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酉阳杂俎》是中、晚唐之际出现的一部杂俎体笔记小说。现在的小说史家，一般是以“笔记小说”和“野史小说”对言，认为二者既是对汉魏六朝“古小说”（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唐以下笔记体作品的概括与区分。二者的分野在于：“笔记小说偏重于记叙故事，具文学色彩；野史笔记偏重于记载史料，具史学色彩。”（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这里还使用了“杂俎体”这一概念，并非完全因为原本书名如此，更因为《酉阳杂俎》一书确实文备小说诸体，不仅包括本色当行的志怪、传奇，也包括杂事、琐语，乃至于考证与议论，似这般熔诸体为一炉的书，也只有“杂俎”的称呼才可以当之。至于作者在序言中径称自己的书为“志怪小说之书”，而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著录在子部小说家类琐语之属，这不过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对小说文体的不同认识，或者说是在认识《酉阳杂俎》一书的主体方面略有差异而已，其实和我们现在的说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803? —863），字柯古，临淄邹平（今属山东）人。他是名父之子，其父段文昌曾任唐穆宗朝宰相。说起来段家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成式五世祖段志玄曾以千人跟随李渊征战，累迁镇军大将军，被封为褒国公。但后来家道一度中落，至段文昌始得复振。文昌于穆宗时拜相，文宗时为御史大夫，封邹平郡公，太和九年（835）正月卒于剑南西川节度使任所（今四川成都）。段成式的前半生未见登第释褐之事，大抵随其父宦旅居各地，主要是往来于京蜀之间。
段成式的生年，史无明文。今存《送僧》诗有云：“形神不灭论初成，爱马乘闲入帝京。四十三年虚过了，方知僧里有唐生。”（《全唐诗》卷五八四）据考，此诗当作于会昌六年（846）武宗死后。上年武宗毁佛，宣宗于六年三月即位，反其道而行之，敕令恢复寺院，故成式感叹“方知僧里有唐生”。诗中明言“四十三年虚过了”，虽属用典（见《史记·蔡泽传》），亦可能实指其年。由此上溯四十四年，则为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这大约就是段成式的生年。此时其父正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中做校书郎，今之四川成都也就成了段成式的出生之地。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段文昌得到宰相李吉甫的援手，擢登封尉、集贤校理，再迁左补阙，其家遂迁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时段成式刚满五岁，第一次随父来到京城。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其父为相一年即请退，乃以同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十九岁的段成式亦偕往成都，这当是他第二次入蜀。三年后的冬天，其父又被召为刑部尚书，段成式随之再次进京。文宗太和元年（827），其父以御史大夫出为淮南节度使，段成式也便离开京城，先是到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幕府（治润州，今江苏镇江）任记室，很快又转赴其父所在的扬州（今属江苏）任所。太和四年（830），其父自淮南移镇荆门，段成式也来到荆州（今属湖北）。当年段成式的祖父段谔曾在枝江、江陵一带做地方官，死后即葬于荆州，其父段文昌就是生长在荆州，所以荆州对于段成式来说等于是祖籍。他在荆州生活了三年，太和六年（832）冬其父自荆南节度使改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又随之第三次入蜀。九年三月，其父卒于成都任上，年六十三。这一年岁末或翌年年初，段成式返回长安，《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开成元年（836）春，成式修行里私第”云云即记此事。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京，此后似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居留。其间于开成初以父荫入官，授秘书省校书郎。开成五年（840）时，以秘书省著作郎充集贤殿修撰（见《金石萃编》卷一〇八《寂照和上碑》题署）。后在会昌三年（843）曾与张善继等人“连职仙署”。又三年，“职于京洛”（见《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小序）。
宣宗大中元年（847），段成式出京“刺安成”，也就是《旧唐书》本传所说的“为吉州刺史”。吉州治庐陵，即今江西吉安。七年，归京。在外凡六年。九年（855），又出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刺史。任满时，坐累解印，乃寓居襄阳（今湖北襄樊）。当时在襄阳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徐商，召段成式为幕府从事，这使得段成式有机会与麇集襄阳的温庭筠、温庭皓、余知古、韦蟾、周繇等人往来唱和，诗酒自娱。但时间不长，段成式又于懿宗咸通元年（860）被起用为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三年以后，入朝任太常少卿。咸通四年（863）六月卒官（《太平广记》卷三五一引《南楚新闻》），年约六十一岁。从上述履历可以看到，段成式一生奔波无定止，足迹遍及今四川、陕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北等地，说他是一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应非虚誉。
《旧唐书》卷一六七、《新唐书》卷八九《段文昌传》均附有段成式传记，但少则几十字，多亦不足百字，记事简略，语焉不详，从中根本无法窥见段成式其人的性格及才情。好在唐、宋人笔记中载有十数条段成式逸事，其中虽然有虚饰夸诞之处，但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到段公的风采。下面不妨略举数例，以呈现段成式其人的几个侧面形象。
一、少好驰猎，狂放不羁。《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引《玉堂闲话》云：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迭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此。
又《清异录》卷下云：
段成式驰猎饥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彘臛，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馀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无心炙”。
二、研精苦学，博闻多识。《旧唐书·段成式传》说：“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这是开成初年的事，当时成式大约三十四五岁。实际上在此之前，如前引《玉堂闲话》所说馈兔隶事无一重出事，已足以说明成式之博学。《旧唐书》本传还说：“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这是大中末年的事，成式已近甲子之年，仍然好学不倦。段成式的博闻多识，在当时是很出名的，众口相传，甚至搞得神乎其神。如《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引《南楚新闻》云：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缄
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
又《云溪友议》卷上云：
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楚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其卷也。
此条是否真为李德裕事，史家尚有疑议，可不作定论，但段成式之评屈、宋，得其妙谛，即令博学如李德裕者，也不免“退惭其文”，则是理之必然。
三、为政有善声。《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处州丽水县云：
东十里有恶溪，多水怪，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
“水怪”的说法有些玄，不过段成式于大中十年（856）秋在处州所作的《好道庙记》曾写道：
予大中九年到郡，越月方谒。至十年夏旱，悬祭沉祀。毒泉亹石，初无一应，始斋沐诣神，以诚附篿，一掷而吉。其日远峰殷雷，犯电焮云。半夜连震，大雨如瀑。
这是说他带头祈雨，以缓解旱情。如果剥去此事的迷信外壳，或者就可以说段成式在处州任上是关心民情的。这一点在《酉阳杂俎》的诸多故事中也有所反映，如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云：
贾相公耽在滑州，境内大旱，秋稼尽损。贾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旱，烦君二人救三军百姓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贾笑曰：“君可辱为健步，乙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君等踪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一如贾言，自市至野，二百馀里，映大冢而灭，遂垒石标表志焉。经信而返。贾大喜，令军健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往其所。因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
四、长于文学，尤精骈文。段成式寓居襄阳时，与温庭筠等人诗酒唱和，颇多风流。他们的唱和之作，后来由段成式结为一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汉上题襟集》十卷即此也。这本唱和集早已散佚，段成式、温庭筠等诗作（见《全唐诗》卷五七五至五八四）今或有其逸篇，但已远非原书面貌。唯此书当日流行时，被认为“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六），未尝获得佳评。《唐诗纪事》卷五七记有段、温等人光风亭联唱一事云：
光风亭夜宴，妓有醉殴者，温飞卿曰：“若状此，便可以‘疻面’对‘捽胡’。”成式乃曰：“捽胡云彩落，疻面月痕肖。”又曰：“掷履仙凫起，撦衣蝴蝶飘。羞中含薄怒，颦里带馀娇。醒后犹攘腕，归时更折腰。狂夫自缨绝，眉势倩谁描。”韦蟾云：“争挥钩弋手，竞耸踏摇身。伤颊讵关舞，捧心非效颦。”飞卿云：“吴国初成阵，王家欲解围。拂巾双雉叫，飘瓦两鸳飞。”
这件事尽管表现出段成式诗思敏捷，然而不过掉书袋而已，诸人所咏实属无聊，仅此一斑，我们也许可以推见《汉上题襟集》的全貌。
《旧唐书·李商隐传》说：“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新唐书·李商隐传》也说：“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按，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都排行十六，故合称其俪偶文风为“三十六体”。今天看来，三人中李商隐文学成就最高，温不及李，段又不及温。清袁嘉穀《卧雪诗话》评论说：
段酉阳与温、李并称“三十六体”，非唯不及李，亦不及温。僻典涩体，至不可解，与所著《酉阳杂俎》类书相似。其奇丽似长吉（李贺），实非长吉。其沉厚似昌黎（韩愈），实非昌黎。其纤密似武功（姚合），实非武功。当为唐诗别派，后人亦鲜效之者。
袁嘉穀的批评极为中肯，堪称“三十六体”的盖棺定论。然而话说回来，段成式作诗固以“僻典涩体”，逊于李、温，而所撰骈文却应推为一时作手。宋初姚铉纂《唐文粹》，于《送穷文》一篇弃韩愈作而选段成式作，以至于宋张淏在《云谷杂记》中为韩愈大鸣不平，称：“韩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穷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铉编《唐文粹》录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载成式父文昌所作。铉自谓所编掇菁撷华，得唐人文章之精粹，举此一端，则得谓唐文之精粹，可乎？”殊不知宋初仍重骈文，长于骈俪的段氏父子自不能不入选也。
五、该悉内典，爱好小说。《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事征”条说：“诸上人以予该悉内典，请予独征。”连寺院中的高僧都佩服他对佛典的精熟，这足以证明段成式的佛学造诣甚高。如果有人怀疑段成式有自吹自擂之嫌，那么读了宋黄伯思的下面这段话就应该释然，黄在《东观馀论》中说：
段柯古博综坟素，著书倬越可喜。尝与张希复辈游上都诸寺，丽事为令，以段该悉内典，请其独征，皆事新对切。今观《靖居碑》，亦昼上人以其博涉三学，故诿录寺赞也。文伤太拥酿，要为不凡。虽奇涩不至若樊绍述（樊宗师）《绛碑》之甚，然亦轧轧难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长史颜稷所书，殊有楷法。唐中叶以后，书道下衰之际，固弗多得云。（卷下《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后》）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卷上亦载一事，也能考察段成式的腹笥何如：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尝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实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
自汉魏以来，中国的志怪小说创作便与内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段成式该悉内典，这与他爱好志怪小说或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不过他虽说该悉内典，却并不痴信鬼神，这一点他曾多次提及。例如，他在《好道庙记》（见《全唐文》卷七八七）中说：
予学儒外，游心释老，每远神订鬼，初无所信，常希命不付于管辂，性不劳于郭璞。至于夷坚异说，阴阳怪书，一览辄弃。自临此郡（按指处州），郡人尚鬼，病不呼医，或拜
墦间，火焚楮镪。故病患率以钓为名，有天钓、树钓、檐钓，所治曰吹曰方，其病多已。予晓之不回，抑知元规忘解牛，太真因毁犀，悉能为祸，前史所著。以好道州人所向，不得不为百姓降志枉尺，非矫举以媚神也。
“非矫举以媚神”，这是段成式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在《酉阳杂俎》的总序和《诺皋记》的小序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前者说：“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淇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馀，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后者对上述意见又有新的申发，他说：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状；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乃圣人定璇玑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
之祥，正乎九黎之乱。当有道之日，鬼不伤人；在观德之时，神无乏主。若列生言灶下之驹掇，庄生言户内之雷霆，楚庄争随兕而祸移，齐桓睹委蛇而病愈，征祥变化，无日无之，在乎不伤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与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
可见段成式喜谈志怪，却无意于鬼神、释道，他只是认为征祥变化乃属自然现象，即使形诸笔端，亦不过是一种游息鼓吹，可作为生活正味的调料，并无伤于大雅。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知道了段成式是一个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精通佛学、爱好志怪的人，而这一切正为他编撰《酉阳杂俎》一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有了条件也还要有动因才能进入写作状态，段成式的写作动因没有直接的文字交代，我们只能去分析，那么除了前面所引序言中讲到的他对“及怪及戏”持欣赏态度而外，还可以从另外一条旁证材料来推断。段成式寓居襄阳时与温庭筠过从甚密，温庭筠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也开始撰写志怪小说，后来结集为《乾
子》三卷。“
”同“馔”，与“杂俎”一样都是食味，温庭筠以食味喻其书亦本于段成式。《乾
子》原有序，《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一三称：“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馔味之适口，故以《乾
》命篇。”《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也说：“序言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聊甘众口，庶乎《乾
》之义。”温书命名尚且与《酉阳杂俎》出于一辙，那么序中所说一定也是捡拾段成式之牙慧。由此不难断言，所谓“语怪以悦宾”，也应是《酉阳杂俎》总体上的一个编纂动因。
当然，因为《酉阳杂俎》形同类书，各部分可以独自成篇，所以我认为这些不同的部分亦非作于一时，因而它们各自又应有自己独立的写作动因。譬如《诺皋记》部分，应该起因于“览历代怪书”以后的一种感情冲动；《广动植》部分，应该起因于弥补经史未列草木禽鱼之缺憾的愿望；《寺塔记》部分，应该起因于对亡友和旧游的怀念；《〈金刚经〉鸠异》部分，则应该起因于受命讲解《金刚经灵验记》。如此等等，可以说皆有具体而微的直接诱因。
与写作动因相关联的是写作的时间，既然各部分作于不同的时期，那么合为《酉阳杂俎》一书后又是何时问世的呢？因为史料匮乏，这一问题尚未见有人给出确切答案。唯有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话》中指出：“续集卷五《寺塔记》的前言讲到自己‘大中七年归京’，可以知道续集写作于大中七年（853）之后。”其实这也只是《寺塔记》上、下两卷如此，是否可以判断续集其他部分同样作于大中七年以后则未必。不过就温庭筠东施效颦结撰《乾
子》而言，推测《酉阳杂俎》（包括前集、续集）的最后结集期限应不晚于大中十三年（859）。鲁莽点说，也许段成式就是在闲居襄阳这一年把陆续写成的各个部分汇编为《酉阳杂俎》一书。温庭筠是此事的目击者，故而产生了撰写《乾
子》的兴趣。
《酉阳杂俎》的命名颇有新意，历代竞相为说，耐人寻味。“酉阳”二字的出处，有人说是取自梁元帝（初封湘东王）萧绎赋中所说“访酉阳之逸典”。梁元帝喜聚书，“逸典”就是秘书。“酉阳”指酉山，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云：“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太平御览》卷四九引）至于“杂俎”二字，俎是宴会时用来盛菜肴的几案，杂俎即是把各种菜肴杂陈在餐桌上，诸般品味全都有。段成式在自序中曾说过：“《诗》《书》之味大羹（祭祀用的肉汁），史为折俎（折解盛于礼器中祭祀牲体），子为醯（xī，醋）醢（hăi，肉酱）也。炙鸮（xiāo，猫头鹰）羞（馐）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显然，他认为自己的书虽然不是“大羹”，但也不失为百味，且有异乎流俗之处，故以《酉阳杂俎》名之，令读者含咀不尽也。
据段成式自序，《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今本前集二十卷，子目有《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乐》、《酒食》、《医》、《黥》、《雷》、《梦》、《事感》、《盗侠》、《物异》、《广知》、《语资》、《冥迹》、《尸穸》、《诺皋记》（上、下）、《广动植》（一、二、三、四）、《肉攫部》，恰好三十篇，可证自序乃为前集而作。两《唐书》本传不言卷数，泛称“数十篇”。《玉海》卷五五引《中兴书目》称“《酉阳杂俎》二十卷，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志闻见谲怪，凡三十二类（按，此说疑有讹误）”，又，“段成式《续杂俎》十卷，录异事续之”。《郡斋读书志》（衢本）《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为正集二十卷、续集十卷。由此可证，今天通行的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的格局，自宋以来已然如此。
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初编收有《唐段少卿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云鹄刻本。李刻本录有宋人序跋三篇，按时间顺序应为宋嘉定七年（1214）周登后序（在《前集》卷末）、宋嘉定十六年（1223）邓复序和淳祐十年（1250）佚名序。这说明《酉阳杂俎》的最早刻本出现在嘉定七年，只有二十卷，无《续集》，至嘉定十六年才有了陈某所刻正续三十卷本，其《续集》底本乃邓复家藏本（详情见邓序中）。后来又有彭奎实重刻三十卷本，淳祐十年佚名序即记其事。上述三个宋本今皆不存，目前传世的三十卷本的较早刻本，当属明万历十六年（1588）赵琦美校、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云鹄刻本。此外，又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续集》刻成于崇祯六年（1633），正续皆编入《津逮秘书》。清修《四库全书》所用的底本号称内府藏本，实则全同毛本。他如《学津讨原》本，篇目与赵、毛本同而文字有异。在刻本外还有一个抄本值得注意，那就是《皕宋楼藏书志》所载劳权校本，此本原为明张丑（米庵）收藏，张于泰昌元年（1620）跋其书，称之为宋人写本，劳权则以为“乃从宋刻传抄尔”（见劳权跋）。此本今藏日本静嘉堂。
一开头我们就说，《酉阳杂俎》是一部杂俎体的小说。“杂俎”作为界定笔记小说体裁的术语，是指以志怪为主，内容驳杂，分类编次的小说。这种体裁起源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至《酉阳杂俎》形成典型，当时还有《乾
子》《义山杂纂》为其羽翼，宋以后则蔚成流派，多有汇集异闻、杂事、考证于一编者。
《酉阳杂俎》的内容之杂，从篇目上也能看到，如记道书的名为《壶史》，抄佛典的名为《贝编》，述丧葬的名为《尸穸》，志怪异的名为《诺皋记》，其馀如《忠志》记唐朝君王遗事，《礼异》记汉魏六朝礼仪，《天咫》记天象神话，《玉格》记神仙家言，《物革》记事物幻化，《艺绝》记民间伎艺，《酒食》记古今饮食，《医》记医药传闻，《梦》记占卜之事，《盗侠》记剑侠异情，《语资》记名人逸事，《冥迹》记鬼魂转世，《广动植》记动物、植物，《肉攫部》记训鹰诸事，《贬误》记文字正误，《寺塔记》记长安梵宇，《〈金刚经〉鸠异》记佛经应验等，可谓人间、仙界、佛国、冥府无所不有，天文、地理、方物、矿产无所不包。若论其构思和笔法，则纪实、虚拟、转引、考证诸般并用，各得其宜。
清代大学者纪昀主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酉阳杂俎》有一个总的评价，曰：“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这个评语广为人们引用，至今小说史家仍视为不刊之论。然则“翘楚”之誉，究竟有哪些具体含义呢？小说史家好像也还没有全面的结论。兹不揣谫陋，试根据历代批评意见大致归纳如下：
一、志怪奇之又奇。《四库提要》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提要》是把《酉阳杂俎》作为志怪小说看待的，故以为虽嫌浮夸而不能或缺。事实上早在宋代，《直斋书录解题》即谓“所记故多谲怪”，也是以志怪为其书之主体。至明胡应麟，则在比较历代志怪书以后作结语说：“志怪之书，自《神异》《洞冥》下，亡虑数十百家，而独段氏《酉阳杂俎》最为迥出。其事实谲宕亡根，驰骋于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迈称之。其视诸志怪小说，允谓奇之又奇也。”（《少室山房类稿》卷八三《增校酉阳杂俎序》）胡氏号称博学，尤精考据、辨伪，如此看重《酉阳杂俎》，恐非泛泛之言。
二、传奇空灵而幽渺。段成式生于传奇鼎盛的中唐时期，耳濡目染，对传奇自然烂熟于心。《酉阳杂俎》中的长篇，如《诺皋记》《支诺皋》诸条，亦即传奇体也。故明顾元庆《博异志跋》云：“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艳事为传志，自是一代才情，非后世可及。然怪深幽渺，无如《诺皋》《博异》二种，此其厥体中韩昌黎、李长吉也。”（《顾氏文房小说》）清谭献则说：“《诺皋》《支诺皋》无深言棘语，说部中绵丽者与？”（《复堂日记》卷四）民国初年，王文濡辑《说库》，于《诺皋记》也说：“唐人小说颇多幽渺怪异，是编尤觉离奇。理想之空灵，才情之恣肆，堪与《博异志》并传。”看来上述论者对于段成式的才情，无不钦佩有加。
三、标纪唐事足补史缺。唐朝的国史《旧唐书》修撰于五代时期，其时战乱不已，史料多有不足。北宋欧阳修、宋祁撰修《新唐书》，其中列传部分增修了许多《旧唐书》所没有的传记，这些传记的资料有些便取自唐人小说，当然也包括《酉阳杂俎》在内。南宋嘉定七年（1214），周登为前集作后序已指明此点，他说：“其载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云鹄为《酉阳杂俎》作序，也确信：“尔其标纪唐事，足补子京（宋祁）、永叔（欧阳修）之遗。”
四、独创体制，流为别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说：“（《酉阳杂俎》）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这种杂俎体小说形式，当时便有李商隐的《义山杂纂》、温庭筠的《乾
子》效尤，延及宋代以后，如宋陶穀《清异录》、李石《续博物志》，明都穆《谈纂》、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清余怀《板桥杂记》、俞蛟《梦厂杂著》等，激流扬波，源远流长。
除了以上四点，如果我们从科学家的视角来判断，那么《酉阳杂俎》一书中所记载的动物、植物、天象、矿物、医药、建筑，以及域外地理、民俗闻见，无不属于珍稀、宝贵的独家资料。难怪海外汉学家，如科技史家英国的李约瑟，史学家美国的劳费尔、谢弗等人，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伊朗编》《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常常要引据《酉阳杂俎》，这无疑验证了《酉阳杂俎》一书的自然科学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南宋时，邓复面对《酉阳杂俎》曾经感慨：“今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即使是今天，又有几人能仰知天文、俯察地理，通晓人世万事呢？
对于《酉阳杂俎》一书的内容和价值作介绍和判断，我们在这里只能粗略言之。因为这本书注评的条目已占全书的半数，而各条都有评析，已经尽其所言，这里不烦词费。读者如欲知何者为志怪名篇，何者为科技史料，何者剿袭他书，何者出于自撰，不妨耐心披览，自会有得。当年晋简文帝（司马昱）游华林园，对左右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世说新语·言语篇》）意思是说，令人神意相得的情景不必在远处，只要置身于幽邃的林木溪水间，便会产生当初庄子游戏于濠水之上，垂钓于濮水之间的畅怡情怀。但愿这个注评本能成为我们眼前的“翳然林水”，能带给读者诸公些许的会心之处。
最后，关于这本书的注释、评析原则，还需简要说明几点：（1）前集、续集各类均选有条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应不会失去该卷的重点。不过所选愈多，内容愈杂，无形中增加了评析的难度。（2）注释力求简洁，一般不引书证。注释重点在于传记、年号、典故、名物、地理，间亦疏解语词，这是为了准确理解句意，免生歧见。（3）评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至于是阐发思想、考释本事，还是分析艺术手法，则视具体条目而定。其中如有迂阔之见，亦无非学力所限，不敢强作解人，自以为是也。（4）《酉阳杂俎》版本众多，文字互有短长。经过比较，此次注评以明末毛晋《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凡有讹误脱衍处则据他本校正，事关紧要者乃于注中加以说明。（5）诸条的编次，悉以底本为准。
综上所述，段成式其人是一位博闻强记、富有才情的人，而《酉阳杂俎》一书也是兼有志怪、传奇的百科全书式的一部奇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书标目既诡异，“而抉择记叙，亦多古艳颖异，足副其目”（《中国小说史略》）。故其人也其书也，皆当载之史册，传之不朽。作为一介书生，能在千载之下为《酉阳杂俎》作评注，既叹其浩博，亦悟其精妙，进而探究作者之品性、文笔，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三百多年前，李云鹄为之作序颇能代表读者心声，他说：“至于《天咫》《玉格》《壶史》《贝编》之所赅载，与夫《器》《艺》《酒食》《黥》《盗》之琐细，《冥迹》《尸穸》《诺皋》之荒唐，《昆虫》《草》《木》《肉攫》之汗漫，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譬羹藜含糗者，吸之以三危之露；草蔬麦饭者，供之以寿木之华。屠沽饮市门而淋漓狼藉，令人不敢正视；村农野老，小小治具而气韵酸薄，索然神沮。一旦进王膳侯鲭，金齑玉脍，能不满堂变容哉！”李氏一语而破的，道出了《酉阳杂俎》的魅力所在，听起来都令人感到兴奋。这个注评本实在不敢有何非分之想，即使能得其千万分之一，已足慰在下苦心矣。
许逸民
2000年10月初稿，2017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