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国民发动

庚子中国议会及其政治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民间和民主色彩；二、行动方式不拘一格；三、组织上兼收并蓄。

国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反映出新学士绅对欧美近代民主宪政的接纳，显示出由他们代表的民权力量的增长。如果说，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官员来表达兴民政的意愿，那么国会的民间性则成主导特征，即使策略上对官依靠利用，也有其他选择作为支撑或后备。这种民间性既有传统民本观主导下绅权制约皇权、独立于官权的延续，又有近代欧美民主精神所激励的国民意识的增长。

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而不能一味为所欲为，否则士绅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间作出两难选择。维新运动兴起，新学士绅日益认识到救亡振兴只能依靠民间力量，并开始用西法进行实际的政治动员和组织。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

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

夏曾佑认为：

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一支之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2]

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

堂堂中国政府，惑邪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3]

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最佳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在国会。直到1901年拒俄运动兴起，汪康年等结拒俄会，周善培还认为：“夫推会之宗旨，固以拒俄，然亦假借以为国民发动力之起点，夫其圈线固不限于俄之拒而已也。”[4]可见以民权兴民政已经成为有意识的行动。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或有什么不能跨越的界限。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

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5]

汪有龄认为：

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6]

孙宝瑄也说：

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7]

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

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8]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其行动方式并未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来断定政见。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9]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况且，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到绝望境地，就不愿意社会流血。

方式手段趋同，与各派公认以兴民政为救亡图存大计密切相关。亡国危机令各派政见的相同处凸显，分歧则退而居其次。近代中国的趋新人士本来为数不多，开始的政见分歧与派系界限又不甚分明，一些因利害而起的冲突摩擦，往往令旁观者为之痛心。戊戌汪康年与康、梁不合，许多人出面劝说，力图化解矛盾。汪有龄认为梁启超以意见不恰而独树一帜，为开风气起见，固无不可，但不应争闲气，“中国所谓卓卓者尚且褊私如此，夫复何言”。他虽然主张全力相争，“然所谓争者，不在诉曲直，不在记恩怨，惟在报而已矣。问心无愧，可以大度处之，将来渠当自悔其卞急也。龄所切望着，倘现在可以转圜，使各立后不伤和气，则请阁下为大局计，屈己下之。或托人调停，或自行陈谢。气虽折矣，理则益壮，阁下之苦心更为人所钦仰，而大局亦不至稍有摇动，似为正策。否则使将来共事者咸引汪、梁以为殷鉴”。并希望汪康年“现在如有诉卓如短处者，乞阁下一笑听之，有为持平之论者，请阁下改容纳之。龄非欲阁下自屈，乃望阁下以屈为伸也”。[10]

高凤谦得知梁启超挟诏旨与汪康年为难，以为“迩年以来，言斯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藉口，而维新之机失矣”。曾致函汪康年加以劝解。戊戌政变，高凤谦“痛心疾首于发难之人，而康、梁之短长，固不暇计较也。夫康、梁平日举动，固不无可议，即康之书、梁之诗，辞气间少忠爱诚恳之意，弟亦不以为然。惟此番祸变，君国之事，非康、梁之事，即必归咎于康、梁，则恨之可也，嘲之不可也；恶之可也，幸之不可也”。对于“《中外日报》时时丑诋康、梁，颂扬逆党。若甚愿其有此事者，弟所不能无疑于足下也（彼时未知足下及尊嫂之病与昆仲不与《日报》事，故甚怪足下）。今《日报》虽属曾君，足下有可以规益者，似当尽言，力持清议，勿为守旧者所笑”。[11]

后来汪康年与梁启超化解前嫌，陈锦涛闻讯来函志贺：

吾人同处支那，实如同舟共济，今舟已遇风浪矣，舟中之人当泯其私嫌，得以同力合作，以度苦海。不然则是者亦死，非者亦死，长长太空，料不于此千百万微生物之大没日，而特设一审判日也。来信云今之嫌隙已泯，是公有至人之量，可谓公幸，亦可为吾人之幸也。[12]

夏曾佑认为满汉平权即可化合革命与革政两党，颇有代表性。其中一些活跃人物认为各派根本目标一致，“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13]。加上每一派的实力都严重不足，不能应付全国性危局。而且派系之分未久，宗旨差别若隐若现，人们对此认识尚属朦胧。各派内部的小集团，又往往与别派有所共识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调节沟通，有人积极呼吁，有人从旁协助，有人众望所归，“必当合而不当分”[14], “必大合而后能办妥”[15]，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16]。这一大合局面，以长江为中心，以国会为最高组织形式。其作用如田野橘次所说：

予初闻中国议会之名目，但知其不过为庞然无序之团体耳，至于实力，则未必有也。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诚，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主人翁也。[17]

当然，各派的分歧依然存在，加上复杂的人事纠葛，合作时冲突不断。大合阵营中不同派系互争雄长，同一派系里小集团彼此掣肘，由此开近代中国政坛无谓党争的恶例。

自武汉事败之后，康、汪两派竟至各为秦越，而终不能调和，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

大敌当前而内部纠纷不已，令参与其事的日本人士大为叹息：

且今日当道之官司，满清之奴隶，无论若何党派，凡为维新之士，一概严捕而诛戮之。在新党能合力一心，以谋抗拒之策，以图自立之机，犹且不暇，况或自相冲突相解散，其不为异族所戮辱，则为顽固者之话柄而已。

他们“亟望新党之化意气而谋合群，图大业而忘小嫌”。[18]

朱淇鉴于“今日维新志士已不可多得，若伤残一人，则是中国志士少一人，残害国家元气，莫甚于此。他日中国终不能不维新，若此时已将志士残害，则将来维新之时，恐人材不足用矣”，特撰《圣朝无党祸论》，欲为党人作大解脱，以免当道以“康党”二字罗织中国志士而聚歼之。[19]可惜良好愿望未成现实，此后进步势力的朋党之风不绝，内讧不断，不仅妨碍直接目标的达成，更使中国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形象大受损害，步履维艰。如何发扬政治精英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抑制其宗派意识，遵循民主制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一大关键。

剖析庚子中国议会的史料与史实，启示颇多。对此事件看法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后来政局的变化和研究中两极对立的观念，妨碍了全面、历史、细致地观察问题，革命与保皇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

参加国会的人士固然不乏主张激烈者，如唐才常，另如丘震，梁启超称之为“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20]。而多数人属于革政势力的渐进派，“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希望“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21]，政治表现鲜有大放异彩之时。有的后来更趋于保守颓唐，绝足政坛，袖手神州。但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他们一片天下己任的抱负热忱，不仅毫不逊色于革命先驱、维新志士，而且曾经实实在在地协手合作，共赴国难。

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58—1059页。

[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45页。

[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29页。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8页。

[5]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58—1059页。

[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六月五日，第368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68页。

[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75页。

[1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49—1650页。

[1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85页。

[1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14] 同上。

[15]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323页。

[1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1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5页。这段文字较井上原文增加很多，当反映田野或译者的意思。

[18] 同上书，第36页。

[1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34页。

[20]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7—18页。

[21]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5，年谱四，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