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史研究与全球史的兴起

根据大体上已有共识的看法，所谓全球史，即指全球关联与全球性互动的历史。《全球史读本》的主编之一本特利认为，全球史研究的主题包括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等^[3]。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些主题在人类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极为常见。事实上，全球史不过是在人类学观念影响下，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这两个新史学的主力军不断壮大、发展的结果。

刘文明已经指出，麦克尼尔的世界视野从方法论上说主要得益于人类学的启迪，同时指出他的《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实际上是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准备的^[4]。麦克尼尔本人也明确提到，他关于文化借鉴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后来他写作《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受到美国的人类学家的影响，比如他提到的威斯勒（Clark Wissler）、林顿（Ralph Linton）和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5]。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当然是20世纪中叶人类学的代表，全球史的兴起实际上与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变化有更直接的联系。

众所周知，全球史的兴起或可以几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为标志，如前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1963）、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等。这个时期，正是从“冷战”的高峰（古巴导弹危机）到反思“冷战”（越战结束）的时期，这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破灭，以及反思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此相配合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界中的“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6]。“去中心”当然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原来秉持的单线进化论、中心—边缘观念被日益解构，而现在主张的文化多样性等等则是“去中心”的产物。所以，也有学者将全球史的产生定时于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并不令人惊奇^[7]。

但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伴随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全球史不会重蹈以往“通史”的覆辙吗？在这一点上，全球史必须小心翼翼。萨森迈尔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所谓‘文化转向’虽与上述普世模式发生抵牾，但却同样注重跨地区的运动”；主张“任何全球史研究必然要权衡普世与个别之间的关联，既要关注全球框架下区域内部的多样性表现，又要明察各种区域力量的全球维度”^[8]。可以这样说，在对付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元的某某中心主义时，以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为切入点的社会—文化史——往往表现为区域史——作为前驱，而以强调跨区域联系的全球史则以前者后盾的面目出现。因此，全球史的兴起与展开无法与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等等脱离干系。

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讨论全球史与人类学、与社会史、文化史的渊源关系，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几条理由：

首先，诚如刘志伟所强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的动机和行为入手，而不是从国家意志入手^[9]，这样，无论是帝国、王朝，还是民族国家，都必然从历史研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其次，由于社会、文化的特性，研究者更加强调关联、互动、连续性，而不像传统政治史研究那样强调革命和断裂，这种关联和互动不仅指社会、文化的网络，也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第三，社会—文化史研究经常表现为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区域研究就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正是由于区域的多维度特点，导致区域研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关于关联和互动的研究。第四，既然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出发，就必然关注所有个体和群体的人，关注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一切事物，这就导致研究的对象变得包罗万象，从而使关注关联和互动变得不可或缺。

就此而言，彭慕兰曾提醒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从事者们，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10]。对这一点，中国大陆研究全球史的学者很少提及。由于在中国大陆，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主要在中国史领域，而倡导全球史的主要是世界史学者，而研究世界史的中国学者又较少有研究社会—文化史的^[11]，因此，或许有点“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没有从事过或至少比较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话，我们的全球史研究就会先天不足，甚至可能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