，其门第何其荣华，何其显赫。古时联姻，既讲究门当户对，也讲究亲上加亲，倘若洪昇能与黄蕙缔结姻缘，这样一桩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婚姻谁不看好呢。然而，姻缘也要看缘分。这一对表兄妹还真是从小就很投缘，在洪昇后来写给黄蕙的《寄内三首》之一中，描写了他俩如在童话世界里度过的天真岁月：“少小属兄弟，编荆日游憩。素手始扶床，玄发未绾髻。”这不是全诗，但透过这五言四句，可知他们时常在一起“编荆游憩”，黄蕙在他的诗中活灵活现，她儿时那模样多可爱啊，一双干净的小手，还要扶着床才能行走，那乌亮如丝的头发披散着，飞扬着。而在他们两小无猜的岁月，自然没有什么男女之别，就像小哥俩一样。随着年岁渐长，日久生情。双方家人从他俩的眼神里看出了两人那点小心眼，便有了为他们缔结姻缘之念。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片隐秘地带，在虞氏水香居山石下的小池畔，长着两株桂树，对于洪昇一生，他最隐秘、最愉快的一段岁月就是与黄蕙一起在这桂树掩映的小池畔度过的，这也是我们走进他灵魂深处的第一个入口。这儿是他们青梅竹马的游乐园，也是他们情窦初开的伊甸园。夏日里，那一池清水渗透着凉意，他们倚着树干，坐在池边，一边乘凉，一边听蝉。每到深秋，桂子飘香，香远益清，他们又在这儿看花影游鱼。这些都成为了洪昇未来创作的源泉，天性敏感的他，总能从这自然变化中获得奇异的启示。而两株桂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头了，这是洪昇与黄蕙的爱情见证。他后来在诗中反复描写和吟咏过这两株桂树，如《忆桂》，洪昇写作此诗时，已是他历尽沧桑、归隐钱塘之后，这两株桂树已不知“剪伐归何处”，却剪不断洪昇绵绵无尽的追忆：
池畔两株桂，年年开暮秋。
天香清鹤梦，花影乱鱼游。
剪伐归何处？婆娑忆未休。
惟余一拳石，似写小山幽。
他俩十三岁时，顺治十四年（1657），黄蕙随父入燕。此时黄彦博尚未中进士，据吴鼎雯撰《国朝词垣考镜》卷三载：“康熙三年甲辰庶吉士黄彦博，机子，字公路，号泰征，浙江仁和人。”一般中进士后即选庶吉士，其当为康熙甲辰科进士。此时，距他中进士还有六年，他或是随父黄机入京专攻举业。黄蕙随父赴燕之前，已与洪昇订婚，一双朝夕厮守的小情人，一别经年，洪昇日思夜念，在《寄内三首》中如泣如诉，“独坐心烦伤，伏枕或流涕”，他也在诗中明确交代了他俩订婚的时间以及黄蕙随父入燕的年岁，“嗣后缔昏因（婚姻），契阔逾年岁。十三从父游，行行入幽蓟”，于此可知，他俩十二岁就订婚了，到黄蕙随父入燕时“契阔逾年岁”。而《寄内三首》则写洪昇北望幽蓟，满腹愁思：
幽州气候殊，八月寒惨栗。
北风吹飞藿，动地卷霜雪。
层冰结黄河，水落鲤鱼绝。
浮云千里来，玄鸟去欲灭。
愁人不能寐，中夜闻蜻蛚。
明月有盈亏，众星自罗列。
嗟哉双鸳鸯，如何久离别。
虽有合欢被，独眠为谁设。
北望愁我心，踟蹰俟还辙。
透过此诗，可知他日夜为寓居燕京的黄蕙担忧，他其实还未去过北京，也从未到过中原及黄河以北，他想象中的北方和北京风雪交加，鱼鸟灭绝，寒冷得令人战栗，你甚至感觉他在江南写这首诗时都在发抖战栗。而黄蕙那样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江南小女子，又如何能抵御那儿的严寒啊？而当这担忧与思念交织在一起，他忧愁得夜不能寐，以致反复嗟叹和诘问“如何久离别”，“独眠为谁设”，一心渴盼着黄蕙早日“还辙南归”。经历了长达六载的苦苦相思和期盼，他终于把自己的心上人给盼来了。在《寄内三首》之三中，洪昇一扫往日的郁闷忧伤，喜不自禁地抒写：“去冬子南归，饥渴慰心期。邂逅结大义，情好新相知。”
对于洪昇诗中“去冬子南归”的时间，就要看洪昇与黄蕙结婚的时间了，很明显，这个冬天，就是他们“邂逅结大义”之前的那个冬天。但他们到底在何时成婚呢？对此，章培恒先生以《武林坊巷志》所引《郭西小志》为依据，确定了洪昇为康熙三年（1664）二十初度之际成婚。此说如今已是定论，也有比较可信的证据。而洪昇成婚的时日一旦确定，又可推定，黄蕙是康熙二年（1663）冬天南归的，而他们成婚时皆已二十初度，这在盛行早婚的古代已算是“晚婚”了。而这既是婚礼，也是洪昇之冠礼、黄蕙之笄礼。按周礼，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又规定贵族女子在订婚（许嫁）以后出嫁之前行笄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如果一直待嫁未许人，则年至二十也行笄礼。冠笄之礼乃汉民族源远流长的成人仪礼。那是一个钱塘文士名流云集的婚礼，又加之一对新人同年同月生，这天赐良缘世间鲜有，友人既贺其新婚，又贺其初度，“于是梁园佳客，共吮霜毫，邺下文人，争传彤管。花怜并蒂之名，乐奏同生之曲”。如今存世的有张竞光的《同生曲·为洪昉思作》。张竞光，字觉庵，钱塘名士，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岁末。明亡之后，他怀遗民之志，隐而不仕，工诗，有《宠寿堂诗集三十卷》传世。他是洪昇在钱塘交往密切、亦师亦友的名士之一。他的诗，让我等后世如临现场，一睹洪黄婚礼之盛况：
高门花烛夜，公子受绥期。
里闬传光彩，宾阶吐妙词。
仙郎重意气，静女整容仪。
含思连枝树，定情合卺卮。
扇摇扬比翼，衾锦织双丝。
共饮一流水，相看并本芝。
鸳鸯隐绣幕，鸾凤逐重帷。
眷恋无穷已，绸缪有独知。
永怀从此夕，初度竟何时！
岁月无先后，芙蓉冒绿池。
洪昇的另一位师执柴绍炳作《贺昉思新婚》：“年少能吟绝妙词，况今燕尔是佳期。早春未放桃花朵，正月当舒杨柳枝。”这首诗很容易让后世引起误会，以为洪昇成婚于早春正月。章培恒先生特加按语：“早春二句，当是比喻。”而这首诗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洪昇年少时不仅诗鸣钱塘，而且“能吟绝妙词”，词乃诗之末，却是戏曲创作的基本功，古人甚至把戏曲创作直接称为“填词”，这就让填词有了双重意义，但无论是指词体创作，还是指戏曲创作，词曲创作都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而柴绍炳既工诗词，也善乐律，对洪昇的诗词戏曲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容后再叙。
当时，“友人为赋《同生曲》，一时和者甚众”，众人又将所赋之《同生曲》结集，洪昇的老师陆繁弨特作《同生曲序》，既是对“友人为赋《同生曲》”之附和，也是对洪昇夫妇结缔之庆贺。序曰：
及门洪子昉思暨妇黄氏，两家亲谊，旧本茑萝；二姓联姻，复称婚媾。壻（同婿）即贤甥，仍从舅号。侄为新妇，并是姑称。而况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春卿大夫之女孙，一时贵介。又乃芙蓉芍药，誉满士林。柳絮椒花，声标珠阁。……辞人揽笔，忽珠露之胜光。贤女试妆，正秋蝉之鼓翼。尔乃进衣初罢，昏定余闲。葡萄织锦，枝蔓相交。迷迭煎香，氤氲不散。玉镜新开，情自深于披扇；章台归去，事或盛于画眉。桂魄未升，陋姮娥之独处，银河虽浅，笑双星之不逢。是知春风初扇，不足拟其太和。秋水高淡，无以形其至乐。于是梁园佳客，共吮霜毫，邺下文人，争传彤管。花怜并蒂之名，乐奏同生之曲……
这四六句子的骈体文倒也写得活泼多姿，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尤为重要的是，这篇序文把洪黄二姓联姻的血缘姻亲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从门第看，“门皆赐第，家有珥貂”，洪昇乃“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黄蕙乃“春卿大夫之女孙，一时贵介”。其时黄机已官至礼部侍郎，跻身于卿大夫之列，为改朝换代后的一代新贵。“芙蓉芍药，誉满士林”，乃指洪昇，当时他已是一位丰神俊逸、誉满士林的钱塘俊秀了，而“柳絮椒花，声标珠阁”则指黄蕙也是一个名扬闺阁的才女。“椒花”典出《晋书·列女传·刘臻妻陈氏传》，陈氏秀外慧中擅写文章，曾于正月初一献《椒花颂》，后遂用为典，指新年祝词，其人亦以其才情而名于世、载于史，成为古典才女的象征。黄蕙也是一个知书达礼、闻名于闺阁的小才女，她精通书画，妙解音律。这样一对才子佳人，琴瑟和鸣，加之又是同生奇缘，成就了钱塘文坛的一段佳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陆繁弨以独处月宫中的姮娥（嫦娥）、被银河分隔的双星（牛郎、织女）来反衬这一对天成佳偶的美满幸福，还觉得这样的形容远远不够，“无以形其至乐”。
据《洪昇年谱》，当时黄彦博“以嫁女故，请假归里”，在这场婚礼中他拥有多重身份，既要操持女儿的于归之礼，又要参加外甥和女儿冠笄之礼，亲上加亲又喜上加喜。在一对新人成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又是一个“高门花烛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场景，这次是黄彦博在自己的府邸大宴宾朋。七夕节不仅是牛郎织女跨过鹊桥一年一度相会，还演绎出了多种民俗意蕴，如女儿拜织女，双手合十仰望织女星座，在心中默默许愿，希冀嫁个如意郎君。男儿拜魁星，相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主掌文事，想求取科举功名的古代士子，必在七夕这天祭拜魁星，祈求魁星爷保佑自己“一举夺魁”。而已婚男女，还有在七夕种生求子的习俗。黄彦博于七夕设宴，既是为女儿女婿欢度良宵，也是为自己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进士及第、入仕为官而庆。这是继洪昇婚礼后的又一次文人雅集，有酒助兴，诗性盎然。而洪昇每至兴会，才思敏捷，即席赋诗一首《宴外舅黄泰征宅》，可惜这首诗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句“庭外长竿悬犊鼻”，载于柴绍炳《与洪昉思论诗书》一文中，为这一句诗，师生俩还有一番论辩。据章培恒先生推测，此诗不载于洪昇诗集，当是“昉思遵绍炳教而删之也”。而关于洪昇与柴绍炳之论辩，则留待后文再叙。
洪昇有很深的七夕情结，在他与黄蕙聚少离多的一生中，曾写过多首以七夕为题的诗歌，而他在新婚后所赋《七夕闺中作四首》，描绘了他们的蜜月生活：
吹罢秦箫复唱歌，行杯忘却夜如何。
深闺亦有机中锦，不向天孙乞玉梭。
两两鸳鸯戏碧流，夜深贪宿藕花稠。
笑他着意防人眼，不管银蟾照并头。
忆昔同心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
从今闺里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
琼窗斜掩彩云低，莲漏将残又唱鸡。
纵使一年浑不晓，莫言容易得双栖。
透过这一组诗，可见此时洪昇家境之优越，若没有这样的家境，又怎能过上这种“吹罢秦箫复唱歌，行杯忘却夜如何”的生活？小两口如胶似漆，日夜缠绵缱绻，浑然已经忘却了整个世界。洪昇还以小两口“从今闺里长携手”的美满甜蜜，来反衬为银河所隔的牛郎织女，一句“翻笑双星惯别离”，其实也寄寓了洪昇对牛郎织女长久别离的怜惜与悲悯。他后来在《长生殿》中反其意而用之，把双星化作了李隆基、杨玉环生死之恋的撮合者，真乃别出心裁又意味深长。而新婚燕尔，黄蕙归宁（回娘家），洪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于此作《寄内三首》，这一组诗从他俩“少小属兄弟，编荆日游憩”，一直写到他俩“邂逅结大义，情好新相知”，实际上是追忆他们这二十年的成长史、爱情史，还没完，他最后一段则是写黄蕙归宁后的相思与哀怨：“春华不再至，及此欢乐时。尔我非一身，安得无别离？今当赋归宁，恨恨叙我思。屏营寂无语，徒倚恒如痴。长叹卧空室，恍惚睹容辉。咫尺不可见，何况隔天涯。一日怀百忧，踟蹰当告谁？”
洪昇真是一个多愁善感、儿女情长的痴情公子，他似乎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已经不是成婚之前的那个公子少爷了，而成家就意味着立业，作为这家里的长子，他应该为承继和延续这个“累叶清华”的世家而作准备。诚然，洪昇不只有一个游玩嬉戏的青少年时代，他更应该有一个“业精于勤”的青少年时代，那也是他的父亲和师长寄予了厚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