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议院与开学堂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北大教授蒋梦麟、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在肯定学潮“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的同时，规劝其不要频繁使用罢课作为武器。“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学生以追求学问养成人格为主业，干预政治乃不得已而为之。明知“最不经济”，可又身不由己，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仍然只能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那是因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1]

蒋、胡二君均为留美博士，认准制约政府、表达民意的，应该是国民选举的“国会”，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可惜，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设计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二年，在为纪念“五四”两周年而撰写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中，胡适终于弄明白了，中国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里，并没有国会一类的制度，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必须要求，“国立的学校要行使国会的职权，郡县立的学校要执行郡县议会的职权”。[2]胡适的翻译与诠释略嫌夸张，但汉宋以降，太学生之“危言深论，不隐豪强”，确实是表达民意、保持政治清明的一种有力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说得没错：“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3]

问题在于，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1919），中国人之谈论“设议院”已将近半个世纪，而且，起码形式上的“国会”已经存在，还有必要依赖如此古老的“伏阙捶鼓”吗？答案居然是肯定的——不只学生这么认为，从其抗议游行得到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可明了当时的救国方略已经“别无选择”。5月4日那天，在北大红楼、在天安门广场，教育部官员以及步军统领都曾力劝学生改为推举代表交涉或上书请愿，而不要举行如此人数众多、有碍治安的示威游行，却都被学生拒绝了。[4]理由是：“合法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国家危急这样的重大难题。事后证明，学生们的判断是对的，若不是学潮的迅速蔓延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政府本来已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5]爱国学生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大获全胜，这固然值得庆贺；可也暴露出代表民意的“国会”关键时刻不起作用。百年中国，学潮连绵不断，成了推动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民国初建，气象其实相当可观。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陆续发布一系列民主法令。孙退位前，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中华民国的民主性质，更正式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和内阁责任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临时约法》为日后的拒帝制、反复辟提供了法律依据。袁世凯刚上台时，也不得不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表示谨守宪法、拥护共和；即便大权在握，也必须通过修改宪法，并以虚假的“国民投票”来改变国体。[6]

袁世凯称帝失败，可中国的民主政治并未因此而获得成功。关键还不在于北洋军阀的跋扈，而在于国民素质之低下。这才有了作为“五四”政治抗议思想底蕴的新文化运动之崛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便是：

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也。[7]

这则刊于《新青年》1卷6号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感慨“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追踪缘由，乃是国人不曾积极参加民主政治建设，而只是寄希望于贤明的“伟人大老”。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制度的建设，无法一蹴而就，有赖于国民的政治观念以及伦理思想的变革。

将国民素质还是制度建设放在首位，这其实是晚清以降改革先驱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强调“开民智”者，必定注重“办学堂”；注重“变国体”者，当然强调“设议院”。撇开墨守成规反对变革者，或者只要科技不要制度者，思想家们一般都会兼及学堂与议院，分歧在于孰先孰后、畸重畸轻。

郑观应1884年的《南游日记》有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8]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则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9]这里所说的“变官制”，包括采用西方的议会制度。

至于现代西方的议院制相对于传统中国专制政体之优势，郑君的《盛世危言》中有非常明快的表述：

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10]

1900年，针对社会上认同议院，但称“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的论调，郑以“事有经权，兵有奇正”为由，说明“先设议院，并开学校”这一变通之略如何可行。郑君以为，“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才，而后立议院者”这种正路子，无法满足士大夫“急于扶持国势”的良好愿望。[11]此文的论敌，并非虚拟，主要针对的是梁启超和严复。

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中有一名言：“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12]在梁氏看来，专制与愚民相倚，伸民权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而严复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3]梁、严二位，均以博学通识著称于世，其倾向于先办教育后开议院，自可能影响一时风气。大概也正是有感于此，担心国人知难而退，此前也曾主张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14]的郑观应，方才转而阐发“先设议院”的好处。

其实，郑君低估了“立议院”这一政体改革的难度。不说同文馆的创建，即便从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算起，中国人之“广开学校”，也早过了“十余年”的期限，可国会如何，还不是形同虚设？这就又回到梁启超的命题：“议院以学校为本”。倘若国民没有“知情”的权利、愿望与能力，所谓监督政府就是一句空话。“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此乃国民借助议院迫使政府“俯顺舆情”的前提条件。[15]明明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希望三步并做一步走，急于抄近路迎头赶上，这其实是晚清以降“急于扶持国势”的志士们的共同心态。

没有这些志士的勇猛精进，百年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能如此波澜壮阔；可没有相对来说平实得多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做后盾，耀眼的制度变革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民初的国会，开开闭闭，全凭实力派一句话，原因就在于其缺乏必要的群众支持。当受过某种程度的新式教育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时[16]，推行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议会选举与政党政治，成功的希望确实不大。于是，代表民意的，便转而由同属西学的“学校”来承担。

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说，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角度。但有一点，大概谁也不否认，这次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而这里所说的学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而是专指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者。这是一个新崛起的社会阶层，理解其形成与发展，对于我们把握五四运动之得以爆发并迅速蔓延，大有帮助。

先从两组数字说起：一是5月4日那一天参加抗议游行的学生人数，二是当年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的状况。游行时不会有人专门清点人数，记者的现场报道与学生的事后追忆大有出入，多则上万，少则几百。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那天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13所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名左右。根据5月5日学生《上大总统书》的自述，以及约略与此同时的静观所撰《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17]，这13所学校共有学生7430人。而当时北京有专门以上学校25所，按现有数字统计，学生约11000人。这个数字，与5月4日那天学生递交给美国公使的英文说帖的落款“北京高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18]，大致相符。比起日后发通电时的“二万五”、“十万五”，此说经得起复核，比较可信。而万把手无寸铁的学生，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全国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居然迫使其罢免曹、章、陆三个亲日分子，而且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区区数千学生，哪来这么大的力量，竟能起到“国会”该起而没起的作用？[19]政府之丧权辱国有目共睹，逮捕爱国学生更是激起公愤；加上本就南北对峙，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学潮的展开方才如此便利。相对于此后无数同样波澜壮阔的学运来，“五四”这一开篇可说是最为顺畅，也最为辉煌。

除了“人心向背”之类千古流传的大道理，以及学生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策略，还有什么原因，使得这场本来并非势均力敌的争斗，竟以大权在握的政府屈服而收场？几乎从事件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引据汉宋太学生的政治抗议，来为北大为首的青年学生之“越位”与“干政”辩护。是不是“三代遗风”不说，单是这一比附，在注重历史经验的中国，学生们的示威游行便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相形之下，大总统令之强调“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5月6日），以及“在校学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5月8日）[20]，就显得苍白无力。这一比附，甚至影响到上述蒋梦麟、胡适的论述。可实际上，五四运动从终极目标到具体运作，都与汉宋太学生的伏阙上书迥然有别。

表面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与此前的政治抗议确实没有多少差别。可这一回，不是祈求最高当局的谅解，而是直接干预政府的外交决策；不只限于表达民意，还主动承担起监督政府纠正错误的责任。与此相配合，学生们采取通电、演讲、撰写文章等一系列手段，尽可能广泛地谋求公众的支持。用郑振铎的说法，“他们并不是请愿。他们是要唤起民众”[21]。这一点，从运动的日益走向民间，而不是倾向于密室磋商，充分显示了其现代市民运动的性质。

1899年，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文中引录了日本犬养毅的名言：“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有感于在国民识字少的地区，“演说”乃文明进化之一大动力，梁启超希望“今日有志之士，仍当着力于是”。[22]随后几年，国内也在设学校、办报刊之外，逐渐兴起“演说”之风。而到了“五四”前夕的北京大学，更是“文明普及”三大法宝集于一身。想想《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北大师生主办的刊物，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你就不难明白其时北大学生思想之活跃，以及组织活动能力之强。

如此巨大的社会能量，一旦与政府利益发生冲突，便不可能轻描淡写对付过去。与汉宋太学生“候补官僚”的自我期待不同，后科举时代的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主要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而不是培养高官能吏。这一点，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表达得非常清楚。[23]而这一转变，对读书人的心理定势造成巨大冲击，大大增强了其独立性与疏离感。相对于此前同样参加政治抗议的太学生来说，五四青年无疑更有独立精神，也更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除了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强力渗透外，还与学生们不再以进入官场为唯一目标这一制度变更大有关联。

“五四”时代的学生干政，获得了巨大成功，被时人及后世交口称赞。反倒是漩涡的中心显得出奇的冷静。将被捕学生营救出狱后，蔡元培当即辞职南下。论者一般将蔡先生的辞职与南归，解读为对军阀之专横跋扈的强烈抗议，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可抹杀，即作为近代有数的目光远大的教育家，蔡先生对于如何评价学生运动，内心非常矛盾。蔡校长提倡新文化的功绩举世瞩目，其不遗余力营救被捕学生也是众所周知，可要说他有意鼓动学潮，则纯属虚构。不但如此，蔡先生对学潮之愈演愈烈，并非完全认同。

蒋梦麟的英文著作《西潮》谈及南归的蔡元培，称其赞许学生出于爱国热情而举行示威游行，可又担心大学的功能自此被扭曲。“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24]此说常被认为是对蔡先生的“污蔑”，可我却认为大致可信。这里，不妨先举出蔡先生1919年7月23日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帮助我们理清其大致思路：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25]

这段话必须倒着读：首先是大学功能的正面阐发，其次是变革现实的方略论述，而二者都不希望学生“牺牲神圣之学术”。相对于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从教育入手改造中国，只能是“慢工出细活”。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如五四运动），自能博得满堂喝彩，可这并非办教育的本意。过分急功近利，不管是从政、经商还是论学，都不是好兆头。

其实，更直接的证据，还是蔡校长离开北京暂居天津时自撰的《辞职真因》。据蔡先生的《日记》，5月12日，蔡让回京的黄世晖“携去辞职真因一函”。此稿最早刊于北京的《晨报》（13日），上海的《民国日报》（15日）与天津的《益世报》（17日）相继转录，后两者有大段删节。偏偏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以《益世报》所载为底稿，不知是偶然疏忽，还是曲为辩解。因《晨报》所刊《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后面一大段对学生运动颇有微词。在我看来，这正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不惑时论的可爱之处。当被问及“君能保此后学生对于外交问题不再有何等运动乎”时，蔡先生的答复是：

是或难免。然我在七八等日已屡与学生之干事部说过，大意谓：学生爱国之表示，在四日已淋漓尽致，无可复加。此后可安心用功，让一般国民积极进行。若学生中实有迫于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于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我希望学生尚忆吾言也。[26]

赞许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担忧大学从此丧失独立品格，沦为政治集会之机关。蔡先生的这一隐忧，并非毫无道理，日后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这一点。翻用黄宗羲的妙语，应该是：“议政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议政而设也。”

学潮的再三崛起并大获好评，既是学生的光荣，也是国家的悲哀。除了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大有缺陷，需要本应“安心用功”的青年学生“越俎代庖”——代行“国会”职能，更令人担心现代大学“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重任能否真正落实。

1999年2月22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文史知识》1999年4期）

[1]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2] 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晨报》1921年5月4日。

[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4] 参见《晨报》1919年5月5日的记者报道《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以及龚振黄编《青岛潮》（上海：泰东书局，1919年8月）第六章、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北京，1919年7月）第二章。

[5] 即便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6月7日）、免去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6月10日），北洋政府仍然准备对列强屈服：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23日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因国内压力日益增大，徐世昌总统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签字。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政府的电报6月28日夜里才送达，而和约则定在当天上午签字。据陆徵祥、顾维钧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的拒绝签字纯属“自作主张”。另据《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大同小异的报道，28日那一天，众多旅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专使寓所，“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

[6]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7]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8] 郑观应：《南游日记》（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即1884年7月14日），《郑观应集》上册第9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9]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0]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2页。

[11] 郑观应：《答某当道设议院论》，《郑观应集》上册第322—324页。

[12] 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96页。

[13] 严复：《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二册第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页。

[15]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页。

[16] 参见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51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 参见1919年5月7日《晨报》所刊《学界对山东问题之呼吁·上大总统书》，以及1919年7月12日《申报》所刊《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静观）。

[18] 《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

[19]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新、旧国会的议员以及各省议会纷纷通电支持学生，要求政府顺从民意，惩办卖国贼。参见龚振黄编《青岛潮》第十三章。

[20] 参见分别刊于《晨报》1919年5月8日、5月10日的《大总统令》。

[21] 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学生》1946年5月号。

[22] 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第41页。

[23]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4] 参见蒋梦麟《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25]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2—313页。

[26] 《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晨报》1919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