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觉醒
在任何其他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诉讼都没有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都没有这样居于主导地位。哪怕是与此相近的情况，都没有。
——大卫·赛福（David Sive），1988
所有这些，因何而起呢？
我们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我们都知道世界将如何毁灭。一道闪光、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我们飞上天空。为了活下来，我们必须按照政府拍摄的电影所教导的逃生技巧，钻到课桌底下。我们坐在教室的后排，虽然我们觉得这样的训练有些问题，但还是这样练习。不管是我们自己私下议论还是向他人求证，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活到老年。
此后又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听说土地受到毒物污染、伊利湖（Erie）死亡、河流失火，也听说烟雾在伦敦导致很多人死亡，还听说匹兹堡（Pittsburgh）连续数周都有很浓的烟雾，政府要求人们尽量不要出门。秃鹰已经濒临灭绝。棕色鹈鹕（Brown Pelican）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吉祥物，但是杀虫剂导致这种动物两度濒于灭绝。油污覆盖了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海岸，装化学品的旧罐子被偶然发现了，畸形的幼鸟纷纷死亡。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死法，连炸弹都不需要。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也能在家门口闻到，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生活方式。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1970年4月的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好像是变魔术一样，五十多万人涌上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有的人独自前往，有的人全家出动。这些都是在国庆日上街游行的普通民众，一生从未抗议过任何事情。但是这一次，穿着沙滩短裤的男人、推着童车的母亲、儿女已经成年的老太太、嬉皮士、直人（Straights）、坚定的环保人士、看热闹的人，各色人等汇成了人海，自制的标语和横幅从华盛顿纪念堂一直延伸到水池的另一边。他们对于发生在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希望早日停止。然而，政府在前进的车轮上昏睡，麻木不觉。
每个人对于地球日活动都感到吃惊。美国联邦调查局坚信地球日活动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在广场周围观察，记下了参与者的姓名。在全国各地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相似的抗议活动，而且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所导致的骚乱当时还没有完全停止。美国年轻人当时创造了一个新词，“生态怠工破坏行为”（ecotage），并且寻找为了表达生态环境保护诉求而进行破坏行为的可能目标。这同样有可能导致丑陋行为。
接着，另外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没有出动军队，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予以回应。美国允许抗议污染的人们将政府告上法庭，他们的利益诉求最为强烈。普通公民，也就是在国家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法院与强大的美国政府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保护环境。这个想法是革命性的。
曾经有一些先例，但是非常少。法律援助团体、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曾经代表自己的客户起诉美国政府。更近一些的案例是，城区业主就高速公路侵入社区提出质疑。甚至联邦检察官也采取了行动，对于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污染者提起诉讼。这类诉讼越来越多了。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享有所有权、仅仅与他人分享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这个观念仍然是让人吃惊的。很快，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等环保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并且开始胜诉。
就像他们以前对地球日活动感到吃惊一样，政府及其产业界的盟友对于这些发展也感到非常吃惊。这影响到大笔财富。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等强力机构的形象也受到影响，更不要说支持这些机构的政客的形象了。因此在那年秋天，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联邦财政部提出，将取消提起环境诉讼的社会团体的慈善机构资格。这可是“放大招”了。取消慈善机构资格，捐赠人就不能就其捐赠获得免税待遇，这将导致这些环保社团失去资金来源，也将使很多环境案件胎死腹中。这些环保社团奋力回击，并在国会中结成联盟。来自纽约州的贾维茨（Javits）参议员说，“在街头抗议的那些孩子们，除了搞破坏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表达抗议的渠道”，诉讼、赋予公民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就是这个国家对此情况的回应。联邦财政部长退缩了。
回首过去，环境诉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首先一个障碍就是诉讼主体资格。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环境问题初现端倪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起诉政府的原告主体资格，这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所有人，尽管他们觉得因为环境污染再次遭受伤害。最终在1965年，法院作出了迥异以往的判决，认为这些人也有原告主体资格。该判决就是针对暴风王山案作出的，本书将其作为第一个案例。接着，其他国家的法院也作出了此类判决，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这些案件，不是宏大战略的结果，也不是按照计划提起的。相反，不论是在加拿大、俄罗斯、远东，还是在地球南端的火地岛，都有一些人深信，公民也应当有权通过诉讼保护环境。他们并不期待因此获得经济利益，如果他们想获利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这些人可以援引的法律更少，面临的现实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因为鼓励民权惨遭拘捕。在莫斯科，一位优秀律师因为环境诉讼几近破产。本书讲述的另一位律师，在海上拦住一艘非法砍伐森林的船舶，作出书面记录，为提起诉讼做准备。几年之后，他最亲近的一个同事在家门口惨遭杀害。这并非鲜见。
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也是环境保护如何在最难预料的地方出现的故事。从暴风王山开篇，哈得孙河高地的发电厂为本书拉开了序幕。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个日本案例，在该案中，为了保护神社中的古木，人们对该国最为强势的建筑部门提出质疑。接着，来到菲律宾，讲述欧博萨及其孩子的故事，以及正在消失的热带雨林。此后，来到加拿大，三级阶梯水力发电站，每个都是一次伤害，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因为该案确立了联邦环境保护职权。本书还讲述了与印度的泰姬陵、俄罗斯的列宁树有关的环保故事。在希腊，河神仍紧握着阿刻罗俄斯河的命运。最后，我们来到智利，来到地球最南端的森林，讲述延龄草项目案。
我选择讲述这些案件，因为它们开启了新的道路，也因为它们涉及非常的地方、非常的事情。但是，我写这些案件，更是为了赞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们不畏强权，仗义执言，仗剑而行，保护我们的自然世界。我们的自然世界，其美无以言表，其价无以复加。追随着先行者的步伐，我们绝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