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
——由张隆溪教授的演讲所想到的

［德/美］柯马丁（Martin Kern），韩潇怡译

非常感谢方维规先生邀请我来这里。我不是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在中国，所以这很适宜。去年，我和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初次见面，北大也是我曾经在北京学习的地方。当时，我们探讨了翻译问题，后来我收到了您的会议邀请。所以，非常感谢！

方先生还请我做评析，能够评论张隆溪教授内容丰富的演讲，我深感荣幸。我来到这里既兴奋又紧张，我原来知道张教授大约会演讲四十分钟，但我们只得到一份两页纸的摘要。我事先做笔记时浏览了摘要，但他完全偏离了那份摘要。最后，他又回到摘要中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我的关注点。

我认同张隆溪教授最后所说的观点：我们应该把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佳作，即我们的名著和经典，引入世界文学。我们不能推介每部作品，名著和经典才有意义。达姆罗什教授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详细阐明了这一点：审视世界文学的方式之一，就是审视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我们想到杰作之“联合国”，我对此部分认同，但也有不同意之处，我们可以讨论。本着这种精神，我将提出一些观点。

如惯常所做，我很高兴张教授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开始讲起。我在我的祖国德国学习过德国文学，而且特别喜欢歌德的作品。我们反思世界文学时，一开始总会谈到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那篇歌德的文章。

我坚信，在我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化领域，仅用中国固有的术语去还原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不可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我们必须把它们置于比较的视野中；面对世界文学，这正是为了找到某些方法，以便身临其境地想象它们所属的古代文明世界。

我要强调，在我的研究领域，我们通常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古代经典，并且总是这么做。这一方法在不断进化的中国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年，尤其在20世纪早期影响最大，上午讲到的胡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美式教育的成果。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方式，其实是“五四”方式；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阅读方式，为一个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寻找文化源头。18、19世纪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和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在德意志民歌和民间故事语言中探求自己的源头（不仅是德国文学，还有德语）。

那么，我想提我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例子。近现代中国读者正是这样阅读《诗经》的，尤其是《国风》。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自己从这些近现代解读中释放出来，以便身临其境地重新发现作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经典文本。我们不能仅根据最新的经典解读，说它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运用的。英国小说家哈特利（Leslie P. Hartley，1895—1972）在其1953年的小说《送信人》中写道：“过去犹如异乡，人们在那里做的是不一样的事。”《诗经》正是如此，要想从彼时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诗经》，我们几乎要忘掉近现代学者所说的一切。先秦时，没有人会问这个文本从哪来，它的本意是什么，作者是谁。这些全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先秦时代的人，包括孔子，关注的是你能用《诗经》做什么，怎么用才合适，以及怎样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沟通方式。我认为，这不仅是《诗经》在服务于帝国和其学者之前的作用，这也恰恰是世界文学的作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作品来自哪里，作者是谁，以及作者想表达什么，都具有一定相关性。但是，达姆罗什教授在他书中有力地表明：一旦作品进入不同的文化环境，其意义必定会变化，原作者身份之影响也会减弱，或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

张教授在报告最后说道：我们确实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文学引入世界文学。我完全赞成，世界文学显然不是文献的任意集合，何况我们还有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请允许我提醒诸位，我认为相对于书面文学，《诗经》更应该是口头文学。

我们需要一些筛选方法，从而把自身传统中最佳的作品介绍给世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话题。显然，如张教授所言，我们一旦谈到世界文学，必会谈到翻译；同时，我们也必须回到耶柔米，^[1]发出和他一样的疑问：我们应该翻译意义，还是翻译词语？而且，我们也想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所提到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把文本呈现给读者，还是把读者带到文本面前？诚然，我们需要翻译，而且要认真对待它，难道仅因为巴别塔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吗？^[2]世界文学要求翻译，但翻译不仅意味着从一种当代语言到另一种当代语言，翻译也意味着从过去到现在。我认为，我们用哪种语言阅读《诗经》都不重要，因为过去是异乡，我们都在翻译，包括我们今天用现代汉语来阅读和理解古汉语。翻译一直都面临上述问题，但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正如孔子所说，我们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希望这个来自《论语》的道理，能够唤醒中国人的思想。

现在，我们思考如何将本民族的佳作推向世界。读张教授的评论时，我想到一个模式，这就像我们把优秀代表派往“杰作联合国”。当然，文学不是民主，可这或许是件好事。下面我们要问：怎样组织“杰作联合国”呢？其中都有哪些国家，或者哪些语言？可以派多少代表？根据什么原则——国家规模，人口规模，还是不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哪些国家或团体有资格成为代表？我觉得这些问题在中国也会反响很大。

谁来决定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名著？谁掌握选择权？何时出版的作品能够入选？我们怎样评价那些本时代明显还不是经典的作品？它们必然是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仅关注杰作，就会再次制造出自歌德起，世界文学一直在抗争的正典性（canonicity）和霸权问题，除非我们在自己的团体中反复追问：到底什么可以进入世界文学，什么不可以？

达姆罗什教授早已论证过，世界文学通过翻译获得生命。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念，它颠倒了筛选过程，对方或外方决定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自我文化中的经典，并把它们引入世界。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和自我文化（孔子所谓“斯文”，即我们的这个文化）被某些我们不太喜欢或认可的代表作，呈现在“杰作联合国”中。俄罗斯人决定美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印度人决定中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当然，这看起来很难接受，但你仔细想想的话，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译者决定怎样翻译，可他们使用目标国家的语言，而不是原著语言，对吗？他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作品如何在他们的语言中达意。一部名著怎样在世界中存活和流传，取决于翻译而非原文。我们无法掌控本国的经典如何走向世界，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及获得哪些意义。

看来真正的问题还是翻译。翻译的一个常见弊病是，它让文本变得扁平。翻译总在某种肤浅的层面上进行，这可能会简化一个伟大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经典都不可能被完全翻译，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它在原语境中的涵义太过丰富了。

下面我们来谈谈“经典化”（canonization），即关于何为经典的共识。为了吸引所有人，为了成为典型，经典作品不得不变得扁平。在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它必须接受不属于它的东西，即后代读者的文化语境和需求，不管那是历史还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于是，我们看到经典是多么频繁地与国族目的、国族建构联系在一起。仅凭这个缘由，经典就没有护照，至少是没有签证。

这里，我的观点归结为传统的悖论：我们常常把一些作品当做它们所属时代，或某种类型、某种观念的经典和典型；但事实上，它们在自己的背景中并不是典型的，而是与众不同的。最佳文学作品的准确定义是，它们超越了自身的时代，从而适用于任何时代。它们总是打破令人愉悦的现状，超越周围的人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杜甫的伟大之处，去读他的同代人写的东西，你就明白杜甫为何伟大了，因为他和别人不同。他不是典型，如果你认为杜甫是盛唐时期的代表，那么你错了，他完全不是，当时的诗歌选集中没有一首杜诗。那么，他的诗作为何成为经典？因为它们不仅未被本时代的文化所同化，还把当时的文化带到一个新高度。或者，我们再想想陶潜，今天上午好多人谈到他。陶潜成为经典花了多长时间？大约七百年！真够漫长的。再想想歌德，他生前已经在德国和德语世界功成名就，完全可以靠卖自己的书来谋生，这在当时非常罕见，但歌德做到了。然而，当他步入晚年，写了他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即歌德的晚年诗歌，他完全不被自己的时代所接纳。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研究歌德的德国学者才克服了其晚年诗作给德国文学带来的颠覆。20世纪50年代，有些学者举起双手问道：歌德是否失去了语法感？是否被衰老击倒了？当然不是，如果你阅读他最好的作品，我相信会有不少人表示赞同。

这就是世界文学的潜能，世界文学的经典。这些文本在自己的时代都是颠覆性的，决不完全是自身文化的产物，因此，它们具备在别处或别时引起共鸣的可能性，或许比它们在自身文化中的影响还大。我们必须给这些伟大的作品充足的生存空间，移除掉文化强加给它们的关于经典和典型的要求，给它们自由。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在自身文化中的差异性、独特性、孤独性、非典型性以及非同一性，必须考虑到文学在自身语境中巨大的他异性（alterity），或至少是巨大的多义性（今天上午提到的词），它们一直在抵制经典化和翻译过程中的扁平现象。

我想，这就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那句“经典文本永远不会停止表达它不得不说的东西”的涵义。当我读到《为何读经典》这篇精彩的文章，这句话令我眼中含泪。卡尔维诺在结尾处说得很好，他能告诉我们阅读经典的唯一理由是：读经典比不读好，这句话其实比字面上的含义深刻得多。我们最好的作品在本质上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最初它们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但它们具有颠覆性，于是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文化。

然而，这类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怎能不经过同化、本土化和扁平化？它们怎样才能保持本色，不顺从于充斥在周围的国族话语和国家建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一部伟大的作品作为代表送到“世界文学联合国”，我们是否首先要削弱它？不仅通过翻译，而首先通过经典化，改造作品以服务于自己的国族意图。

那么，我们怎样看待那些还未成为经典的本时代作品呢？世界文学只是文集的博物馆吗？其中只有逝者吗？逝去多久才可以？它们要经历怎样的死亡，才能作为世界文学被复活？再想想陶潜和杜甫，他们沉寂了多久，才得以在自己的文化中重生？

假设我们同意上述所有看起来难以接受的论述，那么，当我们把名著引入世界，我们还必须考虑文本本身。我们要允许它们被读者彻底重新解读或者改写。美国人愿意把他们的名著让中国读者重新解读吗？反过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无关痛痒的。如果这个过程毫无痛苦，就是无效的，世界文学必然有所损伤。当文本被翻译到本国语境时，必会产生不适；当一个文本被带到广阔的文学世界，它也必受损伤。如果文本在进出过程中没有张力、没有分歧，那么，我认为有些东西还未奏效，未被改造成世界文学。评选世界文学的大会不是安逸而默契的，相反，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我们都不得不发觉和承受经典那颠覆性的、令人不安的潜在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的经典很可能动摇作为其来源的国族经典。换句话说，属于世界文学的国族经典，无法以其国族意义生存下去。世界文学必须和国族经典对话，并扰乱和破坏其国族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学与成为国族经典之前的那个文本联系起来。一方面，你要发现本国、本民族最佳的经典名著；另外，还要抛开一些成见，如自我文化需要从中得到什么，以及把一部经典奉为世界文学的依据是什么。以国族为目的的民族文学没有通行证，它迷失在文本的民族主义中。

这就是我在我们的讨论中发现的问题，或许我们还可以谈论更多。谢谢！

[1] 耶柔米，或译哲罗姆（Jerome，347—420），《圣经》的拉丁文译者。公元4世纪，耶柔米根据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将《圣经》译为拉丁文，其译本被称为“武加大译本”或“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公元8世纪后，该译本得到普遍认可，现代《圣经》的主要版本，皆源自耶柔米译本。——译注

[2] 巴别塔，亦称通天塔，源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分散各地。此故事试图解释人类不同语言和种族的缘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