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唐宪宗的元和时代（806—820）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最为振作的时代，虽说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对唐后期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但就政治史的研究来说，历来的重点都集中在唐廷和河北及淮西诸藩镇的冲突上。对于元和前期与藩镇的问题，特别是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这两大事件，史学家通常只是略加叙述，轻轻带过而已。本文则恰恰是要对这两次事件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探讨。一方面了解这两次事件对元和时期的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以此来重新检视唐代后半期朝廷和藩镇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

总起来说和唐前期相比，唐后半期的社会更是一个各种力量聚汇纷争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冲突而颇为混乱的时代。这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社会在政治文化上不再具有共识和凝聚力，而是说这种共识因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变得游移不定。所以对于唐后半期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分析必须特别注意其在世变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藩镇和中央的关系就是体现游移不定的政治价值观的典型例子。

藩镇的力量随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而急剧上升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不能从单一静止的概念或唐前期较为稳定的局面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出发，而要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内加以理解。因为藩镇本身不断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政治行为模式来决定其应对朝廷权威的方针，并调整和朝廷的关系。而且各个藩镇基于自身性质和传统的不同，其举动的弹性空间也自有不同。唐史研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之举。这无疑假设藩镇和朝廷总是处于完全了解对方的境地，采用的总是同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不服从的一方（即藩镇）在采取和朝廷或皇帝说来是对抗的行动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和朝廷对立，尤其是和皇帝本人的权威对立。这样研究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叛乱不是一个固定抽象的概念。其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当研究者面对一个政治行为的规范在发生转变的时代，往往对种种细微变化缺乏敏感，从而对其所揭示的重大意义也就无从作精确地把握。事实上当朝廷决心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时，藩镇并不一定能立刻了解这种变化的含义和强度。而新的政治规范往往也就在这种带有误解的双方政治周旋之中得以确立。这一点可以说比较清楚地体现在元和初年西川和浙西的危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