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形式分析

这样的分析引导我们首先来了解“哲学是什么？”或“这是什么？”的问题形式。本书认为，“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问题形式本身首先就是哲学的，其次才是科学的。从对这样的问题形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同样可以发现哲学问题形式的特异之处。提出问题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有惊讶或诧异的心态。问题的提出蕴涵着问题发问者的存在。“哲学是什么”的发问者只能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思想是人的本质属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以对思想进行思想。思想追求主体意识的突现、思想自身的自由和理想人格的挺立。对思想的反思就是在进行哲学的思考。哲学的主题是人。哲学思考源于人们想过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哲学就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要有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寻找一个观照生活的超越的和无限的视点，这一视点就是哲学的智慧。下面我们就从上述的这几个方面来讨论“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

如果把哲学看做一门学科，那么它显然是与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区别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区别则更为显著。它们各有自己研究的对象、自己研究的问题和自己研究的方法，即它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由于各学科之间有着鲜明的划界，因此在稍有文化修养的群体中，随意混淆它们之间区别的错误似乎并不容易出现。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哲学与上述的人文社会学科及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就连文学家都看得很清楚。比如俄国作家契诃夫在其小说《赌采》中就论述过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密的联系：有一个很富有的年老的银行经理曾与一位年轻的律师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无期徒刑人道些还是死刑来得更人道些。经理指出，死刑似乎显得更为人道，因为犯人不会因长期的囚禁而遭受没完没了的痛苦。而律师却认为，无期徒刑更人道些，因为生总比死好，活着就是幸福。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于是双方都同意运用打赌的方法来定输赢，以十五年为限。如果十五年过后，律师可以健康地活下来，那么他就算赢家，经理的财产届时便悉数归于律师；如果律师不能健康地活下来，那么经理就是赢家。根据协定，年轻的律师被禁闭在一间全封闭的小屋内，没有任何自由，但可以演奏乐器，可以阅读书籍。

第一年，律师在很烦躁的心情中以演奏乐器打发时日，但仍然感到很是无聊，生活空虚，精神贫乏。没有自由的日子实在不容易打发。于是他选择了书籍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开始无书不读，阅读范围很杂，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阅读范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种种领域。阅读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虽然身陷囹圄，心灵依然可以感受到无限的惬意和自由。他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的躯体可以被外在的力量囚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但这却不妨碍人们依然享受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慢慢流失，他的阅读范围在发生着巨大的质的变化，即他在最后的几年中所阅读的全是关于哲学和神学的书籍。至此，他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哲学和神学是可以把几乎所有的学科联系起来的学问。只有在关于哲学和神学书籍的阅读和理解中，人才有可能达到最崇高的思想或精神境界，达到一种最为自由的境地。于是他的由于缺乏运动和营养而衰弱、瘦削、苍白的脸上逐渐地露出了安详、平和、悠然的神色，大有释迦牟尼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神采。他意识到，他打赌赢后应该得到的经理那份财产对于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也意识到，防止经理因财产的丧失而失去理智做出越轨的行为，拯救经理的灵魂使其免于犯罪，对于他本人而言也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于是，趁经理不注意的时候，他从窗口爬了出去，体面地结束了这场打赌。

契诃夫对哲学、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看法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看法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在知识分工的越来越细、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琐碎、人们越来越注重实用理性和强调效率优先的今天，要来发现哲学与上述种种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说，哲学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别人嘴上不说，但心里却在犯着嘀咕，并不心服。他们会认为你这样的看法十分牵强附会，只不过在想方设法地抬高哲学的地位。哲学有什么用呢？它不会帮我们有效地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更不会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益。所以哲学是无用之学，它不会给我们“烤面包”吃，所以远不如科学那么实用，能给人类以巨大的益处。在今天，科学在社会中已占据核心的地位，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哲学可算是生产力吗？它能算是第一生产力吗？不重视哲学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不重视科学的地位，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中根本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因此哲学和其他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之间又可能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呢？

其实，要说明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的一个极其简单有效的方式就存在于我们这套“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之中。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哲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什么”“人类学是什么”“宗教学是什么”等等这样的问题。这种问句形式中的主语显然是不同的。这一不同反映着学科之间的质的差异。在此情形之下，我们绝对不可能用经济学科领域中的内容来回答“人类学是什么”或“宗教学是什么”等等问题。反之亦然。

但是这些学科是什么的问句，我们可以概括为如下的形式即“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的问句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中，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这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可以完全用一种相同的问句形式表达出来。其实，不但人文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各学科也同样可以以这一问句形式来询问，如“自然科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来分析这种问句形式的哲学含义。

我们现在先说些透支的话，即这种问句形式是哲学意义上的。这就是说当我们问“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时，这样的问题及其形式是哲学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问题及其形式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古希腊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经常问别人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美”“这是什么？——这是善”“这是什么？——这是知识”“这是什么？——这是勇敢”“这是什么？——这是正义”等等。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精神助产术”。

他在与人谈话的时候，惯于采用问答方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于矛盾之中，逼迫其承认自身无知，然后逐渐地修正看法，最终导致真理。比如在《美诺篇》中，他问美诺，什么是美德？后者答道，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又是什么，以至于儿童、青年和老人的美德是什么，如此等等。在听了美诺的回答后，苏格拉底说道，你所说的美德固然是美德，但那并不是我所要的美德，因为我所要求的美德是涵盖一切的带有普遍性的美德，即它能适用于一切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人的美德。美诺回答道，这种美德就是支配别人，命令别人。苏格拉底不同意这种看法，反驳说，儿童和奴隶能够命令和支配别人吗？这就逼迫美诺不得不承认他自己关于美德所下的定义与具体的事例有矛盾。之后，苏格拉底又引导美诺找出许多具体的美德，如正义、勇敢、节制、智慧等等，并令其从中找到贯穿于这一切美德之中的一般的共同的美德。

苏格拉底所运用的“精神助产术”又可被称做归纳法，通过此种归纳法，我们可以寻求或得到概念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什么是定义的方法呢？比如我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你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答道：“人是能够制造和利用工具的动物。”或者：“人是能够思想的动物。”我们且不管这样回答的具体内容正确与否。这样的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在利用定义方法。通过这样的定义方法，我们能够揭示出被定义对象的本质或本质属性。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及以后的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种发问方式。于是，我们可以学着苏格拉底的方法，这样来问答。问：“这是什么？”答：“这是一棵树。”显然这样的答案肯定不会令老苏格拉底满意，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着他的方法，进一步地问道：“树是什么？”这就是在逼迫我们寻找一个能够普遍地适用于每一棵树的本质性的东西。我们找到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苏格拉底当然会满意的。如果没有找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接着找。在苏格拉底看来，寻找真理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不管我们现在找着还是找不着，这一发问的方式就是哲学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随着现在所提的问题。我们已经接近于希腊的‘这是什么’了。这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发展出来的问题形式。例如他们问：这是什么——美？这是什么——知识？这是什么——自然？这是什么——运动？”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这样地发问方式就是希腊的，也就是哲学的。所以每当我们问“这是什么？”的时候，不管可能得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一发问形式是哲学的或希腊的。

是不是只有希腊人才这样地发问呢？

事实并不如此。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于是，我们也就相应地有了这样的问题，“仁是什么？”我们知道，孔子并不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而是针对着不同学生的特点，给出不同的回答。如他答颜渊问仁，孔子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什么是仁呢？孔子认为，克制自己的种种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能符合周礼的要求，就是仁。古汉语表达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少直接用“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样的发问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家提问或回答问题的方式间接采用类似于苏格拉底等人的方式。如果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时缺乏“一以贯之”的明确性，那么思想的交流根本是不可能的。总之，这样的发问肯定是哲学的，这应该是没有错的。

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指出：“哲学这个词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不止于此——哲学也决定着我们西方——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哲学是希腊人生存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方式，当然也是欧洲人生存的最基本方式。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真正懂得希腊的文化，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西欧的文化。于是，海德格尔接着说，“西欧哲学”这一说法是同义反复。因为在他看来，说西欧或希腊便意味着哲学，说哲学也就意味着西欧或希腊。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可不必架床叠屋，说什么“西欧哲学”。

如果说“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一类的发问形式是哲学的，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的种种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问“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并且能给这些问题以明确的答案，那么某一学科的对象就明确，它的研究领域随之也就划定。结果就是，这一学科也就逐渐地脱离了哲学，获得了独立性。这样一些能够获得明确答案的学科被人们称之为科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包括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可以说在当时哲学几乎涵盖了知识的所有领域。但在往后的发展中，获得了确切答案的学科纷纷地独立于哲学。科学在历史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哲学的地盘却在不断缩小。恰如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中的国王李尔王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和权力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不孝顺的女儿，到头来却穷得一无所有。不但穷，而且接连不断地遭受女儿、下人和仆从的奚落和冷眼。生活在贫穷、孤苦、绝望和愤怒之中的老年李尔王剩下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在旷野里发泄心头的怒火。他绝望地喊道：

吹吧，风啊！胀破了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

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浸没了我们的尖塔，淹没了屋顶上的风标吧！

你，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

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种子遗留在世上。

尽管轰着吧！尽管吐你的火舌！尽管喷你的雨水吧！雨、风、雷、电，都不是我的女儿，我不责怪你们的无情；

我不曾给你们国土，不曾称你们为我的孩子，你们没有顺从我的义务；

所以，随你们的高兴，降下你们可怕的威力来吧！

我站在这儿，只是你们的奴隶，一个可怜的、衰弱的、无力的、遭人贱视的老头子。

李尔王晚年的悲惨处境确实有点类似于哲学在当今时代的境遇。当然，哲学并没有老年李尔王那样的可怜、衰弱、无力、遭人贱视。但哲学时时处处为科学所排挤，人们纷纷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研究哲学，运用科学的标准来评价哲学。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哲学却一再萎缩，拱手让出以前本当属于哲学的地盘。在技术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工具理性和效率优先被人们视为评判思想、言行的标准的今天，哲学不为人们重视，遭冷落，不为人所理解，并不是咄咄怪事。更有甚者，绝大多数的人不知哲学为何物。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孕育了其他种种的学科，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我们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哲学给人类所带来的种种果实，却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哲学在今天衰落式微到如此这般的地步，确实会令我们的先哲发出晚年李尔王般的愤怒而绝望的呼喊，“我生育了你们，如今你们却背叛了我，现在我是你们的奴隶，一个可怜的、衰弱的、无力的、遭人贱视的老头子。”

科学，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回答“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们就是由这样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所构成的。而这样的发问形式又恰恰是哲学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正是哲学的发问形式促成了科学的诞生。科学在西欧文化中诞生的历程说明了这一点。要不是哲学先行于各种不同的科学，那么科学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如亚里士多德本人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研究覆盖了几乎当时可能知道的所有知识领域。他撰写的著作据说多达千卷，其中有《诗学》《修辞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气象学》《论灵魂》《形而上学》及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等。但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好奇的特性，他想知道在有关宇宙、社会和人生种种纷纭繁杂的现象背后的最为深层的一切奥秘。哲学家的发问方式使亚里士多德成为了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哲学家而同时兼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或其他学科专家的学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莱布尼茨、笛卡儿、马赫、罗素、怀特海、石里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