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立储

1899年上半年，表面看来政变后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暗地里新旧各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因此不时还有废立的消息传出。5月《字林西报》报道：“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焦虑。”《知新报》转载这一消息时，将信将疑。[1]

9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因光绪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将通晓医学被征召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的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广东驻防汉军监生门定鳌饬往原籍。此事非同寻常，引起海内外颇多猜疑。郑孝胥在9月8日的日记中判断：“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2]门定鳌回粤后声言：皇上实系无病，所有脉案，俱系太后令其照开，故门君愤惋请回。[3]同日香港《士蔑报》报道：

据上海某报之言，谓得接北京消息，知西后所造之铁屋，乃所以监禁光绪皇帝于其中，定于本月废位，而另以一九龄童子继位，仍以西后训政，此童子名溥巽，乃澜公之子云。

9月10日该报又报道：

中国皇帝阴令心腹内监持密诏往与日本公使，求其转达日皇，设法相救，谓事机极急，稍迟则不独政权无再操之日，即身命亦恐不保。[4]

这时京师内外，传言纷纷，互相歧异，真伪莫辨。或谓光绪病重，陷于慢性肾脏及心脏之痼疾[5]；或称春明大有佳音，康有为将归国[6]；或“都中消息，极为骇人”，令人不明就里，忧心忡忡，四处打听，“实在如何，尚望详示。外患如此，而继以内忧，恐人将乘吾隙矣”；甚至有传闻说，“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须有一番争论”。朝内各官分为两派，刚毅若回京，必然助庆。[7]

在传言四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和海外商民接连不断的归政呼声中，旧历己亥年即将过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24日，清廷突然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此举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目的之一，可能也的确在此。

建储似乎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既没有保皇会所要求的归政，也没有守旧党所期望的废立。就前者而言，或认为政变后西太后一直蓄谋废立，并无归政打算，海外商民的归政诉求，只是延缓了废立的时间。1899年6月20日，宋恕函告孙仲恺：

近闻政府已与鄂帅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再与鄂帅订定：“如南洋刘帅有异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两江总督永归鄂帅。”大约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内。其大事为何，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

12月30日他再次函告孙仲恺：

太后万寿，海外数百万商民合词电致译署祝寿，并热切请归政皇上。京师大事之举，部署本已大定，因此之故又暂从缓。执政者言于太后曰：“海外数百万商民之请归政，皆康、梁所指使也。故非先杀康、梁不可行大事。”因此有发明谕购康、梁之举也。[8]

不过，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正是大批海外商民要求复政，并与康、梁连成一气，令西太后感到恐惧，于是重下决心，再行废立。而其间当朝执政的守旧官僚起了推波助澜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1899年10月上旬，清廷两度发布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傥论。25日，翰林院编修沈鹏应诏草天灾直言折，矛头直指后党要员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认为清朝官制，内外相维，军机大臣，不掌兵权，而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卫五军乃至江南练兵，均归节制，南北重权，集于一身，如果其或生异心，难免为曹操、董卓再世。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凡此二臣所为，皆足感召天灾，诚收荣禄之兵权，以杜异谋；黜刚毅之言利，以平民怨，则人祸息而天灾纾。”太监李莲英私窃威福，天下公愤，应明正典刑，以震慑权奸而风厉天下。折送至总署，总署以体制不合，格不得上。

一个月后，沈鹏再上应诏直言折，正式要求如今“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同时指荣禄、刚毅、李莲英等“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隐与君上为仇雠，“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而“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要求太后乘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戢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轨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9]

沈鹏的两次奏参，“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上海《中外日报》《沪报》皆登其文。[10]11月中旬，南下筹款的刚毅回到北京，趁机将海外商民请求归政的消息透露给慈禧，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宋恕称：

己亥秋后，刚毅又力请速了大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权，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权，则大事可速了。……而刘坤一“着即来京陛见”之旨不久而下矣。军机传电：“太后深念老臣，渴欲见面一谈劳苦。”以此虚优，骗安湖湘之心。一面命新署督于封印时候赶接印，印已交，而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11]

刚毅回京后递手折开列各省督抚从违之意，“极言惟刘坤一最与圣上意合”，又“谓去年政变时，刘独有电阻梗废立，今议立嗣大事，不先去之，彼必有碍大局。故太后立意解其兵权”。[12]其时荣禄曾密电试探刘坤一的口风，后者答称“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意上”[13]，仍然坚持反对废立。

召刘坤一进京陛见在12月24日，在此之前，主要是设法除康。是年10月，康有为以探望母亲病重为名，从美洲东返香港，令清廷感到紧张，加紧行刺计划。其时刚毅恰好在广东，忧虑颇深。皮锡瑞记文廷式所言：

党祸不足虑。现在空捕康、梁，并王照不问。因康到澳门之故，二人讪长信太甚。长信宁亡大清，必诛康、梁，不至株连他人。[14]

刚毅返京后，“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15]。在其推动下，清廷先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其实是“西后因各外埠华商电请归政之事，特命李赴南洋，借查察商务为名，欲以观商人之意向，设法劝诱，使向西后而背皇上”[16]。继而改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暗中主持绑架暗杀康有为以及抓捕保皇会员亲属之事。又发布上谕，悬赏购线，以除康、梁。鉴于环境日趋恶劣，康有为只得远避新加坡。

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的另一原因，据说是为了试探各国对于废立的态度。其时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宅，一日，荣禄过访，

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17]

不过，改废立为立储，并非仅仅由于外人的干涉。至少到1899年12月初，废立之议，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上海各报接北京来耗，均言伪政府确已决计明年改元，另立新主。京官不预其谋者，闻之皆惊骇，深虑大局之难挽。李鸿章、徐桐、崑岗数人，各效忠诚，苦谏西后，谓倘必废立，则请先行斩彼老臣，以免干涉此悖乱取危之事。是时张之洞、刘坤一、谭锺麟皆有亲信人在京探传消息，一闻此耗，登即飞报。故西后正在踌躇未决之际，忽接刘、张各来一电文，又刘、谭二人联名来电一纸，均切谏废立，奏请勿为此举，以免国家分裂更早于外人之瓜分。有此诸电，西后乃暂罢议。[18]

张之洞、谭锺麟反对废立，未见其他证据。让慈禧改变决定的关键人物，看来还是荣禄。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废立之事开始提上日程。王照称主动者为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人，己亥冬，他们在北方五省安插好同党，载漪的胞弟载澜出任京师步军统领，内外一切布置就绪：

于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密请太后一阅。太后可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总统董、马、张、聂、袁五军，势最大也。二人往见荣，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尔。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踉跄奔入，良久不出。天正严寒，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荣相之入，乃寻樊云门议答法也。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筋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相曰：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相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相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划。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19]

恽毓鼎的记载少了些笔记小说的渲染，而显得比较实在：

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详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20]

上述各说，虽为相关者的记录，却并非出自直接当事人之手，而是辗转传闻，或事后回忆，其中难免真假混杂。内廷之事，历来隐秘，致使坊间传闻多歧。戊戌庚子之间，朝局动荡，令人无所适从，朝野官绅，更加小心谨慎。即使在日记书信等私下文字中，也颇多保留。事后往往还要再加处理。因此与这一时期政局的复杂多变相比，相关史料相当稀疏。如被严复指为“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的王文韶[21]，其日记刚好缺政变至立储部分。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文电，不仅量少，有的后来出版时还有所删节。综合各说，清廷再议废立与保皇会及海外华人要求复政直接相关，刚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荣禄等人的反对或居间调解，废立改为立储，可进可退。

[1] 《知新报》第89册，1899年6月8日。

[2]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35页。

[3] 《谕旨照录》按语，《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1898年底清廷就曾更换医治光绪有效的医生，令刘坤一感到疑惑（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复彦咏之太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0页）。

[4]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0册，1899年9月25日。

[5] 《支那朋党论》，日本《东邦协会报》1899年9月10日，引自《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6] 孙诒让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80页。

[7] 《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

[8]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0—694页。

[9] 《知新报》第108册，1899年12月13日。

[10]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3页。另据12月22日日本《东京日日报》报道：“工部尚书廖寿恒革去军机之职。闻廖为翁同龢门生，前日翰林院沈鹏参劾三凶之折，为刚毅等见，以沈为常熟人，疑为翁党，遂追寻原因，谓廖主使，迁怒于廖，故设法逐之也。”（《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10册，1900年1月1日）

[11]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宋恕集》下册，第696—697页。

[12] 《英人公论》《深畏老臣》,《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1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2页。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08页所引赵凤昌语，但赵将刘坤一此时的复词与戊戌相混淆。

[1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80页。

[1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12页。

[16] 《北京要事汇闻》录1900年1月3日香港《士蔑报》,《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

[17] 章华：《语林》,《戊戌变法》第4册，第321—322页。《知新报》称：“据京友传说，在太后之意，本欲选溥儁入承大统，当时单召荣中堂入见，曾议及此事。荣中堂深恐外国干预，求之再三，太后遂令荣中堂探各国公使语意。荣禄商之于李鸿章，李鸿章亦以为难。不数日，李鸿章简任粤督，将行之前一日，各公使往谒，询及废皇上之信是否确实。李答以不知，即乘机进言曰：设有此事，各国将如何？某国公使首先曰：此贵国事，吾国何得干预，惟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耳。他国公使有谓然者，有只笑不言者。李得此消息，遂混以他语而散。次日临行，因不及见荣禄，使人告之。荣禄知不可，而太后之意，又执不能回，因急与崇绮谋。崇绮入宫求太后数次，于是太后改为建储之命。”（《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3册，1900年3月1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引赵凤昌语：“西后急欲行废立。己亥，合肥在大学士任，一日法使访询果有此事否？外国视一国君主无端废立，决难承认。午后荣禄往访，传西后意旨，欲探外使口气。合肥即以今晨法使言述之。合肥知都下不可居，谋出外，旋督两粤。”（第308页）李鸿章外放原因，歧说甚多。亦有指其预闻废立之事，而借故脱身，避开浑局。

[18]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8册，1899年12月13日。

[19]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第1辑，第7—8页。

[20]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77—478页。另据吴庆坻《蕉廊脞录》：王文韶“生平相业无可称述，然当己庚之间东朝意主废立，尝示意文勤，文勤力陈不可；庚子拳匪之讧，亦颇谏诤，几为端王诸人所诬陷，微荣文忠力保全之，亦与袁、许诸公同弃柴市矣”（第80页）。

[21]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