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生涯

1905年4月9日，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在密苏里州一个名叫萨姆纳的小镇出生了。第二年，全家迁往阿肯色州北部风景秀丽的欧扎克山区的费耶特维尔小镇。富布赖特的父母都出身于殷实家庭，并且都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父亲杰伊·富布赖特勤劳能干，是一位成功的农场主，拥有的产业涉及木材、养殖、零售、银行、酒店等领域，还办了一份报纸《阿肯色西北时报》，是费耶特维尔的一大富翁。母亲罗伯塔·富布赖特经常教导富布赖特只有勤奋、节俭和努力工作才能富有。不仅如此，富布赖特的母亲在社交方面颇有才能，时常举行家庭聚会，宴请当地的社会名流和阿肯色大学的教职员工。

威廉·富布赖特自幼衣食无忧，生活安逸，从小就爱好学习和体育。费耶特维尔是阿肯色大学的所在地，在那里近二十年的生活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选择。1920年他进入阿肯色大学学习后，成绩优良，特别是在网球和橄榄球上所拥有的天赋让他在大学时代就是校园里的名人。尽管他不善交际，但仍被选为阿肯色大学互助会的主席、学生会主席，并曾担任其他学生组织的领袖。同时，良好的教育、贫瘠的阿肯色州，让他对于富裕与贫困有着独特的理解。

富布赖特日后在参议院任职期间，经常跟很多同事在美国对外干涉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与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富布赖特认为，他对于强国和大国的态度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回忆说：“我也许是内战时南方的后代，也许我已经因此养成了一种对强国和大国的态度。究其根源，与阿肯色州的文化背景有关。如果你是我长大成人时期的阿肯色人，你就不会十分傲慢，我们当时几乎比任何地区的人都要穷，很多其他地区的人往往看不起阿肯色州，认为这里的人又穷又无知。在考虑美国与比它小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背景影响我的态度，我看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他还表示：“正因为我在阿肯色州长大，被富有的州剥削是怎么回事，我是有感受的。内战以后，我们州的某些主要资源被阿肯色州以外的人开发了。大公司运走了我们的铝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们在阿肯色州土地上留下的是敞着口的大坑。我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是强者对弱者的残酷剥削。我以为阿肯色人应该从这些资源中得到实惠，他们应该有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机会。”显而易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使富布赖特在一定程度上对强国对弱小国家的剥削有更深刻的理解，并影响着他对有关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看法。^[1]

1924年之前的富布赖特，与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于未来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深入的思考，也没有远大志向，更无出国求学的打算。实际上，即使有出国的打算，在当时对于身处边远山区的富布赖特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富布赖特这样回忆说，在1925年大学毕业前，“我很少离开或远离过阿肯色，我从未想到过要去其他地方甚至到美国别的地方去读书”。但是1924年秋天他在校园里与阿肯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克拉克·乔丹的一次偶遇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乔丹曾经担任过富布赖特的英语课老师，并多次出席富布赖特母亲举办的聚会，是富布赖特家的常客。他告诉富布赖特罗兹奖学金的申请开始了，并建议富布赖特着手准备。

塞西尔·罗兹早年在南非开采钻石，获益颇丰，于1902年设立了奖学金，旨在为所有当时和先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青年才俊提供资助，使其有机会能前往牛津大学深造。罗兹要求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在才智、体育和领导才能等方面都出类拔萃，具有成为未来领导人的潜质。他之所以选择牛津大学，是因为该校在哲学、历史、法律、政治学和古典文明研究方面享有盛誉，而这些学科有助于青年学生日后承担公共责任。美国每年都会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从中选出数十名杰出的青年去英国学习。乔丹认为富布赖特非常适合申请罗兹奖学金，因为富布赖特不仅学习能力强，而且也是阿肯色大学橄榄球队中一位非常出色的队员。1924年12月，经过层层选拔，年仅19岁的富布赖特获得了令诸多年轻学子梦寐以求的罗兹奖学金，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要知道在当时阿肯色大学并不出名，而申请罗兹奖学金的要求又非常高，很多学生都望而生畏。富布赖特日后多次表示，获得罗兹奖学金在很多方面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2]

1925年秋天，富布赖特负笈牛津。他回忆说，“牛津大学对我是个崭新和神奇的世界，也是一次很大的文化冲击”。富布赖特在橄榄球和长曲棍球方面的天赋为其赢得了声望，被邀请参加各种社团和俱乐部，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文化背景的学生。他在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为自己在文学和其他领域知识的贫乏感到羞耻”，因而开始认真地广泛阅读，充实自己。^[3]富布赖特将历史学和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课程。幸运的是，他在彭布罗克学院学习时，遇到了罗纳尔多·麦卡勒姆，一名来自苏格兰的年轻教师，当时只有27岁，对学生认真负责，是一位颇受学生喜欢的学者和教师。麦卡勒姆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因而相对于他的同事而言，对美国有着更多的好感，也非常喜欢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人。麦卡勒姆是苏格兰长老会和英国自由党成员，研究方向是英国选举制度和国际组织。同时，他也是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终其一生都认为国际集体安全组织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这对富布赖特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经常教导富布赖特要以国际主义的视野来观察问题，并鼓励富布赖特游历欧洲，广泛了解欧洲社会，开阔视野。直至1973年5月去世之前，麦卡勒姆一直与富布赖特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就美国的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交换看法，现存的往来信函有上百封。^[4]

1928年6月，富布赖特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决定去欧洲大陆旅行。在维也纳，他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文明社会”。他终日徜徉于剧院和艺术展览馆，漫步在城市街头，沉浸在维也纳的咖啡文化氛围中，听咖啡馆里的作家、画家、演员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谈论“后”各种艺术流派，辩论凡尔赛体系下魏玛共和国的困境。后来，富布赖特对维也纳的“卢浮宫咖啡馆”更感兴趣，因为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记者。也正是在那里，富布赖特结识了曼彻斯特《卫报》驻巴尔干地区的记者麦克·福多尔。此人对中欧事务非常熟悉，擅长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剖析东欧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富布赖特对他钦佩有加，称他是自己所见过的“最博学”“最善良”“最有教养”的人之一。^[5]

从1929年春开始，富布赖特、福多尔结伴而行，一起游历了中欧和希腊，并采访了许多重要的政界和文化界名流，其中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也结识了很多重要的新闻记者和作家。这些采访和社交活动让富布赖特对国际政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他以后提出国际交流计划是大有裨益的。他曾这样回忆说：“从赴牛津开始，多年的国外旅行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要说清到底如何影响的并不容易，但我相信这一切都对我以后关于富布赖特交流计划的想法有影响。”^[6]

本来，福多尔希望富布赖特能成为《华盛顿邮报》驻东欧的记者，但因为富布赖特在雅典患病，只得于1929年离开欧洲乘船回国。富布赖特在家乡一边修养，一边帮助母亲照料生意。富布赖特的父亲1923年因病突然去世，全家只好靠母亲的辛勤劳作支撑着，自然非常希望富布赖特能留在家中。此后不久，富布赖特去华盛顿出差，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伊丽莎白·威廉斯，两人一见钟情。因而，富布赖特选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并于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司法部兼职。1932年6月，两人喜结连理。1936年，富布赖特和妻子离开华盛顿回到阿肯色，一边帮助母亲管理农场和生意，同时还在母校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兼职教学，过着惬意、悠然的生活。他教学认真，颇受学生欢迎。1939年春，他被正式聘为法学院副教授。9月，阿肯色大学校长突遭意外身亡，新的校长人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时，富布赖特的母亲通过自己所办的报纸，已经在阿肯色州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并且时任州长卡尔·贝利也是她家的常客。她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使富布赖特成为阿肯色大学校长。时年他才34岁，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富布赖特在担任校长期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抨击时政。1940年10月，他在小石城举行的美国商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阿肯色州的经济问题”演说，指出贫穷的阿肯色州实际上成了东部资本家的殖民地；尽管这里拥有丰富的土地、石油、铝、铝矾土等资源，但大都为来自其他州的人所开采，阿肯色州人所得到的只是每天1.5美元的一些工作。他强调，只有联邦政府提供持续的、大规模的援助，才能为落后的各州摆脱贫困和外部控制、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带来希望。这一思想成为他日后支持美国政府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主张的萌芽。^[7]

富布赖特对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思潮给予了尖锐批评，呼吁美国民众决不要被孤立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所迷惑。1940年7月，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大西洋共同体的构建，捍卫西方文明和世界和平。他说，“我们当然不想要一场战争，如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一样，但问题是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认为，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还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强调希特勒的行为严重威胁了整个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事关整个西方文明的存亡。因而，他成为威廉·怀特领导的“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强有力的支持者。^[8]富布赖特还致信罗斯福总统，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援助英国，认为不能期望美国国会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倘若罗斯福能勇敢、果断地应对战争，“我确信美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将热情地支持您”。他本来要在密苏里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抨击那些孤立主义参议员所提出的“胆怯的、旨在逃避义务的政策”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危险之一”。但是密苏里大学校方担心，这一演说会冒犯恰恰是孤立主义者的该州州长，要求他对演说稿的内容进行修改，遭到富布赖特的拒绝。因而，密苏里大学取消了对他的邀请。^[9]

富布赖特虽然深受学校师生拥戴，但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40年阿肯色州州长选举中，得到富布赖特家族大力支持的贝利被富布赖特父亲以前的政敌霍默尔·阿德金斯击败。1941年6月9日，在阿德金斯的授意下，不顾学生们的抗议，阿肯色大学董事会解除了富布赖特的大学校长职务。当晚，当已经被宣布免职的富布赖特登上演讲台向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介绍致辞嘉宾时，学生们都自发地起立，为他鼓掌达数分钟。

虽然富布赖特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仅仅两年，但这次经历使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尽管他被解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但在一年之后，富布赖特自己也介入了政治。1942年，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告诉他，自己打算放弃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而竞选参议员，建议富布赖特参加阿肯色州第三选区众议员的竞选，接替他在国会中的位置。尽管富布赖特并没有想过要从政，况且对这一选区也不熟悉，“仅仅到过该选区10个县中的3个”，但他在阿肯色州民主党委员会以及他母亲、妻子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最终决定参加竞选。在1942年9月举行的阿肯色州民主党会议上，富布赖特呼吁，今后两年民主党领导人应在建立世界组织方面提出一项“大胆的、积极的方案”。阿德金斯曾指示阿肯色州福利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一定要充分发挥在第三选区的影响，尽一切努力击败富布赖特，称如果富布赖特当选的话，对他来说“将是最为耻辱的事情”。虽然如此，凭借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家庭的财政支持，富布赖特赢得了选民的普遍支持，最终如愿以偿，击败了竞争对手。通过这次竞选，他也深深地认识到，“不论是在国会还是参加激烈的竞选活动，立法机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具有弥合分歧、达成妥协的能力，因为在政治问题上没有绝对化”。

[1] J．William Fulbright，The Price of the Empir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9，p.154；Randall B．Woods，“Dixie's Dove：J．William Fulbright，the Vietnam War and the American South，”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Vol.60，No.3，August 1994，pp.533-552．

[2] Haynes Johnson and Bernard Gwertzman，Fulbright：The Dissenter，Garden City：Doubleday Company，1968，p.26．

[3] Ibid．，p.27；Fulbright，The Price of the Empire，p.208．

[4] Rabdall B．Woods，Fulbright：A Biogra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4；Herb Gunn，“The Continuing Friendship of James William Fulbright and Ronald Buchanan McCallum，”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Vol.83，No.4，Autumn 1984，p.417．

[5]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30．

[6] Fulbright，The Price of Empire，p.209．

[7]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43．

[8] Karl E．Meyer，Fulbright of Arkansas：The Public Positions of a Private Thinker，Washington：Robert B．Luce，1963．pp.1-2．

[9] Woods，Fulbright，p.60；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