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

现代中国大学的日渐成熟，使得校园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景；而战争中的流转迁徙，更是加深人们对于大学的记忆。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锺书（1910—1998）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钱锺书撰写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单行本。此书刚问世时，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1980年代，随着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各种外文译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此前，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华（Edward Gunn）在《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给此书以很高评价。而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更是使得钱锺书的大名走出学院，变得家喻户晓。

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曾依据罗兰·巴塞斯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将《围城》分为五个功能序列，即讲述方鸿渐回国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准备及展开（4—5章）、三闾大学一年（6—7章），经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论：《围城》结构上具有对称美，第三个功能序列是过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照。[1]假如欣赏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纠葛，将此书作为“结婚狂想曲”阅读[2]，这种叙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围城》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则四至八章都是方鸿渐眼中的“三闾大学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园中”。至于一头一尾的上海婚姻故事，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钱锺书的“独得之秘”。相对于反浪漫的爱情传奇，学者型的讽刺小说，或许更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以男女恋爱为主线，将“围城”作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诸多妙喻让人拍案叫绝[3]，研究者于是纷纷探寻《围城》与英法现代小说的联系。其实，学富五车的小说家，平日里读书驳杂，不管小说、散文还是学术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实哪些作品影响了《围城》的写作，其实很难。还是杨绛聪明，借讲述钱锺书如何抛弃西南联大的教职，跑到湘西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4]，提醒我们注意，《围城》的写作另有渊源。

在《围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无银三百两：“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现在好了，最权威的读者——夫人杨绛[5]，出面来为《围城》做注释。杨书出版时，钱先生仍健在，未见其对如此“索隐”表示过任何异议。可见，《围城》得以成书，确实与作者从西南联大教授转任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这一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当然，杨先生的“索隐”很有分寸，只承认：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6]

杨先生并没指明谁是那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谁又是那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假洋博士韩学愈；也没说那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实则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或者那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到底影射的是什么人。小说酝酿于湘西，写作于上海，据说是受妻子杨绛编写话剧大获成功的刺激。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或黑幕小说，《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并不直接指向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我们不能因钱锺书的父亲、国文系主任钱基博撰有《韩愈志》，就将其与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那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韩学愈挂上钩。曾有西南联大的老学生暗自庆幸：在《围城》中找不到联大人物的影子；但也有学者反驳，钱锺书任教联大时很不愉快，焉知其不将联大的一些人和事化入关于“国师”的描述？[7]

其实，不只国立师院、西南联大，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以及留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经历，这些“第一手经验”，都对其塑造“三闾大学”形象大有帮助。1933年钱锺书大学毕业，在《国立清华大学年刊》的《后记》中，写下这么一句话：“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出现”（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 to be written）[8]。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凭借第一手知识与趣味，撰写一部“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围城》不是自传，连自传体小说都称不上；过分认真的“索隐”，容易误入歧途。我想强调的是，三闾大学里集合着政治、人事、职业、情场等诸多矛盾的明争暗斗，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谣诼诽谤，只是作家对于大学生态的一种理解与表述。愤激之情有之，影射则未必——不管是国立师院，还是西南联大。

有个纠缠多年的公案，很能说明钱锺书的个性与趣味。传说钱离开西南联大时，曾公开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吴、陈三位，都是当年清华或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顶梁柱，也是钱的“恩师”。这则逸事很伤人，但口气很像，故广为传诵，以致杨绛必须在钱先生临终前专门写文章辟谣。[9]才高八斗的钱锺书，目空一切，喜欢随意臧否人物，大笔一挥，横扫身边诸多“真学究”与“假名士”，虽然口气刻薄了点，但“大学”不太光彩的另一面，却因此而得以“永垂青史”。

1938—1939学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的课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还有英文系的选修课“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和“现代小说”。[10]而当年听钱先生讲王尔德的外文系学生吴讷孙（1919—2002）[11]，日后以“鹿桥”为笔名，撰写了长篇小说《未央歌》，则与师长的大作遥相呼应。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时年26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中：

我一心恋爱我们学校的情意无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这里诚敬地向我们的师长，同学，及那边一切的人致意。[12]

这种写作姿态，注定了其笔下的西南联大，与三闾大学有天壤之别。

高唱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走过八年抗战的西南联大师生，对那段历史普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落笔为文，难得有像《未央歌》那样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以抗战中僻居昆明的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借助四个“我”的成长历程[13]，表现战争环境下仍然——或者说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对于作家鹿桥来说，目的是酝酿一种“氛围”，呈现一种“情调”。作者再三强调，《未央歌》不是爱情传奇，着力渲染的是同学间“友情之可爱”[14]；不以情节取胜，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就像小说第八章所说的那样：

学生们有意无意地在课室里，在游戏里，在团体生活里，在独自深思里慢慢长大。慢慢被造就起来。一棵小树苗总要在苗圃里先养一个时期的。树苗们要经过风霜。这风霜正如雨雪一样重要。他们终久成为可以令人歇荫，令人放心的大木。

《未央歌》里，除童孝贤、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这四大“主角”，还写了一群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些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全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15]。这与《围城》作者之“横扫千军如卷席”，恰成鲜明的比照。最让漫步大学校园的读者倾心不已的，除了童孝贤、伍宝笙等人的命运，还有洋溢在书中的那种乐观向上、充满爱心与幻想的“少年情怀”。后者，无疑是大学生活中最让人留恋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生花妙笔，刻意营造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化了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校园生活，以供后人驰骋想象，不无好处。

跟《围城》的随写随刊不同，《未央歌》完成十几年后，才分别于1959年和1967年在香港、台北两地刊行[16]。对于1960—1980年代生活在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此书深刻影响他们对于大学生活的体验与想象。以下这段描述，虽出自作者本人之口，却得到很多过来人的证实：

多少年来，台湾的同学爱用书中的人名给同学起外号。女生被推为伍宝笙的认为是无上光荣，并要从此更加努力，以副众望。男生被称为小童，立刻一方面得了同学爱护，一方面也被人好意地逗趣，说他不洗脸，穿破鞋，经常不穿袜子，种种无伤大雅的事。[17]

不仅仅是人物命运，更令人牵挂的，是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对于日后无数在繁重的课业中痛苦挣扎的大学生来说，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校园，无疑是“神仙境界”。

很可惜，《未央歌》至今未在大陆印行（据说是因为作者拒绝发行简体字本）。这样一来，大陆读者对于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想象，主要得通过另外两个联大学生的著作来实现。中文系学生汪曾祺（1920—1997）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18]，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冯宗璞（1928—　）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都是在追忆、凭吊那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会认同宗璞的这段话：“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19]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俗不可耐的大学教授，也有天真无邪的大学生；作为作家，你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可以浪漫情怀诗意人生。各有各的真实性，也各有各的读者群。谈论小说笔法，到底是喜欢鹿桥营造的充满诗意的西南联大，还是钱锺书笔下藏污纳垢的三闾大学，当视个人阅历、心境及趣味而定。至于“大学想象”，则“理想型”与“漫画型”，各有其存在价值。

[1] 参见胡志德著、张晨等译《钱锺书传》第六章，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

[2] 《围城》的日译本（荒井健、中岛长文、中岛碧合译）改名为《结婚狂想曲》，据说钱锺书“表示对书名的改译毫不在意”。参见荒井健《机智幽默，绰乎有余——〈围城〉译后记》，《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287—28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围城》第六章是这样开篇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4]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九三九年秋，锺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锺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第4页）

[5]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第2页）

[6]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第6—7页。

[7] 参见许渊冲《钱锺书及译诗》，《钱锺书研究》第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8] 钱锺书：《epilogue》，《国立清华大学年刊》，1933年；转引自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55—56页。

[9] 参见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文汇报》1998年5月14日。

[10]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129—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 鹿桥在《唯美主义与美育》一文中称：“钱锺书先生教我们大学一年级英文，就选了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参见鹿桥《市廛居》第3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8年。

[12] 参见《未央歌》初稿《谢辞》。

[13] 《再版致〈未央歌〉读者》：“书中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童’，长大了就是‘大余’。伍宝笙是‘吾’，蔺燕梅是‘另外’一个我。”

[14] 作者在《谢辞》中称：“因为我在这本书中处处找机会描写友情之可爱，而现在我得以沉醉于友爱之中。”

[15] 作者在《六版再致〈未央歌〉读者》中说，这部小说“是只有爱没有恨，只有美没有丑的”，大致近似。

[16] 《未央歌》的香港版1959年由人生出版社推出，台湾版196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台湾版获得巨大成功，至今已印行了50万册。

[17] 鹿桥：《忆〈未央歌〉里的大宴：少年李达海》，《市廛居》第275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8年。

[18] 汪曾祺早年小说《老鲁》（1945）和《落魄》（1946），有关于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描写，但主要是观察世相，而不是描摹校园。

[19] 宗璞：《自传》，《红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