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紧接刘辟事件而起的是发生在元和二年的浙西李锜和朝廷的对立。这一事件也是宪宗雷厉风行推行其新政治规范的一个结果。虽然李锜的地位、威信和贡献远不如韦皋，他对地方的控制却和韦有相似之处，也是贞元以来长期控制地方的藩帅之一。李锜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后，为朝廷殉职的李国贞之子。自贞元起长期担任浙西的地方长官，先后作过杭、湖、常三州的刺史。[86]最后在贞元十五年做到浙西节度，并如同前任节度王纬、李若初那样同时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87]其应运而起也和德宗在贞元后期的政治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在贞元后期，德宗为了尽力确保皇帝本人对一些关键方面的控制而在中央采取紧缩内敛的用人方针，依赖少数他所信赖的内外廷官员来主持行政以提高效率。在地方则利用强悍但是效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来维护地方的稳定，并特别把财政上对朝廷的直接贡献作为衡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成绩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德宗对滥权的现象采取姑息，因为在这些方针下，这是很难避免的。地方上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山南东道的于頔和浙西的李锜。[88]李锜的政绩当然远比不上韦皋，甚至还不如于頔。他之所以能成为浙西节度，据说就是因为厚赂德宗宠臣李齐运的结果。[89]史料指责李锜利用浙西的富庶和盐利的丰厚大肆聚敛，大设津堰以侵剥来往商人。[90]这些指控大概都有根据，但在贞元时代聚敛滥权是颇为平常的事，更何况作为朝廷物资主要来源的浙西的节度使，要不聚敛也难以做到。实际上以德宗的精明对这些情况也未尝不知。李碧妍新近的研究指出，早在德宗朝的前期，由于韩滉以浙西作为基地，对唐帝国的转危为安做出巨大贡献，德宗就已经开始对作风强硬的韩滉做出妥协。[91]容忍李锜是这种态度的延续，前提自然是因为李锜“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但李锜更多似乎是受益于韩滉等留下的军政财政基础，却不具备韩滉的眼光和能力。以浙西观察使、盐铁使的身份和浙西的良好环境，李锜原本可通过吸引有才能的士大夫入幕等方法建立良好的声望，如韦皋、张建封等人，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变得日益横暴。后来成为元和政治上重要人物的裴度、卢坦等人早先都曾是李锜的幕僚，却都因李锜的横暴而离开。[92]尤其是生瘗“诣阙上封，论锜罪状”的浙西布衣崔善贞，更引起天下侧目。[93]所以当一批有目光和抱负的士大夫在宪宗即位后起来主持政局，他们自然不会对李锜有好感。
江淮虽说是唐朝的经济命脉所在，但在9世纪初，除了淮南、鄂岳和浙西，其他江淮藩镇都基本不拥有重兵。而在李锜任职期间，浙西在军力上则是颇为充足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建中、贞元间，为了防卫江淮地区，当时任浙江东西节度的韩滉勤练兵马，使浙西的军队成为善战的组织，这一成果为李锜所继承。[94]还有一部分是原镇守涡口三城的徐州镇兵，在张建封死后的徐州兵乱时在张子良率领下转投浙西，张子良也成为李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95]而另一方面李锜本人也因财富的聚积而培植亲卫军：
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96]
到元和二年秋天，在江淮地区的方镇长官中李锜一人的任期最长，已达八年之久。一方面宪宗的新政治规则到此时已全面登场，同时从顺宗时代起唐廷就开始加强的对江淮财政的直接控制也愈加紧密。王叔文集团以杜佑来取代李锜为盐铁使，而王叔文本人以副使身份来直接控制盐利是其中第一步。从此盐铁使的治所也由润州转回长安。王叔文这样做或还有其他目的所在，初未必都直接针对李锜，但无疑是限制李锜权力的开始。[97]虽然在顺宗时代，长安的政局一时间也大概不能使新措施立刻影响到李锜，而且朝廷当时为了安抚后者，还将其升为镇海军节度使。[98]但到宪宗即位后，来自朝廷的压力便骤然增加。首先是永贞元年八月，宪宗派盐铁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僚否臧，百姓疾苦”[99]。这是宪宗即位后最先做的事情之一。潘孟阳的首要使命就是调查顺宗时将盐铁使权收归中朝后在江淮的工作交接情形。[100]李锜权力之所及，都应是潘孟阳此行巡视的对象。虽然潘孟阳很不称职，一路游山玩水，所以此行归来之后便立即被罢为大理卿，[101]但朝廷控制江淮财政的方针已开始落实为具体的步骤，这对李锜应该会是个警讯。而且舆论方面也对李锜日趋不利。当永贞末刑部郎中杜兼被任为苏州刺史时，杜居然上书声称“李锜且反，必且奏族臣”，所以不愿赴任。[102]据有关杜兼的资料来看，杜作风亦颇强悍恣肆，[103]所以他不愿赴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担心若一旦成为李锜属下的州刺史，会不可避免与李起冲突。但他能公开以李锜必反为由则至少说明他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宪宗也的确接受了他的请求，将杜兼转任为吏部郎中。[104]这样的举动颇不寻常，李锜也不可能不有所闻。[105]
虽然形势对他已渐为不利，李锜最初的打算还是希望能通过他所熟悉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谋取在新君主手下的出路。他首先是“厚赂贵幸，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又求宣歙”。但他的这些动作在新环境下已难以产生作用。承旨学士李吉甫便劝阻宪宗不要让李锜重领盐铁。[106]吉甫长期在江南为官，对“方镇强恣”一向痛疾。宪宗无疑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元和元年四月李巽成为盐铁转运使使李锜重领盐铁的希望彻底破灭。[107]原属浙西的诸多堰埭也自此被李巽全部收归或废除。[108]这不但切断了李锜的诸多财路，也是向其权威直接的挑战。元和二年六月乙亥，朝廷更宣布停润州丹阳军额，这是元和期间削减江南地方军政开支的措施之一。
刘辟被讨平后，李锜自知不能对朝廷无所表示。所以他上表一再要求入朝觐见。[109]他这样做虽不得已，但也因此试探朝廷的反应。由于入朝的表示是他主动做出的，李当然希望能因此得到宪宗的嘉勉，或会让其继续保有在浙西的地位，或将他调至另一个富庶的江南藩镇担任长官。在他看来，这一做法对自己有利。《新唐书》中提到李锜不断游说长安的权势人物以图取得宣歙观察使的记载很符合当时的境况。[110]他所未能料到的是他入朝的表面文章却正给予宪宗难得的机会。宪宗虽然没有立刻下诏召李锜入朝，但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请求，而且表示要任命李为尚书左仆射。[111]如果李锜此时能入朝，他应有机会和其他入朝的资深藩镇节度一样得到宪宗的优容。但李显然不愿走这一步。他的利益长期得之于江南，自然难以割舍。他大概也没有料到宪宗非但接受他入朝的请求，而且要将他留在朝中。左仆射的位置在9世纪虽然有非常隆崇的地位，但终究是个闲职。[112]而且李毕竟和于頔、裴均一类人物的地位、资历和名望无法相比，所以他不能不担心这样一来，会永远失去再回江淮的机会，所以李不断拖延入京的时间。但宪宗也不断派中使赴京口（即润州）敦促李守诺。[113]李只能指定其幕僚王澹为留后主持幕府大局，自己则做出准备入京的姿态。
但形势的发展不断出乎李的意料。受命后王澹不仅加入了中使的行列来劝李入朝，而且“于军府颇有制置”[114]。专权的节度往往对有能力的幕僚怀有戒心，更何况王澹已处于主持留务的地位。王改动李定下的规章是来自内部对李的挑战。若王在浙西得到拥护而地位稳固，则李将彻底失去其权力基础。恼怒之下，李决定以疾病为借口不断拖延入朝的时间，上奏说要到元和二年年底才能成行。宪宗向宰相征询意见。虽然宰臣中郑絪表示可以接受李的请求，李吉甫和武元衡都坚决反对。元衡指出：“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能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115]武的意见正体现了宪宗新政治规范的核心，也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所以到了元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宪宗正式宣布征李为左仆射，并调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浙西节度使。宪宗派遣的中使再次扺达京口，一面犒劳将士，一面敦促李锜入京，这是向李锜发出最后通牒。在此内外压力之下，李锜决定策动兵变，以造成逼迫他留下的假象。《新唐书》对这一兵变过程有颇为生动的记述：
因给冬服，锜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澹与中使入谒，既出，众持刀嫚骂，杀澹食之。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颈，锜阳惊扈解，乃囚别馆。蕃落兵，薛颉主之；挽硬兵，李钧主之。又以公孙玠、韩运分总余军。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筑石头城，谋据江左。[116]
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兵变的主要成员似乎正是李锜本人的亲卫军“挽硬”和“蕃落”。李虽然指使部下杀王澹和赵琦，却故意做出保护中使的姿态。李试图以这分寸上的拿捏来表示对抗朝命的非他本人。在其总部策动兵变的同时，李锜也想迅速控制属下的各州，但他的这个企图几乎完全失败。《通鉴》有如下记载：
（元和二年十月）庚申，锜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湖州刺史辛秘遣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117]
颜防乃颜真卿子侄，文士出身。作为常州刺史，他手中也不握有任何军队，甚至他在决意反抗之后是否成功控制了常州都是疑问，但他的果敢行为和应变能力看来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效应，在事后谢楚替他撰写的《为同州颜中丞谢上表》里就说：“臣所部当州，首为劫胁。乃藉天声，以告邻境。戮其伪将，以阻奸谋。”[118]可见《通鉴》提到的颜防矫制和斩李深等均有根据。其中提到的李云，看来亦有其事。沈亚之在《李绅传》里提及刘腾曾撰文褒扬其事。[119]这一关键贡献从颜防在事后获得的嘉奖即可看出。平定李锜后，颜防被朝廷超授为地位崇高的同州刺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超授方隅。从政未洽于远人，进律俄迁于近辅。非次之奖，臣何以膺”[120]。奖励幅度之大超过了包括辛秘在内的其他参与抗击李锜的地方官员。有关辛秘则有如下记载：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阻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121]
总之浙西属下各州均坚决对抗李锜。虽然苏、杭二州刺史成了李的阶下囚，湖州的辛秘和常州的颜防则成功挫败李之企图，而且邻近的宣歙观察使路应，在得到浙西各州和李对抗的消息后，又发兵救援湖、常等州。[122]在湖、常的失败，不仅出乎李锜的意料，也直接影响到其牙军的士气。
大概在李锜声称兵变的表章到达长安之前，淮南节度王锷也已把真相报知宪宗。[123]所以朝廷于十月八日（壬戌）正式下诏削去李的官职和属籍，并任命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以宦官薛尚衍为都监，发淮南、宣武、武宁、武昌、宣歙、江西和浙东等镇兵马进讨。[124]这是公开宣布李为叛逆。李得到这一消息后，即于十一日派其兵马使张子良、李奉先、田少卿等三人领军三千袭击宣歙。但这些镇将已了解李控制诸州失败、各路藩镇又准备进讨的情况，所以联合担任牙将的李外甥裴行立在出发前倒戈。第十二日，李就在张子良等人的联合倒戈之下束手就擒了。[125]看来李锜原来的打算是首先利用衙兵来做出兵变的姿态，并通过控制属下诸州和骚扰宣歙，来造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使朝廷不得不留他在浙西以稳定局面。但从李锜的行事前后来看，他未必真有心与朝廷公开对抗。根据目前存留的资料，我们可以分析出迅速失败的两点关键原因。一是未能对镇内诸州加以有效控制，当李下令各州镇将对刺史采取行动时，各州刺史纷纷起来对抗，这在中晚唐是罕见的，江淮的地方官员对唐廷的忠诚亦由此可见。第二点是在浙西的军力中，由张子良掌控的精锐牙军的主力应该是当年随张子良而来的徐州职业军人，他们真正效忠的是张子良，李锜对他们的控制力有限。[126]以浙西的富裕，李锜平日可以通过物质来获取其牙军的支持，但一旦与朝廷发生如此大的冲突，张子良和浙西牙军必然是以自身安危为第一考虑。
如同刘辟一般，李锜被押到长安后，宪宗据说也和他有一段对话：
十一月，甲申朔，锜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锜无以对。[127]
虽然李锜和刘辟都在自己的藩镇内起主导作用，但在被俘后都不约而同地宣称是为镇兵或牙军所迫，这都是想以贞元以来藩镇擅权的惯有模式来为自己开脱。但宪宗的干脆回答显示出这已不再成为理由。李会不惜以策动兵变来自保的动机，朝廷大概也早已洞察，但宪宗不惜一再向李施压，终于使后者越发紧张，最后只能铤而走险。虽然对朝廷而言，平定浙西的胜算较大，[128]但这样不断进逼的策略毕竟有一定的冒险，而且涉及攸关唐廷的主要财政来源，宪宗能在对李锜的问题上坚持如此策略，除了在西川的成就提高了他的信心之外，也显示了在他的意识中，和牺牲皇帝个人权威相比，地方安定暂时受到威胁是可以忍受的。从宪宗处理刘辟事件的步步为营到对付李锜时的坚决正可以看出他推动新政治规范的自觉。而李锜这一事件的获得解决也果然出乎意料地顺利，真所谓“天府无一金之费，以静江流；王师无一战之劳，已除人害”[129]。虽然李自身的缺乏谋略是重要原因，如此轻易的解决也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宪宗时期新政治规范在舆论和实践上对藩镇所已产生的吓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