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和胡全章博士相识大约是在某一次学术会议上。2005年初夏，我又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对他的印象逐渐加深。近几年，全章又送给我他写的几本书，我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知其属于勤奋多思、虚心好学的一类。前几年我在中国近代文学年会上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开拓首要的是靠年轻博士们的参与。故我对其中的后起之秀特别关注，希望他们能更快、更踏实地成长，早日开创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胡全章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作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名老兵，其拳拳之忱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诗界革命”的问题，自1900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诗界革命”的探讨，考察范围大多仍局限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少数报刊，而所涉及的“诗界革命”阵线中的人物也只有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至多再加上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麦孟华、丘炜萲等人。由于研究主体视野的限制，许多本应属于“诗界革命”阵营的、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新派诗及其作者均未纳入考察范围，致使若干文学现象被遮蔽。对于“诗界革命”源流、性质、特点及其影响的评价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符合其原生态的历史面貌。

正是有鉴于此，全章从更广阔范围的史料考察出发，通过数年认真的研究，对“诗界革命”中的诸多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为全方位地研究“诗界革命”运动提出了更多翔实可靠的资料。

首先，全章扩大了“诗界革命”考察的视野。如果说，过去研究“诗界革命”运动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前面提到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三大报刊，胡全章的这部专著则把考察对象扩大到一个更广的范围：从梁氏在国外主办的三大报刊到澳门的《知新报》（1897—1901），从上海的《选报》（1901—1903）、《时报》（1904—1912）、《中国白话报》（1903—1904）到北方重镇天津的《大公报》（1902—1919）、北京的《京话日报》（1904—1906），从南海之滨厦门的《鹭江报》（1902—1905）到广州的《粤东小说林》（1906—1907）、香港的《中外小说林》（1907—1908），从芜湖的《安徽俗话报》（1904—1905）、常熟的《江苏白话报》（1904）到重庆的《广益丛报》（1903—1912），再从上海的《女报·女学报》（1902—1903）、《女子世界》（1904—1907）、《中国女报》（1907）、《神州女报》（1907—1908）到日本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等，凡是刊登过“诗界革命”体诗歌的报刊都在他的考察之列。从该书后面的征引文献看，他所使用的报刊主要有52种；这52种报刊，绝大多数都是百年前发黄变脆的古色斑斓，过去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很少考察过这么大面积、大范围的资料。全章将它们发掘出来，使有关“诗界革命”诸问题的研究更加准确和客观。因为这52种报刊，既有在国外出版的，更多的是出版于国内各地，它们反映了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这次“诗界革命”运动在中国知识界群起响应、遥相呼应的盛况，以及在中国近代诗坛上所产生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已有研究者关注到这些报刊与“诗界革命”的关系，如左鹏军的《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郭道平的《“诗界革命”的新阵地——清末〈大公报〉诗歌研究》（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等。

其次，“诗界革命”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次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诗潮，它的作者（即诗界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过去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诗歌史》中所描述的那三五条汉子七八条枪，而是20世纪初近代知识群体广泛参与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诗界革新运动。它的作者队伍，如就《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一书所提供的资料来统计，当以数百人计^[1]。其中既有众所公认的早期的“诗界革命”派诗人，如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梁启超，也有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金天翮为代表的革命诗潮中的健儿，即后来的南社诗人，还有张扬女权、誓尽女国民天职的巾帼英雄如秋瑾、燕斌、杜清池（持）、唐群英、张昭汉等。由这三个方面军组成的诗界革命队伍（其实并不限于这三个方面军）人数众多，十分可观。这里仅以《大公报》《时报》为例，前者1902年创刊，至1911年约十年间，在《大公报》发表过通俗诗歌（“诗界革命”体）的作者约140人；稍后，1904年6月，康门弟子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时报》，其“词林”和“平等阁诗话”两个专栏（按其中的作品也并非全是“诗界革命”体），就刊登过230余位诗人的作品，仅这两个数字就可说明20世纪初的知识界人士对待“诗界革命”争相参与的热情和群起呼应的盛况。而这一点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缺少具体的描述和原生态史料的支撑。这一开拓是胡全章教授这本专著对“诗界革命”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三，对于女性作者群的发现和重视。过去人们论述“诗界革命”几乎无人谈到女性的参与。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诗界革命”的范围不能局限于维新派诗人，革命派诗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秋瑾等人也属于“诗界革命”阵营的人。^[2]于女性诗人我只是提到有代表性的秋瑾一人，对于众多参与“诗界革命”的知识女性，并未提及。《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专列一章“清末妇女报刊与诗界革命之延展”，书写了近代女性群体参与“诗界革命”的热情。作者首先描述了近代妇女报刊刊登“诗界革命”体诗歌的概况，该章从1902年陈撷芬创办的《女学报》讲起，对此后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1904）、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1907）、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以及上海城东文学社编辑的《女学生》月刊（1909—1912）、《女学生杂志》（1910）均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在“诗界革命”大潮中所出现的这批女性作者，保守估计也当不少于百人。她们在拯救祖国危亡、大力弘扬女权、宣传女学、主张男女平等时代主旋律中吟咏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名词而又符合“旧风格”的诗歌，这些新派诗，在女权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又以女性特有的风姿拓展了“诗界革命”的疆域，壮大了“诗界革命”的气势和力量，从而成为诗界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胡全章教授的专著《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我读了书稿之后，写下了上面的几点读后感，权作为“序”吧！

郭延礼
2016年新春于山东大学

[1] 关于近代报刊中各种诗歌栏目中的署名作者，据胡著中的统计，《知新报》约50人，《鹭江报》约60人，《女子世界》约95人，《清议报》约150人，《新民丛报》约100人，再加上已列出的《大公报》和《时报》中的署名作者370人。以上统计数字还只是近代报刊中的一部分，即使剔除各报刊的署名作者重复的部分，其参与人数也十分可观。

[2] 郭延礼：《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文史哲》，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