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何谓亚洲主义
也许所有人都曾预想，21世纪亚洲在世界的地位将会提高。过去日本曾高唱亚洲主义，也是广为人知的事情。
在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结构重整阶段，亚洲主义顺势而生。其诞生与变迁折射出近代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圈”特殊的一面[1]。作为战败以前日本重要的思想潮流，越来越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亚洲主义。
1．亚洲主义的成立基础
目前，人们对于亚洲的地理性概念已没有任何疑问。除了地球仪和世界地图等工具，从人造卫星观测到的画面也更加深入人心。然而，将地球划分为五大洲这一认知世界的方法，尽管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实际上始于近代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即最近一两个世纪才固定下来。
有史以来，地球上的各个地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世界”。根据辞典，“亚洲”的语源来自亚述语中的assu（“日出”之意），而“欧洲”的语源来自闪语的ereb（“黑暗”或“日落”之意）。即从古代文明中心“东方世界”来看，日没之地（希腊地区）即欧洲，与其相对的日升之处（亚述地区）为亚洲。古代文明中心的“东方世界”与“黑暗”地域的区分，被扩展于今天的地理概念中。
所以，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明显是按照大陆板块来划分，只有欧亚大陆是在同一片陆地上划分为亚洲和欧洲。换句话说，因为人为决定了欧洲和亚洲是不同的洲际，所以承载两大洲的同一地球板块合称“欧亚大陆”（Eurasia）。
众所周知，对近代以前的日本人来说，世界即大和（Yamato）、唐（Kara）、天竺（Tenjiku），对中国人来说则意味着华夏世界。一个有名的故事是，清末著名文人梁启超也是在18岁时（1890年）在上海读到《瀛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和诸国”
。鸦片战争的成果之一、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日本幕末时期被翻刻，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对明治维新产生巨大影响。
在与他地域、他文明相对比，将自己相对化的过程中，“亚洲”认识逐渐明确化。
在中国与日本意识到自身是亚洲成员之前，欧洲人将非欧洲人即非基督教徒居住地区（欧亚大陆的东部）划定为亚洲，从近东到远东层层施加压迫；受欧洲侵略而被迫意识到自我存在，从而诞生了近代的“亚洲”概念。结果“欧洲主义”的内容无人问津，反而形成了主张与欧洲对抗、强调自我存在的“亚洲主义”，对日本和中国来说，亚洲主义的基础是在世界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形成的。
既然亚洲主义与欧洲对亚洲的侵略相关联，那它根本上必然包含着与欧洲相对抗这样一种思想的“对立”构造，且其中一极应该与亚洲地缘、文化的同质性连动。为了避免被侵略和灭亡，亚洲必须引进欧洲的先进性（富强），即亚洲一方必须在与欧洲形成地理和空间性的对抗关系基础上，走追求欧洲式富强的路线。亚洲主义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二重关系中形成。
互相团结合作以对抗欧洲的“兴亚主义”，即所谓的“亚洲主义”诞生了。此时所提倡的团结合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必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这是亚洲主义的起点。
然而，追求富强的路线中，亚洲诸国如何团结合作、携手共进是一大问题，所以较早完成“维新”的日本开始提倡“脱亚”，在某种意义上是顺理成章的。问题是先驱者是否应该变成压迫者？日本的亚洲主义后来放弃与亚洲诸国平等的团结合作，以日本优势为轴心转而谋求侵略。
[1] 关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接触，及对其的接受所产生的东亚“世界”的变迁，参考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
[2]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一，16页。
2．亚洲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
亚洲主义历史表面上的终结，是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这几乎没有异议。但其出发点在哪里却是较为难解的问题。本书认为，近代的西力东渐是亚洲主义诞生的基础，所以其出发点可以是幕末吉田松阴“海外雄飞论”等，但本书暂不涉及思想史的推进，以1880（明治十三）年兴亚会（以亚洲合作振兴为目的的团体）的成立为起点，重点考察亚洲主义早期的中心人物之一曾根俊虎，以及兴亚会的前身──振亚社。
兴亚会最初的构想是将整个亚洲纳入视野，但实质上还是以与中国的关系为主，加之笔者力量有限，故本书的考察以中国为中心。
从1880年至1945年战败，本文将亚洲主义六十五年的历史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对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框架下，以日本的优势为轴心；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追求日本的利益（就这一点来说已丧失了亚洲主义的本质）。
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大体对应着政治情况的变化。早期与中期的分水岭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侵华。在那之前已开始划分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紧接着八国联军出兵并缔结《辛丑条约》，再发展到日英同盟、俄罗斯侵占中国东北、日俄战争。也许有人认为，没有将甲午战争这一使两国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事件作为分水岭是不可思议的，后文将就此做具体说明，此处先提出结论，即亚洲主义的变迁与其他诸事象多少有着时间上的错位，从中也能看出东亚史中文明史特殊的一面。
从中期到晚期的推移，主要是1928年的第二次山东出兵。当时借口保护海外日本人安全的紧急“自卫”措施，日本出兵制造了“济南事变”（济南惨案）。日本无视国际法，主动在自己需要的地点与时间对中国发动所谓“事变”，并试图逃避国际法制裁。
这是体现日本对华政策发生飞跃性质变的事件，代表日本放弃了与列强的合作，转而追求自身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占领东三省并建立傀儡政权，1937年从“卢沟桥事变”到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就是这种政策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主义无疑成为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言。
本文将尽力发掘早期亚洲主义被埋葬的历史，并从史学角度进行考察。只有把握亚洲主义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才能展开后面的论证。
这一时期的尾声——1898年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不仅是划分早期和中期的重要分界线，它的历史影响甚至关系到中期的推进。本书将对第一时期的终结点——东亚同文会进行必要的讨论，章节构成如下：
第一章 曾根俊虎与振亚社
第二章 兴亚会
第三章 亚细亚协会
第四章 东邦协会
第五章 东亚会与同文会
第六章 善邻协会──关于冈本监辅
第七章 善邻译书馆
终 章 早期亚洲主义的历史意义——东亚同文会的成立
3．亚洲主义的研究史
探讨“亚洲主义”研究史时，首先要举竹内好《亚洲主义之展望》为例。这是竹内氏编《亚洲主义》[1]附录的解说文章，它对战后学术界、舆论界对亚洲主义的关注起了决定性作用，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文章，引人深思。因其重要性，松本健一新近做了《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精读》[2]这一详尽的解读。
竹内氏认为亚洲主义的内容千差万别，与“膨胀主义或侵略主义完全不同”，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以及国粹主义也完全不同”。但同时也说“与上述主义均有重合部分，特别是与膨胀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的确，通过与关系较近的各种主义的比较，可以使人建立更加鲜明的印象，但是早期的亚洲主义并不是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的。“亚洲主义并不是具有实质内容并且在客观上可以界定的思想，而是一种倾向”，对于这种定义，笔者更是无法赞同。
作为上述引文的补充，竹内好还说：“更为确切地说，亚洲主义是明治维新革命以后的膨胀主义中诞生的一个果实。”对此可以做更详细的说明，但大体而言，就对早期亚洲主义的考察来看，这一见解与史实有很大出入。与其说“膨胀主义中诞生了亚洲主义”，更应该说膨胀主义是亚洲主义的一个侧面，两者相伴而生。
笔者更加无法赞同的是，竹内氏认为可以从史学角度叙述亚洲主义“大概是中了历史主义的毒之后的偏见”。笔者认为，无论其主观色彩多么浓烈，历史上出现的“主义”都是可以用史学角度来加以叙述的。所以在详尽学习了竹内氏研究后，笔者才敢于公开本书。
虽然有很多批判，但竹内氏开启了亚洲主义研究的道路，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与竹内氏一起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是桥川文三氏，他在1960年代的相关文章以《脱亚论以后》为副标题，收录于《顺逆的思想》[3]。
另外，桥川氏的研究中必须提及的是《黄祸物语》[4]。“黄祸论”在今天完全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实际上它与渗透于生活各处的人种“学说”有密切关系。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将文明的发展阶段与人种的优劣相结合，将欧洲白种人对其他地域有色人种的统治合理化、正当化，定义出黄种人的兴盛是对欧洲复仇的“黄祸”概念。
前面提到没有欧洲主义但有亚洲主义，其实“黄祸论”就是亚洲主义用极其扭曲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欧洲主义”，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在欧洲稍稍引起关注，反映出包含亚洲主义的亚洲觉醒已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列举关于早期亚洲主义的几项研究。1970年代酒田正敏的重要著作《近代日本对外强硬运动之研究》刊行[5]。其后的研究和著作多以此为依据，此处无法一一列举。花费大量精力研究曾根俊虎的佐藤茂教发表了与明治初期政局相关联的大胆推论[6]。
另外安冈昭男发表了关于东邦协会的研究[7]。197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充满活力。
进入1980年代，中国史方面出现了伊东昭雄的系列研究，均是有用的力作，与本书相关的是《关于明治初期的兴亚论》[8]。笔者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仅列举观点不同的两处：一，伊东氏认为大亚洲主义来自日本人历史经验的积累（而笔者认为基本上是近代的产物）；二，“兴亚论”的相反概念是“灭亚论”，而不是“脱亚论”[9]。
的确，从语义上来说，“兴”的反义是“灭”，在富强路线（发展方向）层面上做对比时，维持对等关系的“兴亚”与彻底脱离的“脱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福泽谕吉写成《脱亚论》时，《时事新报》就曾提倡有必要创立与兴亚论相对抗的“脱亚会”[10]。在日本战败后的1960年代，“脱亚”等同于“灭亚”的认识确立之后，它们才被看作历史性对立的思想。
日本史研究方面也有黑木彬文精心的研究成果。1993年他与鳟泽彰夫共同编集并刊行《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11]。这个资料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兴亚会报告》共35集（明治十三年三月到明治十五年十二月），《亚细亚协会报告》共23篇（缺明治十九年第二篇，含第二年报[12]；明治十六年二月到明治十九年五月），7种规则，5种名簿，2种证明书，加上《曾根俊虎写给伊藤博文的意见书》等珍贵文献，再配以两位编者详尽的说明，对此领域研究的发展厥功甚伟。
1990年代，并木赖寿将兴亚论与中国方面的评价相结合，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3]，这是认真读解《循环日报》的力作，但笔者对他将当时的兴亚论归结为“独善”的结论无法赞同。另外，中村义多年的研究《白岩龙平日记》刊行[14]，中国学者赵军的著作《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出版[15]，菅野正填补了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空白[16]。广泛包罗亚洲认识的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也问世了[17]。
传记资料中最重要的是《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和《对支回顾录》（含《续对支回顾录》）。《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由葛生能久监修、黑龙会出版部发行，分上、中、下三册，是1934—1936年即“满洲国”成立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编撰并刊行的。下卷收录了先觉志士1015人的传记。原书房于1966年出版复刻本，收入《明治百年史丛书》。
《对支回顾录》是东亚同文会的编撰物，由东亚同文会内“对支功劳者传记编撰会”的代表人物中岛真雄编辑，同编撰会发行，上、下卷均在1936年4月刊行，6月刊行订正再版。下卷的“列传”中收录约八百人的传记，从时间上看可以认为是为了与《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相对抗。由同一编者编辑的续编上下卷，换了出版社，于1941年出版，下卷“列传”收录二百余人的传记，这也由原书房在1968年作为《明治百年史丛书》之一种，出版复刻本。
这样两部大著，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由黑龙会与东亚同文会刊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是当时对明治以后中日关系进行的评价，无论是否赞同其观点，都必须承认它们对亚洲主义史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单行本传记中最重要的是上村希美雄的《宫崎兄弟传》[18]。所谓宫崎兄弟是指宫崎八郎、民藏、弥藏、寅藏，他们都具有独特的思想并为之奋斗终生，特别是宫崎滔天（寅藏），是亚洲主义“活标本”似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开始刊行的这部巨著，是早期亚洲主义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文献。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关于《大东合邦论》作者樽井藤吉。樽井作为提倡社会平等和公众最大福利纲领的东洋社会党创始人，非常有名。他的“日韩对等合邦”的构想被竹内氏称赞为“空前绝后之创见”（前引书37页）。《大东合邦论》于1893年刊行初版，樽井在“日韩合并”的前夕发表《日韩联邦之议》等文章，响应政局潮流。《日韩联邦之议》刊载于东亚青年会的报纸《东亚》，上村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残缺的部分。樽井提议“联邦”的理由是，“第一，将现今朝鲜纳为保护国，如不收取保护费，我日本只损则无益，作为联邦必须分担其政费”等，后面都是过去作为《大东合邦论》主倡者陈述的意见，不堪卒读[19]。
“合邦”与“联邦”在字义上所表现的对等性几乎毫无差异，但它们却在樽井赋予的思想内容中变化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虽说上村好像发自肺腑地为后来的“日韩合并”感到高兴，但其史料发掘过程中的良苦用心让人敬佩之极。上村氏的发现为此前研究提供了补充，虽然没有动摇“大东合邦论”的根本思想，但对其创建者、思想家樽井藤吉的思想有着敏锐的捕捉。
[1] 竹内好编《アジア主義》，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筑摩书房，1963年。
[2] 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
[3] 桥川文三《順逆の思想──脱亜論以後》，劲草书房，1973年。
[4] 桥川文三《黄禍物語》，筑摩书房，1976年；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
[5]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6] 佐藤茂教《『興亜会報告』と曽根俊虎──興亜会活動に見る曽根の一軌跡》，福地重孝先生还历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编《近代日本形成過程の研究》，雄山阁，1978年。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引田利章の経歴紹介と曽根俊虎に関する若干の史料》，《史学》（三田史学会），第45卷第1号，1972年。《『公文備考』に記載せる曽根俊虎被告事件》，《史学》（三田史学会），第46卷第3号，1975年。
[7] 安冈昭男《東邦協会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法政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2号，1977年。
[8] 伊东昭雄《明治初期の興亜論について──大アジア主義の形成》，《横浜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第33卷题3号，1982年。伊东氏在广义上使用大亚洲主义。另外还有《清仏戦争と東アジア·試論──日本人の反応について》，《横浜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第37卷2·3号合并号，1986年。《『琉球処分』と琉球救国運動──脱清者たちの活動を中心に》，《横浜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第38卷2·3合并号，1987年。
[9] 伊东昭雄《明治初期の興亜論について》，一在58页，二在83页。
[10] 《日本は東洋国たるべからず》，《時事新報》，1884年11月13日。
[11]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全二卷，不二出版，1993年。这些报告基本上是月刊。黑木氏的论文《興亜会の基礎的研究》，《近代熊本》第22号，1983年；《興亜会の成立》，《政治研究》第30号，1983年；《興亜会、亜細亜協会の活動》（一），《政治研究》第39号，1992年，等等。
[12] 《亜細亜協会第二年報》于明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刊行。后来鳟泽氏又发现明治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刊行的《亜細亜協会第三年報》。
[13] 并木赖寿《明治初期の興亜論と曽根俊虎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第544号，1993年。
[14] 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年。其基础研究有《アジア主義の系譜》，《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三部门社会科学，第43号，1992年，等等。
[15] 赵军《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亚纪书房，1997年。
[16] 菅野正《戊戌維新期の上海亜細亜協会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关于东亚会，还有藤谷浩悦《戊戌変法と東亜会》，《史峯》第2号，1989年。
[17] 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18]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伝》，苇书房，《日本篇》上·下卷，1984年；《アジア篇》上·中·下卷，1987—1999年。《完結篇》则由《宮崎兄弟伝完結篇》刊行会于2004年发行。
[19]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伝》，《アジア篇》中卷，1996年，537页。［补注］在李朝末期，朝鲜半岛一般径称朝鲜，1897年改称大韩帝国。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两种说法并用。
4．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
首先明确本书中“亚洲主义”的用法。同类词中有“大亚洲主义”和“泛亚洲主义”，“泛亚洲主义”的“泛”是pan的音译，其使用范围限定于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面，而“大亚洲主义”则可以不受限地使用。
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这两个术语，无论有没有“大”字，均被人们广泛使用，没有明确区分二者语义的界限。所以竹内好的文章中既说“大亚洲主义”，也说“泛亚洲主义”，还有其他名称，并不认为其中有任何区别，统称为“亚洲主义”，这也是一种认识。
如前所述，虽然同样是亚洲主义，具有对抗欧洲、振兴亚洲这些共同点；但在追求富强的方向上，同亚洲诸国建立平等关系、进行合作的路线，与以日本优势为前提的合作（及压制）路线还是有区别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两者在上述三个时期里均伴随着偏见。
在本书中，前者（即以对等关系为前提的路线）使用不带“大”字的“亚洲主义”，后者（即以日本优势为前提的压制路线）使用“大亚洲主义”，将“大亚洲主义”与“泛亚洲主义”界定为相同内容；而且如本书书名所见，二者均用“亚洲主义”来总括。
在同一文章中使用同一术语时，有时会因背景不同而带来词义的变化；使用这一界定，是为了避免因此而招致误解。当然，笔者不会改变原作者的用法，在产生混乱时会加以适当说明，比如即使原作者只说“亚洲主义”，但如果实为后者的意义，则会加以说明；相反，即使说“大亚洲主义”，但如果是前者之义的话，则加上“广义大亚洲主义”的解释，力图将原作者的用法和本文的用语相统一。孙文于1924年在神户进行演讲的题目《大亚洲主义》广为人知，前述赵军《大亚洲主义与中国》的书名也是一例。
[1] 这个演讲题目是日本主办者规定的。孙文应该知道日本高唱的“大亚洲主义”被理解为吞并中国主义的隐晦表达（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但是他也呼吁立足于东方“王道”文化来对抗西方“霸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