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各方关系

中国议会存在前后不过月余。自立军败，清政府从查抄的文件中发现大量牵及国会的证据，指名通缉，容闳、汪康年、吴保初、丘震等被迫出亡或隐匿，国会即告解体。但由于它集合了国内主要的新党势力，又得到海外革命、保皇两大政派的支持，计划以民间力量组织新政府，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相当重大。这从国会与各方的关系可见一二。

保皇会方面，虽然康有为列名国会，但始终将重心放在两广，对自立军未予全力援助。他和容闳关系较好，对唐才常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联合大举方针予以默认，对汪康年等人则心存芥蒂。自立军失败后，康有为听信传闻，认为：“汉事之败，由汪康年一人之泄。而诛死数千人，惨不可言！”[1]“此事全由汪康年之泄，或以为出邱震来，硬坐东文译社，考察踪迹，故致泄露。”“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其实汪再度入鄂的目的，应是设法收拾自立军余烬。保皇会的徐勤等人更因此而试图毒杀汪康年，因康有为不赞成而作罢。[2]

汪康年的确因自立军一些头目的投诚行为与清政府有些瓜葛。张尧卿致汪康年函谓：

前呈辜君之函，未及晤谈，甚为歉仄。如执事饬人去宁，必须秘密，恐为作恶辈所知，又多一番疑忌也。余道宪所禀弟等之事，已奉刘岘帅批准，免于追究，咨请鄂督湘抚销案。至发给公文护照至各处解散胁从，尚在酌议。颜梓琴统领今日去宁见制军时，必面陈一切，俟乃君返沪，再定行止。[3]

在此前后，张尧卿帮助清方诱捕师襄，汪康年也是知情者。

不过，汪康年暗助张尧卿，别有隐情。罗振玉记：

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与闻长江事，惧连染，乃诣江督告密，谓事变由会匪煽动，簿其名以上，且自请捕之。江督许焉。时汪君穰卿主《中外日报》馆，已练达世事，议论日趋稳健。顾平日负侠气，闻而不平，谓会匪诚可诛，然既与同谋，败而下石倾险，孰甚焉？乃阴资诸会匪纵之去。某愤甚，于是又以汪某实为首领告。穰卿时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观察（森甲）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某乃接浙去沪。[4]

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帮助到沪的会党成员逃往香港，因此遭到清方的追究。

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岘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5]

夏曾佑认为汪康年“得罪两面，实可虑。当设法散释一面，择其急者”。“我等总以二面均绝不与闻为长策耳”。同时感到“彼党仇公，毫不足虑，并防备亦不必。彼不能刺双火、君瑞而能刺公哉？刺贵人，勿刺平民”。[6]戊戌后，保皇会中只有梁启超经人调解，与汪康年尽释前嫌，极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联合大举。汉口自立军败，他刚好抵达上海，和国会的狄平、赵从蕃、丁惠康及井上雅二等人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国会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值得深究。该会中容闳、汪康年、汪有龄、周善培、文廷式、郑观应、唐才常等前此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唐才常最早向革、保两派提出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纲领计划，并得到孙中山、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8月，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步骤，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行动，亲赴上海，参与中原大举。同行者还有化名张浍、高绣延的唐才常派成员。则孙中山赴沪，不仅出于先期约定，很可能还是自立会或国会的邀请。

汪康年一派也考虑过与孙中山的联合。东游归来，汪虽然认为孙中山无能为，但并未断绝与革命党的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还会见了孙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7]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形成鲜明对照。[8]与汪关系密切的周善培，1899年在日本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他得知汪、唐有隙，不能通力合作，劝解之外，建议汪康年“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9]。

国会筹备期间，汪派认真讨论过与各种力量的关系组合。夏曾佑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他认为不能指望张之洞、梁鼎芬，也反对依靠“欲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而“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对于革命党，他虽说“与中山合，此较妥”，但担心“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因而提议：

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0]

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坚持“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 “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1]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2]则汪派与革命党虽然政见不尽相同，行动上却屡有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3]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程之内。

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不仅对各派联合的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4]。以后容闳还担任了兴中会的外交代表。至于文廷式，他于1900年春访日时，曾与孙中山讨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5]国会成立后，他还到长沙，在张尧卿的协助下，为兴中会散票。[16]

国会与南方几大督抚的关系耐人寻味。井上雅二曾作如下评论：

初，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于中国议会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后支那官吏之入会者渐多，而唐等又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刘、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议。李尝正言曰：“破坏内阁，创立新政府，今之所谓维新党者，吾决不登庸之。”张之洞则自始至终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及党祸频兴，唐才常等被获，议会因之解散，而张之心始快。盖张素与西太后有不可离之因缘，而议会之宗旨，即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亲政，为唯一之要件。此为其所以深恶痛绝之一原因。彼之观念，以谓皇上亲政，则康党必见登庸，康党登庸，则岂能容彼等之老朽据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尽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余地也。[17]

在此期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实行东南互保，抵制清廷与列强开战的旨意，表面似与国会的宗旨吻合。国会成立时，不仅李鸿章不见怪，刘坤一不妨碍，就连张之洞也未加干预，张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18]。

张之洞后来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说：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9]

这不过是表面态度，至于内心考虑，则复杂得多。清政府为守旧党所把持，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较量中保存和发展力量，对于各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构成严峻考验。作为地方大员，既要保证辖区的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止个人权力流失，这些角逐政坛多年的官僚采取静观与敷衍的策略，力求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一方面对时局大事不轻易明确表态，另一方面与各种政治势力交往应酬。自立会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早已无密可保，不少文武官员卷入其中，张、刘二人不会毫无所知。所以置若罔闻，一是政局尚不明朗，二是尚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

国会中不少人是张、刘、李等大吏的戚友僚属，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共识，因而往往互相借重利用。汪康年曾先后专程赴汉口、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进言，以后又与郑观应等15人联名上书李鸿章，请求他们“剿匪劾政府”，或“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国会成立后，他再赴江宁，与同志商量，请刘坤一“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议和”。[20]张、刘虽然拒绝，但未追究。而李鸿章曾自认是康党，接到汪康年等人的上书，只以“乳臭小儿焉知国家大事”一笑置之。[21]

国会与督抚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西太后和端王、刚毅等当朝执政的态度，国会要求督抚实行北上勤王或“自建帅府”之策[22], “不奉贼臣之矫诏”，诛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23]，公开反对顽固重臣把持下的中央政府。而张、刘对西太后“仍感佩服”，李鸿章也与之“有缘难分”。在大乱局势下，他们不能不考虑万一中枢既倒的善后，但其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的任命和西太后的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因而毫无自立或北上的意气”。[24]尽管张之洞见恶于康、梁，而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曾抵制慈禧尽废新法的谕旨，反对重立新储，对待清廷的态度刘却更为消极。陈三立等人为此致函梁鼎芬，强调“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和可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希望其鼓动“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25]不过，“借资鄂帅”在国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夏曾佑对汪康年直言相告：

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26]

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井上雅二认为：

中国议会与张、刘难以并存，如果不废除长江保约，难以推动国民运动，而且无法与各国进行协商。

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进而达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的承认西太后、保全清朝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当形势不明朗之际，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北方乱局。但国会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拿到确证，除“令其军以自立为名”外，

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尊]皇权始”等语。夫尊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27]

自立军失败后，容闳等人仍准备组织团练，实行民间用兵的明暗二法，“明的是以北上西指为名，暗的是组织团练以保护长江一带”[28]。后来汪康年遭到刘坤一缉捕，上书自辨：“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不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指蜚语为保皇会捏造，自称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29]其实，保皇会固有挟嫌报复之意，所说则不无实据。

由于新党与督抚本旨冲突，公开翻脸在所难免。而具体契机，一是7月22日清廷谕令各督抚保护外国人，谋求和局，重新赢得官场的支持；二是自立会起义在即，各地督抚如果继续依附清廷，势必处于敌对立场。唐才常赴汉口之际，在轮船上对井上雅二说：

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30]

张、刘出手镇压大通、汉口自立军，也是势所必然。而在处理方式上，则试图区别对待。被清政府缴获的文件及被捕诸人的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张之洞鉴于“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所涉“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表示“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诛；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他以“尚未得有实据”为词，隐去各人姓名，并亲自撰写《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大量印制，寄往各地，随宜散布，“庶几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陷溺，亦即少一人株连”。[31]这虽有袒护旧属之意，但也表明其不为己甚，不愿树敌过多的用意。他告诉刘坤一：

此次国会中前列查出各省文武官绅甚多，鄙人不肯株累，一线可原，务从保全。若逆乱之尤确有实迹者，不敢不极力访拿，以杜再举而保大局。[32]

他致函伊藤博文，也说：

弟于此辈少年文士，极愿培养其才，开通其智，勗以忠爱，进诸文明，储备国家他日缓急之用。不意康、梁从而煽惑之，得罪名教，干犯王章，鄙人当执法之时，未尝不深悯其愚，而惜其为奸人所絓误。爰特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并于百忙中，别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广为传布，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能少一人附和，极少一人株连，告诫谆谆，亦保全之微意也。[33]

容闳亡走日本后，沪宁等地的国会人士大都没有遭到穷追严查。

庚子后，张之洞成为众矢之的，虽咎由自取，也别有原因。正如当时人所论：

今中国之大臣，其可恶甚于南皮者何限！只以彼等皆与文士绝交往，故遂无私愤。而南皮则喜与文士往来，又往往其交不终，于是私仇公义合为一谈，而南皮之身遂为天下所不容矣。[34]

国会既然自认为民意代表机关，又计划建立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必然成为交际重心。容闳、唐才常等人与驻沪英、美、日等国领事联系密切，国会成立后，由严复、容闳分别起草中英文电报，通告各国，国会宗旨又将联邦交、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置于重要位置。而以东亚同文会为主的日本人士，则有组织地介入了从正气会到国会的核心机密。国会的一些秘密电文，还通过各国领事传送出去，国会的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据说“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35]。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良好。英、日驻沪领事内心轻视国会，而容闳等人则“不大喜欢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官场的人。因为各国领事等只是利用他们来维持秩序”[36]。而且，照夏曾佑看来，“新党见疾于西人，此是定理。和局若果成，必有大不便于此党人者”[37]。

国会与督抚冲突加剧的潜因之一，是因为张、刘等人断然拒绝列强军队侵入长江，并表示不惜背水一战。而全面和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压抑了新党的变政要求，局部的东南互保成为督抚出手镇压自立军的重要依据。列强则借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对其寄望甚殷的新党惨遭屠戮。

中国议会起到动员和组织趋新势力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01年3月，拒俄运动初兴，原国会成员汪康年、孙宝瑄、温宗尧、吴保初、蒋智由、陈锦涛等发起推动，在上海绅商两次张园集会上发表演说，并组织拒俄会。丘震因咳疾不能登台演讲，引为憾事，后来致函《申报》，批驳该报载文“隐以张园两次之集议为干预国政，而坐以主张民权之罪”[38]。钱恂以为：“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者矣。”[39]张之洞得知“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函告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40]

1901年，严复、孙宝瑄、胡惟志、吴保初等组织名学会。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叶瀚、龙泽厚、蒋智由等人加入，叶还成为其中温和派的领袖。由于国会承上启下，戊戌辛亥间趋新势力社团组织的发展保持了一脉相传的继替关系。清末宪政运动兴起，民初实行政党政治，中国议会成员中不少人成为各种团体党派的活跃分子。[41]

[1] 1900年11月26日《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9页。

[2]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章炳麟《革命之道德》称：“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314页）而康有为是函予以否认：“唐、狄皆未告龙，今亦何由知？亦不过与邱揣摩耳。”

[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744页。

[4] 《集蓼编》，罗振玉著，黄爱梅编选：《雪堂自述》，第14页。廖梅书已引及此条。

[5]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248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4页。得罪两面，指清政府和保皇会；双火，荣禄；君瑞，张之洞。

[7] 《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03页。

[8]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6页。

[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7页。

[10] 同上书，第1367、1363页。此函系回答汪康年来信所询问之事。夏曾佑原准备赴沪面议，因沿途耳目众多，恐引起疑议，故以信作答。1900年5月下旬夏曾佑曾提议：“菀生此时有一奇事可做，是合双火与对山之交，此事有奇验，惜菀生不肯为，不敢为耳。”想让王修植作中人，撮合康有为与荣禄。前引书，第1360页。

[11]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02页。

[1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9页。钱恂答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此条附于1900年6月13日所收第26书，而内容提及杨衢云被刺事，应写于1901年。

[13]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9页。

[1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15]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关于文廷式访日事，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中问道：“萍乡东游还否？游有益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5页）

[16]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49页。

[1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6—37页。

[18]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认为，陶“是为探得中国议会的内情而入会的侦探”（《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4日、24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9、372—373页）

[19]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69页。

[20] 《上江都刘岘庄制军书》，汪诒年编纂：《汪穰卿遗著》，第4册。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7—198页；《上海维新党重要人士上李鸿章意见书》,《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明治33年9月1日。

[22] 章炳麟：《来书》,《中国旬报》第19期。

[23] 《上海维新党重要人士上李鸿章意见书》,《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明治33年9月1日。

[24]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22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1页。

[25]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2—1363页。刘表，张之洞；大胡子，梁鼎芬。

[27]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96页。据《中国国会自立军勤王讨贼檄文》，除鼓吹自立、国民，抨击独夫民贼外，尤其强调“我士、我民、我汉族”与“逆后、逆王、逆臣”不共戴天（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第204—207页）。

[28] 《井上雅二日记》,8月26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5页。

[29] 《上江都刘岘庄制军书》，汪诒年编纂：《汪穰卿遗著》，第4册。

[30]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28页。另据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唐才常以“北方无政府为词，藉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同时对会党之运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压抑，似非全无好意者。唐才常多方设法促张之洞自决，张无所表示。唐才常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之洞闻而深恨之，乃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10页）。

[31]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67—169页。张之洞作文前曾问郑孝胥国会兴起原因，郑答称：“旧党蔽塞，功名路绝，躁进之徒，逼而思乱，此其故也。”张“击节称善”。后来张之洞还再三请高梦旦代拟指驳国会文，高写成《劝戒国会第二书》，继而称病力辞（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71页）。

[32]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94页。

[33]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96—197页。

[3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7页。

[35]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50页。

[36]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9页。

[37]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0页。

[38] 《中外日报》1901年3月30日。

[3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13页。

[40]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2页。

[41] 参见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和《郑孝胥日记》。