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
——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
9世纪初期是唐代宦官影响力空前扩展的关键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从外表来看，宦官机构变得越来越庞杂而无规则，但其实这种变化是遵循某种特殊的官僚化道路在演进，也就是说宦官在越发具有外朝官僚的特征的同时，又和外朝官僚有本质的不同。这种特殊的官僚化既为宦官的新角色提供了基础，也随着这些角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在这里应该要提出的问题是：宦官权力的急速增长和官僚化难道仅仅是唐代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消长的结果，还是说这里面也体现了某种特殊政治理念的实际运用？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过程对宦官精英分子仕途生涯产生了哪些关键的影响呢？而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宦官精英分子和以前的宦官成员是否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这种实质性的区别存在的话，我们又如何去界定这种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进入宦官研究的视域中来。迄今为止的研究虽然对唐后期宦官制度的一些局部性变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但对于这种制度化所具有的整体意义尚缺乏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解说。要突破这种历史阐释的困境，史学家必须重新审视诸多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对唐代宦官性质的假定，同时又必须对具有代表性的宦官人物的政治生涯做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互为依托的。以往在这两个方面难有根本性的突破，除了史家在研究框架上的自我设限，史料的严重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随着唐代金石资料特别是墓志的大量出土和刊布而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墓志的利用在唐史研究上产生的革命性效应。不过包括墓志在内的新出土金石资料也提醒我们，新出土文献（其实有的也不那么新，只是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的运用并不应该只是让我们获取更多历史的细节，或只是对传世资料加以辑补和纠正，还应该让我们找到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并且要将这些文献包含的讯息回放到唐后期复杂的面相中去做整体分析，这样才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洞见。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两位重要宦官的生平，来讨论9世纪初宦官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并针对上面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作些简要的铺陈。这两位重要的宦官就是梁守谦和刘弘规。选择梁、刘作为考察对象并非是任意的决定，而是基于他们之间的关联和共同具有的代表性。梁守谦和刘弘规是宦官集团中的同僚，年龄也相当接近（刘只比梁长五岁），且无论家世背景、官僚生涯的轨迹还是和9世纪初包括皇帝在内的各权力团体的关系，都极其相似，两人在一些重要职位方面也存在着先后承接的关系，因此各自的经历无形中也受到对方的影响。其实对现代的研究者来说，这两人不能说完全陌生，尤其是梁守谦在宪穆敬文四朝皇位继承中承担的角色，传世的唐代文献里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他们的整体影像还是相当的模糊，对他们的行事内涵也产生出种种误解。两唐书没有为梁守谦和刘弘规立传，无论在传统史料还是现有的史家叙述中，他们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被同时期的一些知名度更高的宦官人物，比如吐突承璀、王守澄和仇士良等人所掩盖。这一点多半是传统史官的偏见造成的，选入两唐书宦官传者，大多属于当时为士大夫所侧目的人物，或者说是声名特别狼藉的宦官，而梁、刘其实都不被视作这类人物。虽说传世文献里关于梁守谦各种事迹的资料不算很少，除了正史的记载和士大夫官僚个人文字中的某些记录之外，还有金石文献如杨承和的《邠国公功德铭并序》（以下简称《梁守谦功德铭》）。[1]然而这些资料往往因为缺乏一些关键信息而难以让史家较为完整地重构梁守谦的生平，或者对他某些关键性事功的内涵作出比较精确的历史判断。而近年刊布的一方墓志恰恰为理解这位宦官的生涯提供了这些关键的信息。这就是由雷景中撰写的《唐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邠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赠扬州大都督安定梁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梁守谦墓志》）。作者雷景中应该是长期在梁守谦指挥的右神策军中担任掌记的僚属。[2]有了这方墓志，其他相关的记载就成了有源之水，意义立刻变得丰富起来，使我们能对梁守谦作整体的观察。
刘弘规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正史或私人撰作中关于刘弘规的记录远较梁守谦为少，比如两唐书中提及他的地方竟然只一处。但幸运的是晚唐名臣李德裕的文集里保存了李德裕在刘弘规身后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以下简称《刘弘规神道碑》）[3]。李德裕门胄清贵且个性孤傲，以“未曾为将相撰碑”自许，却能为刘弘规这位权阉写墓志，非比寻常。[4]这篇神道碑，一如李德裕的其他手笔，文字遒劲优美，用典十分贴切，对刘的生平有细致的叙述，且颇能吻合当时的历史境况。可说是充分显示了唐代一流词臣的功力，非一般谀墓之作可比。近年又发现王琡撰《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进行右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沛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开府仪同三司刘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刘弘规墓志》）。[5]该墓志记载的刘弘规的任官经历和李德裕的文字完全吻合，只是在叙述的先后时序上远不如神道碑清晰，而且除了刘弘规的身世和婚姻背景等少数几点外，并没有比神道碑提供更多的信息。[6]这也符合唐代同一人物的墓志往往比神道碑简略的特点。梁守谦和刘弘规各自都造就了一个宦官家族，其中刘弘规的家族地位尤其显赫。一些记录他们家族重要成员的碑志也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关涉梁守谦之子梁承乂的《寿州护军大夫梁公创制功绩记》。而近期发现并刊布的梁守谦的亲弟神策军大将梁守志的墓志更是从多方面对我们了解梁守谦的家世以及梁守谦兄弟与其他宦官领袖的关系有重要帮助。[7]刘弘规儿孙辈的《刘遵礼墓志》和新近发现的《刘中礼墓志》等，也是了解刘弘规家族的关键材料。[8]
尽管有了这些难得的碑志资料，迄今尚未见有梁守谦和刘弘规生平的仔细讨论。[9]缺少了这类研究，理解起9世纪复杂的政治情势来就会遇到难题，所以这里首先要弥补这个空白：通过释读《梁守谦墓志》和《刘弘规神道碑》，来梳理两人生平经历中关涉当日宦官制度与政治运作的几个主要层面，努力从大处着眼来考察他们活动的意义，同时也对这些书写中涉及的重要语句和故实做分析，以凸显碑志文本解读对唐史研究之重要。文章的最后部分，将拿梁守谦和刘弘规来与元和时期最有名的权阉吐突承璀作一比较，一方面澄清长期以来因史料记载的偏颇而造成的史家对宪宗一朝宦官人事的基本误解，另一方面也用以说明唐后期宦官官僚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有助于使唐代宦官的研究回归到9世纪的历史脉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