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崭露头角
1943年就任美国众议院议员后，富布赖特被安排在无人问津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从此即投身于外交事务，并且很快就成为众议院中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发言人。
此时，美国及其盟国在打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已开始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如何构建战后的世界和平与秩序遂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美国决策者和国会议员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民众和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决不能再像一战结束后那样置身于国际政治之外，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主导战后世界的安排，确保战后世界的长久和平。因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就构建战后新的国际组织以及和平机制问题献计献策，各种议案不断出现。
在富布赖特看来，战争纵然可怕，但同时也为世人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确保战后的世界和平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他认为，为了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美国不能在创建集体安全组织的第二次机会面前无所作为，而应该担当起领导责任，努力推动集体安全组织的创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他强调，“美国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贡献的时机已经到来”，告诫美国民众唯有抛弃孤立主义，支持集体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才能确保，也才能维持持久的和平。[1]
1943年2月16日，富布赖特在就任美国国会众议员的首场讲话中，呼吁美国国会对战后维持和平的途径展开研究，并与同为新任众议员、传媒大亨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卢斯展开了一场交锋。就任众议员不久，克莱尔·卢斯便在众议院发表了首场讲话，对“自由派国际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美国在战后的作用必须牢牢地基于“自身利益”和单边主义考虑。对此，富布赖特针锋相对，在讲话中逐一驳斥了卢斯的“狭隘”观点，强调美国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汲取的教训是，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为此应做出必要的牺牲。他表示，提出这一观点并非感情用事，也不是空想，而是确信美国的自身利益有赖于一个切实可行的集体安全体系。他提议，美国应放弃其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立即与盟国进行磋商，就世界各国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提出详细和具体的方案；美国国会立即授权并指导外交事务委员会开始全面研究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以阻止发生战争的各项方案，并将详细计划提交行政部门考虑。[2]
富布赖特的首场发言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大量支持这一讲话的信函从美国各地涌向他的办公室。有国会议员称，这是近十年来自己在众议院所听到的最好的演说。媒体则称赞他是“杰出的新议员”，并将其视为“自由主义者与知识分子的希望”。[3]尽管作为新任众议员，富布赖特的主张在国会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并不气馁，公众舆论的支持使其对建立国际组织的这一设想更加充满信心。2月27日，富布赖特出席“和平组织研究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再次呼吁人们放弃孤立主义，认为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已经认识到，必须采取某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措施”以防止战争的重演，并将目前的这场悲剧转变成为缔造未来世界的“巨大机会”。他强调，美国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中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再像20年代那样坐等“恢复常态”，那么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富布赖特的讲话得到了与会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和平组织研究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肖特维尔以及哈佛大学拉尔夫·佩里教授、纽约大学克莱德·伊格尔顿教授等人的支持。肖特维尔表示，为了维护人类所享有的权利，美国现在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当初美国人拒绝接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建立国际联盟和谋求国际合作的主张，认为美国有东西两洋为屏障就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他们感到不再安全了。他重申，每一个美国人现在必须明白，国际合作是未来确保世界和平的唯一办法，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参与，那么这种合作机制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伊格尔顿告诫说，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体制以“控制战争”，要么不断地为战争进行准备；而一旦选择后者，“我们就不得不实行全民动员，对私有企业和民主程序实行严格控制，征收重税，以维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备”。[4]
3月16日，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鲍尔联合共和党参议员哈罗德·伯顿、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卡尔·哈奇在参议院大会上提出了他们的议案。很快有媒体以四人的姓名首字母为序，将此议案称为“B2H2决议案”。该议案首先呼吁美国政府与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在战争进程中，共同组建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组织。议案指出，这一组织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拥有进行战争的权力和力量；有占领和管理被解放领土的权力；负责管理被解放领土的救济和战后经济重建工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能够和平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机制。议案同时主张建立一支“联合国家警察力量”，旨在阻止任何国家对外武力侵略。约瑟夫·鲍尔强调，战争的悲剧必须避免，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集体安全体系是维持战后和平与稳定的最好选择，参议院应立即行动起来，向美国的战时盟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5]
对于这一议案，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都有不同意见。罗斯福总统希望参议院能尽快通过这一议案，但同时担心议案的内容过于具体，易引起争议。国务卿赫尔也担心孤立主义者有可能寻衅滋事，建议应慎重考虑，用一个内容宽泛、措辞温和而且各派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原则性声明来代替这一议案，以此来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国务院采取积极的国际主义政策的支持。在参议院内，以外交委员会主席马修·康纳利为首的几名议员对此持反对意见，担心国会围绕战后和平问题展开的公开辩论会引发孤立主义者对战时盟国英国或苏联的肆意攻击，从而影响了盟国的团结，危害战后世界和平，要求搁置“B2H2决议案”。此外，他们也希望就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康纳利等人对B2H2决议案的拖延和参议院旷日持久的争论，为富布赖特在众议院提出自己的议案提供了机会。
1943年4月5日，富布赖特提出一项议案，内称“众议院决定，国会应赞成建立一个拥有适当权力的国际机构，以建立并维护公正、持久的国际和平，并支持美国参加该组织”。随后，在共和党议员的要求下，该提案又增加了“通过宪政程序”这句话，以免行政部门不经国会同意就擅自与其他国家达成秘密协议。富布赖特的提案只有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措辞上要比“B2H2议案”模糊得多，并删去了原文中有关建立“国际警察力量”的设想。他认为决议案越少引起争议，获得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想借此机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摆脱参议院的控制，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因而决定秘密开会讨论富布赖特决议案。6月15日，该议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并于次日提交到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富布赖特表示，这一决议旨在表明美国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愿意与各国合作，共同努力创建一个确立并维持持久和平的国际机构。[6]
富布赖特的提案得到了不少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主席索尔·布卢姆表示，委员会对所收到的各项有关战后安排的方案都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富布赖特提交的只有一句话的提案；“即使你们撰写、谈论一个星期，也不可能比该决议案所表达的含义更多”。新罕布什尔州议员福斯特·斯特恩斯认为，富布赖特提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内容简洁，可以印在明信片上，使更多的美国人能够读到。共和党资深众议员约翰·沃瑞斯在做介绍性发言时指出，这一议案并非是一个完整和正式的战后和平方案，更不会使美国承担什么强迫性义务，充其量只是国会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所做的“意向性声明”。但是，这样一个意向性声明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会向国际社会传递这样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是对国际社会的参与，而非孤立。汉密尔顿·菲斯在发言中也表示赞成这一议案，强调现在是开始讨论未来和平方案的时候了。[7]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已大不如以前，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少议员对富布赖特的提案持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孤立主义者批评议案用词模糊，将会给罗斯福政府和其他国际主义者开出一张空白支票，等于授权他们建立一个完全有可能损害美国主权与独立的超国家机构，这些国际主义者打算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他国火中取栗，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资深参议员塔夫脱批评富布赖特的计划是放弃了美国今后行动的自由。对此富布赖特据理力争，抨击孤立主义者的观点是“绝望的、危险的倒退”，它“迎合了我们的情感、偏见和自私”。[8]
对于富布赖特来说，要想让其政治主张成为美国的政策，绝非易事。他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作为新任众议员，缺乏政治影响力；国会内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的争斗。幸运的是，该议案得到了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和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持。为促成议案能够得到通过，富布赖特努力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寻求支持，力劝他抓住当前时机，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主动。实际上，富布赖特的提案正合美国决策者的心意。罗斯福责成赫尔促成此事，并且通过韦尔斯告诉富布赖特，他希望议案能尽快获得通过，但是需要避免反对者附加任何歧视性的修正案，而且要等到议案能够争取到国会和民众最大程度的支持的时候，再将议案交付表决。韦尔斯在给富布赖特的信中明确指出，罗斯福、赫尔完全赞成富布赖特提案所确定的基本原则。[9]
同时，富布赖特利用各种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争取美国舆论和国会议员特别是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他多次表示，如果美国再像20年代那样无所作为，那将会导致“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他重申，战后维护国际和平的组织不仅必须拥有对军事力量的监督权，而且还必须有权对制造重型武器、化学武器的能力以及任何制造发动侵略战争所必需的武器装备的技术实施监督。富布赖特认为，美国必须抓住时机，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摒弃孤立主义的政策。他强调，“国会通过这一决议案旨在向世人保证，美国真诚地希望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在行政部门与其他国家开展有效的谈判之前，这一保证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因而，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10]9月20日，他又在众议院发表讲话说，美国向世界提供的应是智慧和领导能力，而不仅仅是牛奶、面包、金钱和石油；“我们可以向他人提供我们的产品，提高其生活水平，乃至帮助其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权，但这并非是他国特别期望的”；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期待是，能够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找到公平分享权力的办法，从而使得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更为有效。他同时指出，鉴于众议院要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能体现民意，应当在国家基本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1]
为了尽可能减少反对的声音，使决议案顺利通过，主张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国际主义的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沃兹沃思建议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暂时不要对富布赖特议案采取任何行动，他打算在国会休会期间，向各个选区的选民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争取使议案得到更多选民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如果现在就决议案付诸表决，至少会有50位或者80位共和党议员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投反对票。他表示，如果能给他一些时间做这些议员的工作，肯定会有不少人转变立场，估计届时投反对票的不会超过12人。雷伯恩、富布赖特等都表示同意推迟至9月再对议案进行表决。[12]
富布赖特的决议案被提交给众议院之后，有媒体表示，该项议案是美国朝着制定一项“真正的国家性外交政策”迈出的第一步。1943年7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尽管众议员们还无法就某项具体的方案达成一致，但已经有78％的美国民众希望出自自己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投票赞成富布赖特决议案。到9月初，经过富布赖特、沃兹沃思、雷伯恩等人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倾向于支持建立一个美国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际组织，而意大利的投降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经过广泛的宣传，美国民众对建立战后和平组织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9月21日，众议院就富布赖特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德克萨斯州众议员乔治·马洪称，“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我们要通过的议案有助于向全世界表明，当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一胜利，美国国会之前从未采取过此类行动”。富布赖特在会上表示，“我并不幻想这一议案成为解决所有国际冲突的灵丹妙药，这只是朝着制定一项我希望结果要比以往更好些的外交政策迈出的第一小步”。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杰西·萨姆纳对富布赖特决议案持反对意见，指责该议案将赋予国际主义者“剥夺美国人独立的一切权力”，这是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最为危险的议案”。[13]
经过两天的辩论，众议院最终以360票对29票通过了富布赖特决议案。在所有投反对票的议员中，只有3名议员是民主党人，其他都是共和党人。就地区而言，投反对票的大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各州。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这是自美国参战以来众议院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布卢姆称，这次投票“没有受到党派分歧的干扰”。国务卿赫尔认为，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富布赖特议案，将大大加强美国与英国和苏联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进行谈判的地位，并由此向世人表明，美国将全面参与建立的这一国际组织。[14]
9月25日，众议院将富布赖特法案送达参议院，希望这一议案能成为两院联合决议案。根据规则，富布赖特议案首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但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目前美国和盟国正处于战争的关键阶段，在这样一个关乎美国和盟国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应避免在参议院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其实，康纳利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故意为难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其目的就是要把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控制在参议院手中。不仅康纳利如此，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还有一些成员认为，众议院通过富布赖特决议案是对参议院权力的明显冒犯。对于应该如何做出回应，在参议院内存在不同的基本意见。范登堡参议员主张按照富布赖特决议案的模式行事，康纳利则坚持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应提出自己的议案。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消极态度引起了美国政要、民众和媒体的强烈不满。富布赖特议案的支持者纷纷致函参议院，或发表声明，要求尽快表决通过这一决议，并付诸实施。[15]罗斯福、赫尔认为，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于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如能赶在英国和苏联之前提出一项有关战后和平的议案，不仅可以使美国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会议的成功。9月29日，罗斯福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克利表示，参议院就战后的和平方案通过一项议案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参议院能尽快出台一项措辞简要的议案，因为这样有助于弥合意见分歧，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康纳利获悉罗斯福的态度后，立即举行记者会，宣布外交委员会将拟就一项全新的议案，提交参议院审议。10月14日，康纳利正式提出议案，措辞与富布赖特决议案基本相同，规定“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应进行到底，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美国应同战时盟国通力合作，建立公正和光荣的和平；美国依据其宪政体制，应同其他的自由、主权国家一道创建和维护一个其能力足以制止侵略和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权威机制”。25日，参议院正式开始对康纳利议案进行辩论。11月5日，参议院全体会议以85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富布赖特决议案和康纳利决议案的通过，为美国全面参与联合国的创建铺平了道路。
在努力推动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同时，富布赖特也在为竞选参议员加紧准备，并成立了一个竞选委员会。富布赖特并没有胜算的把握。当时阿肯色州有可能参加竞选的共有5人，包括时任州长的阿德金斯。想到要与阿德金斯展开竞争，这使富布赖特颇为沮丧。他曾这样回忆说：“是他把我赶出了阿肯色大学；我作为众议员与作为参议员的他一起共事会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我还是应该早点回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获胜的机会。”[16]
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优势。他在竞选中明确指出，在至关重要的未来几年，阿肯色州需要一位“积极的、富有进取心的代表”，而他“特有的条件和经验”显然可以为阿肯色民众所用。虽然任国会众议员只有一年时间，但他的出色表现已经得到了公认。特别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富布赖特决议案”，更使他声誉鹊起。他说，因为这一决议案，“我得到了媒体、48个州的公民、国会同事们以及很多国外的赞誉”，“并使我在全国特别是在华盛顿获得了承认和声望”，这些赞誉和影响如果能够被恰当地予以利用，可以给阿肯色州民众带来极大的益处。1943年秋，富布赖特开始在阿肯色州各县巡视，为竞选造势。结果发现，在75个县中有73个支持他。[17]1944年1月31日，他正式宣布竞选参议员。
富布赖特的确非常幸运。1944年3月，正当富布赖特开始为竞选参议员加紧准备之时，在赫尔的大力举荐下，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率领由5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即将于4月中旬在伦敦举行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此次会议有来自17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主要商讨沦陷区战后教育与文化活动的重建事宜，并筹建一个负责有关教育和文化的国际机构。富布赖特之所以被美国政府选中出任团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了解和熟悉有关教育的相关事宜。而且，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生活了数年，熟悉欧洲的历史与文化。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众议院中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使美国政府便于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
会议开始时，在比利时代表团的提议下，富布赖特被与会各国代表一致推举为会议主席。他在会议上强调，美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教育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因而授权他向与会各国提议讨论以下议题：在教育领域向被解放国家提供物质支持，帮助其培训一定数量的教师；重建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归还被轴心国掠夺的各国艺术珍品。在富布赖特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与会代表就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实施教育与文化重建工作拟订了初步计划，这就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与此同时，他敦促美国国务院不仅应尽快批准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国教育与文化重建组织暂定章程，而且还要通过外交渠道促成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并组建各自的教育与文化重建机构。令富布赖特欣喜的是，在会议结束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夫妇邀请他到首相官邸做客，并预祝他竞选参议员取得成功。回国前夕，富布赖特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英国民众发表讲话，重申有必要改革二战前的国际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制，以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19]出使伦敦的成功也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致富布赖特的贺信中，赫尔称赞说，有他这样一位具有政治家品格的人率领代表团实乃美国的一件幸事。[20]
富布赖特在国际舞台上的出色表现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他在阿肯色州民众心目中的地位。7月2日晚，他正式发表了竞选演说，强调竞选的核心问题是“候选人是否有能力为持久的世界和平与提高阿肯色居民的福利而采取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21]随后，富布赖特全身投入了竞选活动，最终以绝对多数击败阿德金斯等人。就任参议员伊始，富布赖特联合其他15名新任参议员联名致函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
[1]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47．
[2] Meyer，Fulbright of Arkansas，pp.5-10；U．S．House，Congressional Record，February 16，1943，pp.1011-1013．
[3]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66．
[4] “Planning for Peace Seen Gaining in U．S．，”New York Times，February 28，1943，p.33．
[5] Rober Divine，Second Chance：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Atheneum，1967，p.94；韩长青：《试论二战期间美国国会的战后国际和平组织政策》，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7—28页。
[6] Frederick R．Barkley，“House Group Backs World Peace Plan，”New York Times，June 16，1943，p.1，p.4．
[7]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71；Divine，Second Chance，p.111．
[8] Divine，Second Chance，p.143．
[9] Divine，Second Chance，p.112；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70；Kurt Tweraser，“The Advice and Dissent of Senator Fulbright，”Ph．D．dissertation，American University，1971，pp.81-82．
[10] Meyer，Fulbright of Arkansas，pp.11-15；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69．
[11] Eugene Brown，J．William Fulbright：Advice and Dissent，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5，p.18；U．S．House，Congressional Record，September 20，1943，pp.7659-7660．
[12]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72；Philip Briggs，“Congres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The Resolutions of 1943，”World Affairs，Vol.132，No.4，1970，p.336．
[13] Lee Riley Powell，J．William Fulbright and His Time，Memphis：Guild Bindery Press，1996，p.37；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p.72-73；George Gallup，“The Gallup Poll，”The Washington Post，July 10，1943，p.5．
[14] Turner Catledge，“House Votes 360-29 for Collaboration in Peace after War，”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1943，p.1，p.14；William Knighton，“Fulbright Resolution is Approved by House，”The Baltomore Sun，September 22，1943，p.1，p.6．
[15] “Supports Fulbright Resolution，”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7，1943，p.19；“The Senate Should Act，”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4，1943，p.16．
[16]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78；Woods，Fulbright，p.90．
[17]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78；Tweraser，“The Advice and Dissent of Senator Fulbright，”p.100．
[18] H．H．Krillde Capello，“The Cre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4，No.1，1970，pp.8-10．
[19] “Unity Pledge Now Urged，”New York Times，May 1，1944，p.3．
[20]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81．
[2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