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救上

戊戌政变骤然发生，得知光绪和维新派蓄谋异动的西太后盛怒之下，不仅杀人泄愤，而且一度有废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果。[1]不过，西太后及其所谓后党，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清除异己。但凡通过政变形式来解决政见与派系矛盾，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将政敌尽可能地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坚决杜绝任何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权力执掌者而言，其政坛异己包括三类，一是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二是拥帝的所谓“帝党”官员，三是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士。除被处决者外，光绪囚禁于瀛台，帝党官员或流放或革职或软禁，变法派则或逃亡或隐匿。对此，当朝执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光绪是帝党官员和变法派的政治依靠与精神寄托，政变后西太后重新训政，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并遭幽禁，形同傀儡，名义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绪的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党和变法派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也是令旧党如卧针毡的一大心病。西太后在生固然能够控制局面，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忧心忡忡。旧党官僚尤其害怕光绪长命于慈禧的潜在威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

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2]

日本《时事新报》据北京特派员报告：政变后“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3]。执政者一直蓄谋废光绪乃至将其置之死地。西太后开始大概只想废去光绪的帝位，但担心外强干预，于是试图造成光绪病重的假象，趁机去之甚至除之。对于已被革职流放的帝党官员，当朝执政也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而后快。至于对各地的维新人士，更欲大肆株连，一网打尽。

在政变后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对于当朝执政的上述企图，地方大员即使有所不满，一般也不敢表达。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别敢于直言的重臣。赵柏岩记：

两江总督刘坤一累电请保全皇上。仓卒政变，海内皇然。有谓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闻之，流涕曰：“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因三电政府请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4]

所说三电，可以查实两次。一为张謇拟稿的致总署电。政变时清廷诬指康有为等人进药毒害光绪，以便一石二鸟，既追究维新派，又加害于光绪。9月25日，清廷明诏急征名医。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署：“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他还请总署代奏，查照9月间的两次谕旨，“曲赧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5]。在当时环境下，如此表态，的确需要勇气。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曰：‘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到恰好，盖信。”[6]则是电当出于张謇之手。

另一次为陶森甲拟稿的复荣禄电，胡思敬记：

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逾年乃建东宫。[7]

政变骤起，光绪缺乏可以应对的力量，只能设法保住康有为等人，密诏让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为则深知没有光绪作后盾，自己就失去权力来源，因此出逃之前，于9月19日匆匆拜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过他们探询向英、日两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可行性。[8]救主不及，康有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设法谋求复辟之道。政变后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关于光绪病重和废立的种种传闻，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开向各省急征名医，使得康有为等人感到光绪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后草拟的《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强调：光绪亲政之时，康强无疾，

乃废立次日，忽矫诏书，称四月以来圣躬不适，求医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此则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愤者矣。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嬴，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

在变生不测，事起仓促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强仍是首选，康有为决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为此，他将所奉第二道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为“奉诏求救”的行为张本[9]，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层正统性色彩。

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英、日两国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开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们出面，联约德、美等国，借助外力保全光绪，并进而迫退慈禧。这方面康、梁无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与英国人士交涉，后者则展开对日联系。9月25日，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Baurne）谈话时，热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他说：光绪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将继承皇位。“假如英国肯派两百名（?）军队帮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执政”[10]。到香港后，又试图说服英国议员贝斯福相信英国应出面拯救被守旧派幽禁的光绪，帮助他实行变法[11]；并且面晤提督白丽辉，请求援助[12]；还屡次致函李提摩太，请其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义，保全皇上。[13]

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在日本军舰上听说《国闻报》刊登光绪病重，清廷明诏征集名医的消息，担心光绪不堪忍受或旧党暗下毒手，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告以“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到日本后，两人又不断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联络，“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14]

如何实现借助外国力量达到光绪复辟的目的，有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和“隐微之工夫”两种办法。所谓隐微之工夫，亦分两类，一是康有为所希望的由英、日等国派少数奇兵再度发动政变，迫退西太后；二是如康有为与宫崎寅藏在香港所讨论的，派日本壮士刺杀西太后。[15]此类计划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局势混乱之际或可趁乱实行，一旦慈禧控制住局面，就不是少数兵力或侠士可能做到。梁启超等人认为：“仆等初时欲主隐微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当易行，今已难行矣。”

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即梁启超对日本人士所说：

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

也就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而这样做单独一国的威力不足，需要数国联合施压。除英、日两国外，进入康、梁视野之内的还有德国和美国。“若仆倾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公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米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之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米、英而乞之。”[16]11月康有为再度致函李提摩太，提及“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仗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17]10月31日，有人以“中国各省士民”的名义发布“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呼吁其电达英京，扶持光绪恢复皇图，“退衰谬而进贤良，斥佥壬以安社稷，革除旧习，重布新猷”，再造中国。[18]

政治交易，首要原则是避害趋利，仅仅靠施助的一方仗义执言和接受的一方心存感激，往往并不可靠。康、梁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设法打动英、日。其一，强调恢复新政有利于各国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利益。康有为告诉李提摩太：如果复辟成功，“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19]。梁启超则一再强调中日两国利害相关：

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20]

其二，突出俄国与守旧派的关系，或明或暗地指示光绪如果不能复政，亲俄派的守旧党将使中国日益为沙俄所控制。9月25日康有为在与班德瑞会谈时就言词闪烁地将政变与沙俄拉上关系，指“皇上与西太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了，因为皇上是为了英国而西太后则是为的沙俄”，甚至称西太后为“沙俄的走狗”。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变有任何外国的影响，班德瑞还是得出结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21]梁启超致函李提摩太，也刻意指出：“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22]不无巧合，《知新报》刊登的“中国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同样有此内容：“中国之势，现分二党，旧党恃俄之力，俄得旧党附和，必得中国。新党望英美之援，实欲力保主权，以与泰西均势而底太平。”[23]

相比之下，梁启超更加强调俄国对日本的威胁。9月27日他致函伊藤博文时称：

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他进而表示：

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24]

一个月后，梁启超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更将政变原因归纳为帝后、新旧、满汉、英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中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定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以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25]

其三，利用英、日两国彼此竞争的心理。康有为在香港见宫崎寅藏时就故意显示英国对其如何热情，试图以此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26]而写信给李提摩太，则称：“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27]梁启超在致大隈重信函中，也谈到国际局势的消长变化与各国的战略方针息息相关：“仆尝观英国近年来政策着着退让，未尝不为之顿足。见露、独之政策，或如鸷鹰，或如瘈狗，未尝不为之震惊。欧洲未来之胜负决于是矣，窃知贵国政府之必慎所择也。”[28]意在刺激日本大胆进取。

康、梁等人的言行如此协调一致，当是经过协商。如他们担心西太后和守旧党拒不还政，为了减少阻力，降低列强出面干涉取得成效的难度，提出赎买对策。康有为向英国人建议：

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29]

梁启超的主张与之相同，陈说则更为详尽，认为政变并非尽为西后之初意，而是满洲党担心改革不利于己，必须去皇上，才能阻止改革。

今若骤胁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米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合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之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既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既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愤，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30]

英、日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防止俄国的势力因亲俄守旧派掌握政权而坐大，以不同方式保护被追究处分的变法派官员和绅士，也设法阻止当朝执政谋害光绪的企图，一些朝野政治人物甚至谋划过改变政变结局的可能性。据说日本的大隈重信、犬养毅和矢野文雄，就曾为光绪谋复权之策。但要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出面甚至不惜使用包括出兵在内的政治手段为复辟开辟通道，则牵扯过大。况且，英、日两国朝野之间对于中国的维新变法和政变的相关各派，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康有为的改革过激而西太后不至于全面倒退，政变只不过使改革的速度有所放缓。当权者尤其慎重，其采取何种对策，主要还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31]

英、日等国政府发现慈禧很快便控制住了局势，而且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指陈的，采取排外的政策，于是非但没有出面为帝党和变法派讨回公道，反而很快开始协调与清政府的关系。9月30日，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利报告外交部：

最近两周，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政变后之所以立即散布开来的惶惶不安的情绪，主要是由于事件发生得突然，从而引起了惊讶心理。现在情况已经大白，慈禧太后过去执政时期的经验表明，没有理由可以预料她将会敌视欧洲人到底……英国人总是本着他们做事情的惯例，抢先站到势力最强的一边。……伦敦内阁对于北京这次政变从一开始就非常审慎，看来它现在是把这次政变看成中国的内政。

其后，英国驻华外交官因为得到来源各异、判断不一的报告，对于形势的估计有过一些波动，但基本趋向是稳定与训政者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它。11月5日，巴夫罗福报告俄国外交部：

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日本目前的态度极端审慎和矜持，这些看来已经使康有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32]

[1] 参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第8章第3、4节。西太后杀人，公开宣示的理由不一定完全反映真实想法。据说“皇上谋围颐和园谋杀太后，人人言之，若追究所据，则言人人殊；变衣冠亦有言者，追究之亦如此；是以知皆莫须有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从近年所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可见，当年坊间传闻，事出有因，当局知而不言，另有隐情。

[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

[3] 宋玉卿编：《戊壬录》，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1卷，第259页。

[4] 《赵柏岩集》，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68页。有关记载，该书多已排列。

[5] 《寄总署》，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31页。

[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58—859页。

[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刘张优劣》，第58页。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编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6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三章《政变之后》第二节《法医入诊》和第三节《己亥建储》，叙述相关各事最为详尽。其判断后一事在1898年冬，当据王照之说。

[8]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79—180页。

[9] 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第39—61页。

[10] 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27页。

[11] 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9页。

[1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13] 《戊戌变法》一，第413—416页。

[1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2、1209页。

[15]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37页。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10、1082页。

[1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5—416页。

[18] 《知新报》第74册录上海《中外日报》,1898年12月13日。

[19]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4页。

[20]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09页。

[21]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27—528页。

[22] 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第164—166页。

[23] 《知新报》第74册，1898年12月13日。

[2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2页。

[25]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93—1196页。

[26]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39页。

[2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28]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96页。

[29] 《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30]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09页。

[31] 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三章《政变之后》。

[3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8、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