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区域史着手

前面的反思属于“着眼”，但怎样着手，在何处着手呢？其实我们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是其后的人告诉我们的，然后就一直引导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重新回到那个历史时期，亲自去认识那段历史，同时再思考为什么其后的人会如此那般地认识它，这正是顾颉刚当年告诉我们的方法。陈春声教授以对潮州的研究为例，告诉我们后人如何建构唐宋以来的历史。在唐代，韩愈到潮州去，说他是“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然而到了元明之际以及明清之际，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莆田和潮州都开始说自己是海滨邹鲁，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正统性等等，好像从来就不曾是蛮夷。相反，他们开始视北方人为蛮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帝国扩张、区域开发、文化建构等，都是在一个较长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生，很难笼而统之地、自上而下地或是由中心而边缘地认识的。

当然我们对金元时期的北方认识还非常粗浅，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分析思路和判断指标以外，我们还可以沿着第二节中倡导的视角更全面地进行探索。

五代时期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后蓟、檀、幽、顺、儒、妫、武、新、蔚、应、云、环、朔十三州在辽，涿、莫、瀛三州在宋），皆在山西、河北之地。首先，辽、金、元时期的战乱对广大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破坏是无疑的，但上述地区在金元统治时期是否比割让契丹以后更加残破，还需要认真考察。其次，由于幽州成为辽之南京，后又成为金之中都，它及附近地区无疑成为区域性人口聚集和经济繁盛之所，富庶肯定超过以前的边镇幽州。据载，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尼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33]。金大定九年，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34]。

今河北宣化出土金明昌元年《保义副尉张公墓志》中说：

公讳子行，字敏之，雄武人也。祖讳辅，登进士弟，官至中散大夫、河东南路户籍判官。父讳煦，官至承务郎、兴中府兴中县令。尝闲居乡里，顾州学隳弊日久，谓诸儒曰：“此传道之所，安忍坐观如是耶？”遂运筹策力为兴修，不数月而成。又乡民从来虚代物力千余缗，不胜其弊，及见委用，遽为除去，使合境洒然苏息。公性豪迈，好□仪，其治家有父风，不甚劳力，使之有余。州之南隅有邑人广济院一所，为贫设济，久而力薄，几不能行，公锐然首施米五十石，诱善人同力复为兴弘。

张某父子兴儒学，捐资财办广济院，且获成功，不是战乱萧条的社会状况下可以做成的。

金正隆三年代州附近的繁峙灵岩院水陆记碑记录了当地民众做水陆的情形。“极感厚人矜闵，一方相糺，命工图像，凡绘水陆一会，故以斯缘留意资拔极乐弥陁一念，洪明各灭罪恒沙，约其费施，上助善提之因，下拔沉轮之苦。”碑阴列“大邑社长姚良”等45人、“管社人侯善”等7人、“小邑社长张全”等44人、“管社人李仪”等4人。捐资数量如下：

命工图画圣像维那人三会村尚教练弟□费一百余石。

都维那孙和弟孙严费三百余石，胡俊、斛荣、李纪、李仪、厚琮、赵圆各费一百余石，李德、李旺各费七十余石，侯肇、王寿各费五十余石，祁顺、厚兴各费四十余石，段善、张颜、厚全、李满、王□、刘成各费三十余石，天台院僧福洪施粟一百石。管勾人李仪、李旺、赵圆。

管琉璃施主赵圆弟赵京费三百石。

……^[35]

此举共用粟近千石，也不是兵荒马乱之年的近边小邑可以轻易负担得起的（“繁峙土瘠地寒，水陆之产较他邑为薄”^[36]）。

与此类似还有金大定七年在今河北定州的沃州柏林禅院，为了“崇修大殿，兴于梵刹”，“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从题名来看，列名的两千多人中，分布在沃州城乡、平棘、宁晋、赞皇、柏乡、临城、高邑、元氏等地，或属龙兴寺、感应寺、柏林寺、禅定院、开元寺、兴法院、明因院、嘉应寺、严华寺、龙堂院、治平寺、法会院、神应寺、宋圣寺、济道寺、妙因院、读上院等十数寺院，其规模之大，可使人想见当时的社会氛围。

今天的山西在北宋时并不是富庶发达之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37]。但在金时河东地区竟成境内的富庶发达地区。郝经曾说，“金源氏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故河东者，九州之冠也”^[38]。宋金交战期间的破坏缓和之后，此地便有长足的发展。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山西寺庙中保存较多金代碑刻，这是在山东、河南等省少见的，不能不说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关。

即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晋东南地区，在阳城崦山白龙庙金泰和二年的碑刻里，也说：“逮本朝，诸县邑乡社宦僚士庶，四时修香火，洁粢盛，殽核丰，腆笾豆，静嘉相先而祭者百余村，骈肩接式，盈山遍野，绮绣交错，歌颂喧哗，蜂纷蚁乱，逾月不衰。”^[39]本碑记的主要内容是讲本地百姓到这里祈雨的情况，但所透露出关于这一寺庙祭祀活动的信息，已经超越了此事本身，而展现了一种信仰活动极为繁盛的情景。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说此地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但也无法把它想象为战乱后一片凋敝的景象^[40]。

学者们说宋元时期，特别是金以后经济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重心南移与契丹、女真、蒙古人带来的战乱有关系，但不能说很直接。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此时期之前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了，造成南移的根本动力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是南北方的经济环境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易位。另外战争对华北的破坏以及定都北京对华北的发展、西北的开拓，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仅强调一方面，忽略另一方面是不全面的。宋金、金元之际战争造成很大破坏，这是事实；但华北的发展、西北的开拓这些影响到今天的历史变化，如果没有草原民族建都北京，有可能吗？

像农业亩产量这样的经济指标，究竟怎么看比较合适呢？是说北方亩产量低，南方亩产量高，就能判断当时北方经济很糟糕吗？还是应该看它自身在不同时间的发展比较合适？就是要看在北京成为首都、华北成为京畿拓展地带的时候，它比之前是不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是不是比它作为一个边陲地区经济要好得多。再如人口指标，战乱前多少户，战乱后变成多少户，好像很能说明战乱造成的破坏。其实这个问题也没那么简单，不是我们看看正史、至多看看地方志就能说明的。因为户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一户并不代表就是一家人。通常我们以为一户就是一家人，用平均一家五口来计算人口，其实不那么简单。至少明朝继承了元朝办法，“户”基本上就是一个纳税的单位，为了纳税的方便还经常“合户”，就是不同的人合成一户纳税。甚至两百年过去了，户名还是当年某个祖先的名字。所以能否从户的减少来判断人口的减少，要视情况而定。

我以前曾经与同行们说过，我从来不敢研究经济史，因为算术很差，一想到经济史研究要用数字，立刻头就大了。但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对历史要有清楚的认识，是离不开经济史的，至少不能回避经济史的视角。但是，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史并不等于数字，数字和其他文字一样，也是会骗人的，而且还带着“科学”的幌子，所以需要批判性的分析。虽然很无奈，但是明白了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多元的、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来看，可能分别能看到一些真实情况。我举过一个例子，说有个贬义成语叫盲人摸象。这一般被解释为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以局部代替整体，违背辩证法。摸到尾巴就说像个绳子，摸到身体就说像堵墙，摸到腿就说像根柱子。但是换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每个人不说他们摸到的东西就是整体，那就很好。因为他们所摸到的，都是真实的一部分。他们是盲人，即使不盲也不见得就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每个人只能看一个局部，看对了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盲人只要不是到了以偏概全这一步，其实他们说的是对的，是真理性认识。所以我们从每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不同的材料，最后试图找到这些材料、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发现不同文本之间的张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本文中，其实重点不是要对宋元时期的华北重新做评价，而是讲我们应该怎样用一种“连续递进”的方法，从目前关注的问题不断深入到其他更本质的问题上去，而前面涉及的金元时期的北方社会，就是这些更本质的问题之一。从下面的例子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方法或者问题意识的意义。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已经提到金元以来华北的多族群杂居状态与脍炙人口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关系^[41]，也曾简略地提到过另一个相关问题，即所谓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一般解释，是说穆斯林到一地之后，为了宗教生活的方便，要建造清真寺，而后来的穆斯林移民就都围绕清真寺而居。其实，这种说法只对“小聚居”提出了解释，而并未涉及“大分散”；即使是“小聚居”，恐怕也是先有了一定的聚居的穆斯林，才有可能建造清真寺，但是没有谁统计过某地穆斯林在人口聚居数量达到什么程度时才开始建造清真寺。也有笼统地说是统治者的“同化”政策造成了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已有一些学者正确地指出，这种分布状态是与元代的回回军驻防有直接关系的，而元代军事制度的许多重要方面又为明代所继承。元朝实行军户制度，军为世袭，所谓“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别以民补之”^[42]。另有卫所制度，亦为明代承袭，已为于志嘉等学者详细论证^[43]。由于在蒙古西征过程中西域诸国降附较早，在蒙古军队中回回军的比例相当大，并在以后的征服战争中陆续分驻各地，甚至在当地进行屯田^[44]。军队驻防的特点，加之军户的世袭，就决定了这些回回人在版图之内，必然是“大分散，小聚居”的。除了军队以外，东来的回回主要是商人和工匠，他们大多居于城市，职业特点也导致聚居，其余零散的移民就不多了。延佑七年“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45]；又天历二年下令“回回人户与民均当差役”^[46]，似乎是说以前由于东来回回人都具有特定的职业而一般不纳民赋，不征民役。

明初军队几个重要来源之一便是归附军，即投降明朝的元军。他们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建制，被置于新的都司卫所之内。原来元军中相对集中的回回军户自然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状态，进入明军的体系^[47]。今河北定州清真寺存元至正八年碑记说：“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此寺之重修，正是统领中山府兵马的都督普颜帖睦儿首倡，其部下指挥、千户、百户等共同捐资而成，所谓“并谕教之同志者各出资以营治之”。到了明弘治年间，武平伯陈勋“诣寺拜谒”，希望扩建此寺，与“州钦差都司张公”商量，后者说“渠与教众谋已数年，而材未充”等等，显然这两位武官都是穆斯林，在他们努力下，该寺再次得到重修。陈勋之弟陈熹后袭伯爵并掌后军都督府，在清真寺重修后“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者三人以领其事”，说明这个清真寺应该属于定州卫的穆斯林^[48]。这是因为明代“达官达舍多安置真、保、河间等府”^[49]。

从目前见到的清真寺明代碑刻来看，有相当多与卫所有关。北京牛街礼拜寺明万历碑文中记载了成化年间都指挥使詹畀请皇帝题寺名之事，该碑题名都是在京及外地卫所军官；东四清真寺明正统年间碑文记载了后军都督府同知陈某修寺的经过；宣府在明代本为军事体制，该地之清真寺亦属卫所无疑，其嘉靖碑记为万全都司的一个庠生撰写；大同与宣府类似，其天启重修碑记也记载了成化年间都指挥使王信、杨义以及后来都督詹升武、前述之武平伯陈勋、万历时总兵马某、副总兵麻某等再修的详细过程；等等^[50]。在许多回民的墓志、墓碑和族谱中，有自称祖先在明初来自南京上元县二郎岗的（如河北沧州某姓），也有自称是跟随明代藩王来此地就藩的（如山西长治某姓）^[51]，这些如果属实的话，应该也属卫所系统。这些元、明的卫所军士或者军户穆斯林不仅因宗教信仰而聚居，更因军队驻防体制而聚居，同样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造成大范围的分散状态。逐渐地，随着他们转变成普通的民户，这样一个因素就被淡忘了。

其他例子也可以说明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由于五代时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随后女真逐渐统治了整个北方，华北社会不仅经常处于战乱之中，而且辽、金政权也不可能对地方具有与唐宋政权同样力度的有效控制，它们经常借助地方势豪进行间接的或相对松散的控制。蒙古将金驱逐到黄河以南后，也授予这些地方势豪“元帅”“总管”等名号，允许他们自辟僚佐，世代相袭，故称为“世侯”，直至至元元年忽必烈罢诸侯世守^[52]。这说明一批地方势豪曾利用这种纷乱的、分权的（de-centralized）状态长期存在，甚至得到发展^[53]。如山西代州杨氏自称为宋代州刺史杨业（族谱中置为二世）的后代，世居马峪，在其十一世杨德的时候就“在闾里，有不决难事，必委公裁断焉”，时在金初。至金末时其十四世杨友、杨山趁乱而起，杨友先被蒙古封为“行元帅、左监军兼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同知”，后又升为“龙虎卫上将军，镇河东北路雁门留属兼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左领军行元帅”^[54]。他的儿子思忠也任振武军节度使，思难任征行千户；杨山的儿子思温任代州管民官，思恭任代州达鲁花赤。

就在杨友的时代，他开始了宗族建设，“建影堂一所，碑楼祭亭各一座……附茔地八十亩”^[55]。到元中后期杨怀玉时，“尊祖敬宗，建祠堂于鹿蹄涧村。上溯远祖之所自，以及祖父皆塑像，各立冢碑”^[56]，甚至可能也修了族谱^[57]，至少以泰定年间所立“弘农宗族图碑”的形式，将世系宗支确立下来。虽然元末明初杨氏家族同样遭到了冲击，但子孙传承不绝若线，成为明嘉靖年间再度进行宗族建设的渊源，以至他们可以自豪地说，“可见……殆非土断白籍之人家也”^[58]，即以自己是土著居民为荣^[59]。由彼至今，杨氏一直繁衍不绝。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如晋南闻喜董氏，“本族聚居西董（今名郝庄）数十百年，世代绵远，莫详厥始。而远祖之传独见于金之大定，迨元季明初，户祖之名，先祖之谱，始历世可传，自后孙枝蕃衍，族姓蔚兴”^[60]。之所以本族可以清楚地溯源至金，是因为有金大定十一年刻石的《董氏宗派图》存世，当然世系变得清晰可辨还是由于明初的户籍编制^[61]。在闻喜，金元之际也存在着华北普遍存在的世侯势力，这些世侯交结名士，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北方文化的传承^[62]。这展示了跨越王朝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以及这些政治力量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特殊关系。这种情况，还是可以反映出华北基层社会结构不同于华南的一些特性。一方面是一些汉人大族在金元动荡之际，力图使自己的宗族得以自保并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需要在动荡结束后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些问题都是在金元时期出现，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如果说“北京”的出现是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北方”的政治中心，因而导致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分离及其一系列后果，那么回回的问题、北方宗族的问题等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离开元明的历史情势、国家体制等因素，也无法解释清楚。

另一个有意思的延续性因素是全真派道教。太一教、真大道教、全真教都是金时期产生的，但前二者的影响在金元时期便逐渐式微。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是北宋末人，在金不得志，后主要在山东各地收徒传教，最后于大定十年死于开封。在金统治时期，全真教在北方就已经获得很大发展。前述金正大四年重修王屋山阳台宫，就是由号栖神子的林州王志佑发起的；山西高平李门的真泽二仙庙，按李俊民的说法，始建于唐天佑年间，也是到金“贞佑（应为贞祐，下同——引者）甲戌烽火以来，残毁殆尽”^[63]，但也就在此时，“大金贞佑甲戌岁，国家以征赋不给，道士李处静德方纳粟于官，敕赐二仙庙作悟真观”，然后又于庚子（1240）重修。此人在丁酉岁（1237）曾赴燕京受戒，归后“请以白鹤王志道知神霄宫事”^[64]，可见与全真教的关系。又前引《重建修真观圣堂记》提到，主事的女道士张守微，“幼妇赵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舍俗出家，礼太原榆次县专井村玉真庵洞妙散人杨守玄为师，师乃长春真人门下宁神子所引度者也”。再有道者杜志元，据说在金正大五年梦见与道士讨论玄教，后来因躲避战乱而出家，到正大七年时“诣天坛，礼全真邱长春门下……”^[65]因此，在不金不元的蒙古国时期，全真教便成为华北社会重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进入元代，全真教的活动就更频繁地出现在华北的地方文献中。如山西高平全真教申志谨曾拜怀州青城观李志端为师，他创建的玉虚观请来了泽州长官段直等一应官员作为功德主，金状元李俊民撰文，元素子郭志宏校正，而在碑上列名第一的是段直的夫人，号清真散人，可见全真教在该地的地位^[66]。而在铁炉村的清梦观原为姬志玄所创，“贞祐南迁之末，兵尘骚屑，靡有孑遗。方河朔预宁，先生避地于齐赵之间，闻长春止风而悦之，乃易衣而道。久之历太原，经台山，杖履所及，观宇随立。户外之履常满，将尸而祝者众”。碑文中不仅讲到他个人的影响，而且也吹嘘了全真教在元代势力的扩大：“逮乎皇朝应运，奄有诸夏，上遣使征栖霞长春真人……特旨复燕，建长春宫，主盟玄教，蠲免门下赋役。……自是玄风广被，道日重明；参谒者雾集云骈，营建者星罗棋布。”^[67]

全真教的渗透性扩张是很厉害的。山西闻喜梨园镇有兴真观，原为太平乐府，即唐代的教坊，此时被全真教占为己有。该碑记作者为平阳长春观的秦志安，立石的是悟元大师管志明。该观的另一块碑记上说，自邱处机掌教以来，朝廷“俾为道者除徭役，免赋税，为国焚修。由是玄风大振，天下莫不宫观焉”^[68]。这些宫观是怎么来的呢？河北蔚县玉泉寺碑记中记载了元至元十七年的一道圣旨，其中提到，“前属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四百八十二处寺院内，将二百三十七处寺院并田地水土一处回付于和尚每者”，在蔚州就“先有故师耶耶侯先生元占浮图山古寺场盖庵观，次后□志明复占住坐”^[69]，可见全真教是在扩展自己势力的同时排挤佛教势力。虽然此时遭到忽必烈的遏制，但全真教依然在北方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全真教在华北的繁荣并不等同于地方社会的繁荣，但全真教的势力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当有密切关系。前引创建清梦观的姬志玄，经多年在外游历之后，回乡“载经父母之邦，复造先人之庐”，撰碑文的姬志真与其“同邻同处，同族而亲”，篆额者名姬汝弼，应该也是同里同宗之人，故而全真教道士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各地的权势群体，居于社会重建的中心。山西阳城析城山上有汤王庙，始建年代不详，庙中有宋徽宗敕封碑，《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三五亦有记载。元时这里也由全真教控制，至元十七年《汤帝行宫碑记》之立石人为王某某、温志信，篆额者为本庙李志清可证。碑文如下：

切以圣帝垂兹，赖志诚而所感，神灵显佑，必祈祷以□临，当思□泽恩可作丰年之庆。今开随路州县村行宫花名于后：

泽州在城右厢行宫一道，左厢行宫一道，南关行宫一道。

阳城县南右里一道，东社行宫一道，西社行宫一道，南五社众社人等行宫一道，白涧固隆行宫一道，下交村石臼、冶坊众社等行宫一道，泽城府底行宫一道，芹捕栅村等孟津行宫一道，李安众等行宫一道，四侯村众社等行宫一道，洸壁管行宫一道。

晋城县马村管，周村镇行宫一道，大阳东社行宫一道，大阳西社行宫一道，李村行宫一道，巴公镇行宫一道。

沁水县在城行宫一道，土屋（沃）村等行宫一道，端氏坊部行宫一道，贾封村行宫一道。

高平县□桂坊，南关里行宫一道，城山村行宫一道。

翼城县□曲一道，吴棣村行宫一道，中卫村行宫一道，上卫村行宫一道，南张村行宫一道，北张村行宫一道。

文（闻）喜县，郝庄等行宫一道。

河中府渔（虞）乡县，故市镇行宫一道。

沁南府在城，市东行宫一道，北门里行宫一道，水北关行宫一道，水南关行宫一道，南关行宫一道，东关行宫一道。

武陵县，宋部镇行宫一道。

济源县，曲北大社行宫一道，西南大社行宫一道，南荣村行宫一道，画村行宫一道。

河内县，清平村行宫一道，东阳管，东郑村行宫一道，伯乡镇行宫一道，北杨宫，西河镇行宫一道，高村□行宫一道，五王村行宫一道，万善镇行宫一道，长清宫许良店行宫一道，清花（化）镇行宫一道，吴家庄行宫一道，红桥镇行宫一道，□阳店行宫一道，武德镇行宫一道，尚乡镇行宫一道，王河村行宫一道，南水运行宫一道，□马村行宫一道，□□义店行宫一道。

修武县西关行宫一道，城内村行宫一道，□□河阳谷逻店行宫一道。

沁州武乡县，□□州南门里街西行宫一道，五州度行宫一道。

温县南门里行宫一道，梨川社行宫一道，南冷村行宫一道，招贤村行宫一道，白沟□行宫一道。

垣曲县墱坂村行宫一道，□□镇行宫一道。

河南府巩县行宫一道，石桥店行宫一道，洪水镇行宫一道，□力田村行宫一道。

偃师县行宫一道。

太原府太浴（谷）县东方村行宫一道，祁县圣王泊下村行宫一道，团白镇行宫一道。

平尧（遥）县朱□村行宫一道。

文水县李端镇行宫一道，□盘行宫一道。

碑文从另一角度显示了全真教的势力网络。名单中行宫最密集的是山西阳城及附近各县，再就是毗邻的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显示出密切的区域性联系。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区域联系、这样一种祭祀网络不大可能是元初立碑时才建立起来的，而是一种延续性的产物，它恰好表明了区域内部的某种机制，而这种机制会在社会重建中发挥某种作用。

《宋元明变迁》一书的作者注意到考察这一时期的政治连续性。他们认为，尽管以往的研究专注于某一朝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但我们对跨朝代的国家与其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演化过程却知之甚少。但他们也承认该书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清晰的描述和一致的看法（第19、21页）。从以上的例子和学界已有的成果来看，这种国家与地方政治精英的关系显然受制于南宋—金时期开始的南北异制，而后者又在元代被承袭下来，并由于前述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分离而得到加固。从那时起，南方士人与北方士人对于国家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反之亦然。从大量民间文献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社会对局势变化和国家政策的不同因应，前者会因自己面临的问题不同，而发明创造一套独特的体制，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对待某些大一统的制度，或是以“狐假虎威”的方式利用这些大一统的制度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也体现了大一统制度的力量。同时，这些独特的地方体制在不同的朝代也会保持相对的连续性。

我们无法确定明中后期是否可以作为这个“变迁”阶段的下限。显然，明中后期是我们可以发现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当时反映“正嘉”或“隆万”时期风气大变的材料不胜枚举。商业经济出现繁荣，士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大，政府控制松弛，等等，这些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假如我们想到，这一“变迁”时段的起点之所以被设定于南宋，是因为农牧关系发生了转折并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体制的话，到明中后期，这样一个问题脉络是否终止了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新变化以外，这个问题脉络是否一直延伸入清并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呢？

我们所需要的只能是在不同的问题意识支配下的更深入、细致和系统的研究。现在，研究明清历史者经常把目光投向民国时期，特别是治晚清史者，并不因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帝制与共和制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事实上，这种连续性也存在于宋元与明清之间，当我们关注某些问题时，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当我们关注另一些问题时，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以上都是一些很初步的、很粗浅的想法，还没有经过详细的实证研究的论证，当然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不囿于王朝的时间和空间而随着问题的逻辑自然延伸的探究方法。对其中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1] 这篇文字的部分内容曾以类似的题目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87—95页。全文原系演讲词，刊载于《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19—250页。特此说明。

[2] 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叶16a。

[3]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珠玑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4] P．J．Smith and R．von Glahn，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Introduction”，pp.1-2.

[5] 罗祎楠的书评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0—713页。

[6] R．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no.2：365-442．

[7]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8—222页。

[8]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第200页。

[9] 上图与下图分别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7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0] 参见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视域转变的意义》，见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11]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5页。

[12] 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第109页。

[13] 《汉书》卷八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58页。

[14] 《汉书》卷一○○《叙传下》，第4244页。

[15] 《晋书》卷二○《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3页。

[16] 《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09页。

[17]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96页；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50页；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23页；卷九一《货值传》，第3686页。

[18] 如《三国志》卷一四《程昱传》：“远览典志，近观秦汉，虽官名改易，职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显明分例，其致一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0页）再如《晋书》卷一八《律历下》：“自此以降，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第535页）又如《晋书》卷二○《礼上》：“自秦汉已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第644页）等等，都是在讲秦汉在制度方面是一致的。

[19]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二《祖宗加谥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1页。

[20] 《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卷二○九《艺文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95、5402页。

[21]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甲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89页。

[22]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第1157页。

[23] 《明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四年正月庚寅，第1170页。

[24] 《明太宗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第947页。

[25] 《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癸酉，第97页。

[26] 《明世宗实录》卷六九，嘉靖五年十月丁丑，第1581页。

[27] （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2页。

[28]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五，正统十三年四月己巳，第3196—3197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29]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四，景泰三年三月庚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卒。……尝欲修正《宋史》，请于朝，许其自修，未就而卒”，第4616页。

[30] 《明史》卷二八七《柯维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7页。

[31]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四一《诸恶·谋反·乱言平民作歹》，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重印本，第1401—1402页。

[3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中说：“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

[33]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四○《许奉使行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34] （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丛书集成初编》第20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5页。

[35] 柴泽俊、张丑良编著：《繁峙岩山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4—215页。

[36] 道光《繁峙县志》卷三《物产》，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叶1a。

[37] 《金史》卷一○八《胥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75页。

[38] （元）郝经撰，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奏议·河东罪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

[39] 《复建显圣王灵应碑》，原碑在山西阳城崦山白龙庙。

[40] 山西侯马《张氏墓志》描述了金时期一个一般农户的家境：“维大金承安五年岁次庚申四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吉葬记。秦村田福茂为妻张氏孙，本县牛村张守贞女，自入门后，成置产业，兼生长到六男二女，大男田泽，先妻王氏，后妻鲁氏；次男田浦，妻□氏；田溉，先妻贾氏，后妻□氏；田浩，先妻王氏，后妻高氏、祁氏；田□，妻王氏；田浓，妻行氏；女伴姑，夫郝□□；次女当当，夫康持修。其张氏年五十五岁，于大定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已身□，别取得朱长官□裴德遇女为妻，同治至今庚由岁，已十九年矣。又将产业增置，添展舍院，地土□全。家三十五口，除儿男外□半□养□，□畜外□，牛六只、马一匹、骡一头、羊百口、大车一具、通辕车一具。缘此，与男众人商议，将张氏旧坟并用砖砌造，葬殡记年。”

[41] 参见《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2] 《元史》卷九八《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8页。

[43]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44] 如中统四年“以宋忽儿、灭黑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见《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第90页）。又如至元十八年“括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即开封——引者）屯田”（《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八》，第232页）；二十七年“给滕竭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元史》卷一六《世祖本纪十三》，第333页）。

[45] 《元史》卷二七《英宗本纪一》，第601页。

[46] 《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第728页。

[47]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卯，“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每丁男月给米一石”，第2827页。

[48] 《重修礼拜寺记》《重修清真礼拜寺记》，原碑在定州清真寺内正殿两侧廊下。

[49] （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卷六《三关镇·疆域考》，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259页。

[50] 参见余振贵、雷晓静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书中录文及标点讹误甚多，引用时需核对原碑。

[51] 丁慧倩博士正在进行这些地方回民家族的研究，应该可以揭示更多的历史细节。

[52] 《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第101页）。亦有将此事系于至元四年者。

[53] 如：“世祖以前，草昧初开，其豪长鸠集荒残，能自成一旅即置为帅，如崞县之崞山军、五台之清凉军，皆有节度，仍金官制，与坚、代之永定军皆一时权宜，至建设路府而军号并各矣。”（光绪《代州志》卷一《职官表》，清光绪八年代山书院刻本，叶25b）

[54] 《龙虎卫上将军镇河东北路雁门留属兼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左领军行元帅杨公讳友碑记》，见新修《杨氏族谱》卷七《艺文》，第156页。

[55] 《元帅杨公讳友茔碑志》，新修《杨氏族谱》卷七《艺文》，第158—159页。

[56] （元）赵鹤鸣撰：《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元天历己巳）。

[57] 道光《杨氏族谱·新修族谱叙》提到：“汉唐谱牒，无以复考，爰及有元十七世院判怀玉公起而修之。”

[58] 《赠雁门杨无敌宗嗣匾叙》，碑存鹿蹄涧杨家祠堂。

[59] 关于代州杨氏宗族，可参见韩朝建硕士论文《边塞与宗族——宋金以降代州的权势变动和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

[60] 郝庄《董氏家谱》，《创建祠堂募缘序》。

[61] 关于闻喜宗族的情况，可详见王绍欣的博士论文，2008年。根据她的研究，尽管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不免对闻喜的地方秩序有所冲击，但此时的闻喜仍是一个以土著居民为主的定居社会，外来人口的徙入并未根本改变这里旧有的人群构成格局。元明易代之前生息于闻喜的诸多姓氏，其中大部分的发展脉络还是在元明鼎革之后得以传承延续。

[62] 详见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141页。

[63] （金）李俊民：《重修真泽庙碑》，晋城市地方志丛书编委会编：《晋城金石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403页。

[64] （金）李俊民：《重修悟真观记》，《晋城金石志》，第401—402页。

[65] （金）李俊民：《会真观记》，《晋城金石志》，第417页。

[66] （金）李俊民：《新修玉虚观记》，碑在高平良户村。

[67] （元）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在高平铁炉村。

[68] 己未八月《兴真观碑铭（并序）》、至正十三年《兴真观记》，见（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卷三八，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69] 光绪《蔚州志》卷九《金石志上》，清光绪三年刻本，叶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